階級戰爭中的教育|瞿秋白

階級戰爭中的教育

　　——論教育系統的檢舉運動（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

　　現在革命戰爭的緊急關頭，一切戰線上都開展著劇烈的階級鬥爭，教育系統裡也是同樣的情形。不但如此，而且在列寧小學的教員中間，甚至在教育幹部中間，我們可以看見比其他方面更多的動搖，可以發見好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教育系統，從學校一直到機關，都比較的鬆懈，沒有充分的階級警覺性，沒有堅定的布爾塞維克的監督。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舊智識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農或是他們的子弟，這個政策並用不著改變。問題是在於蘇維埃政府和黨的監督必須加強，階級警覺性必須提高。我們一刻也不應當忘記：教育也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教育，才能夠真正贊助革命戰爭；如果稍微削弱這個階級的領導，稍微削弱工農的民主專政，那麼，一些地主富農的分子就會利用我們的教育系統來進行他們的「階級工作」，破壞蘇維埃的教育制度，傳佈反動的復古的思想，甚至於公開的進行反革命的活動。

　　帝國主義國民黨瘋狂的進攻蘇維埃革命的時候，蘇區裡面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必然要乘機活動，企圖要做白軍的內應的。白軍的進逼蘇區，在他們是很好的「復仇」的機會——他們沒有放棄恢復剝削制度夢想的——他們正在竭力破壞蘇維埃政府的收集糧食、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等的中心政策。在白軍佔領的筠門嶺和廣昌，地主富農做嚮導，同著白軍來屠殺和姦淫擄掠，奪回土地……這是極殘酷的階級戰爭。蘇維埃的教育機關必須要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來加強廣大民眾的參戰潮流，首先就要肅清自己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就是說，徹底的堅決的開展教育系統的檢舉運動。凡是不忠實于蘇維埃的分子，貪污的、消極的、怠工的、破壞蘇維埃教育制度的，都要肅清出去，不讓一個「白軍奸細」暗藏在教育機關和學校裡！當然，忠實於蘇維埃，服從蘇維埃法令的舊智識分子，我們仍舊把他們當做蘇維埃職員看待，我們還是要督促他們，勉勵他們積極的工作。然而在這革命戰爭的緊急關頭，我們教育系統的全部，是否有充分的階級警覺性呢？是否有經常的監督和檢查呢？可惜得很，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階級戰鬥極端尖銳化的當兒，那些利用教育機關的鬆懈，利用經常的監督和檢查的缺乏，而混在學校裡、教育部裡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動搖消極分子，立刻就顯露出他們的本相來：

　　敵人進逼筠門嶺的時候，當地的縣教育部長張文輝就表示動搖，縣教育部以下的工作人員反水的反水，逃跑的逃跑。最後，到筠門嶺已經失去之後，省教育部要調張文輝到省，他就卷了一批谷票反水走了。而城市區和羅塘區的教育部長，也反水逃跑不知去向。

　　廣昌縣教育部副部長雷德勝，在敵人還沒有來到的時候，就實行叛變，逃到白區，接著，城市區的教育部長，甘竹區的教育部長，長生區的正副部長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區的教員等有十多人投降敵人。

　　江西的樂安、萬太、宜黃教育幹部叛變反水的有好些，都是區教育部的部長、科長。福建甯化縣教育部副部長包庇地主已經逮捕；代英縣的教育部文書反水，長汀邊區有兩個教員反水。

　　甚至中心區域的汀州市，也發覺了五六個小學教員參加反革命活動，而逮捕了。會昌城的一個區教育部長有反革命嫌疑，已經扣留。瑞京[1]的黃柏區，有一個小學教員寫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的標語。西江莊埠區的教育部長故意把「國民經濟部」寫成「國民黨經濟部……」，把「工農檢察委員會的佈告」寫成「工農檢察委員會的罪狀」。

　　這些現象證明我們教育系統的鬆懈，沒有充分的階級警覺性。是不是可以事前發覺他們的動搖和叛變的企圖呢？沒有疑問，是可以的。例如楊殷縣的事實：楊殷黃圩區教育部部長企圖反水，被國家保衛局扣留，副部長王祥發在工作上一貫的消極怠工，在收集糧食突擊運動時候，就表現十足的官僚主義，敷衍了事的態度，當時就在會議上批評了他，在屢次的鬥爭之中，他始終不肯承認錯誤，已經因此撤職。然而黃圩區的區蘇糧食部長最近忽然「信任」了他，派他去放哨，他就拖槍反水跑走了。接著，這個糧食部長也反水了。這裡，使我們要格外注意叛徒的互相包庇。楊殷縣的小學教員反水的有十一個人，而事前楊殷縣的教育部就沒有警覺的考察過。直到最近，縣教育部才承認了自己的「機會主義的消極」，而開始檢舉的工作，立刻就又發見了黃圩區、武索區、茶元區，還有三四個教員有可疑的行跡和態度——假使再遲緩些時候，這些分子又可以反水逃跑了。

　　這裡，順便的要說，凡是不忠實的分子，必然企圖欺騙蘇維埃政府，而暗中進行反革命的工作。這是要特別注意的。例如：西江縣城中的北郊小學有一個教員在教三民主義的教科書；當中央蘇維埃劇團經過這地方發見三民主義書籍的時候，他還指使學生藏匿。然而我們蘇維埃的兒童是不聽他的指使的！反而是西江的縣教育部兩次寫信辯明這教員不是富農，並不教授三民主義。而事實呢？西江查田運動[2]開始之後，就發覺了他是富農而不是中農的。當然，他這種人向來就在學生中間散佈些「革命無希望」的悲觀思想和謠言，事後都被揭出來了。為什麼早不警覺呢？

　　蘇維埃的教育是階級的教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教育。誰在教育方面脫離了階級路線，他就一定要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同階級敵人妥協，放任階級敵人的活動，也就是客觀上幫助白軍的奸細。因此，在現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必須開展群眾的檢舉運動，肅清教育機關裡的壞蛋和階級異己分子，必須有最高度的階級警覺性。

　　自然，在教育文化方面，我們可以並且應當利用舊智識分子，即使他們是地主資產階級出身，也可以利用。然而，第一，小學教員或是單純的學術工作（自然科學之類），可以叫他們擔任；而教育機關的領導工作，卻決不容許暗藏的階級異己分子來把持。第二，真正有智識的分子，我們需要；而並沒有什麼智識的地主富農，根本就不應當容許他們混進教育機關和學校，最近幾個月的檢查，恰好發見了相反的事實：個別的地方有一些地主富農冒充中農富農，而在充當區的教育部長或是教育科長；更多的是不問有無智識，亂用一些地主富農來當教員，甚至辦教育幹部學校和訓練班的時候，專門招收一些富農地主，連只認得幾十個字的也收納。我們有這些精力和財力來栽培幹部，為什麼不栽培工農子弟和勞動婦女，而要去教育這些無智識的富農地主！

　　關於利用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智識分子問題，最主要的是要記住列寧的話：

　　沒有給教育的人，智識分子，專門家的一種勸告和領導性的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個稍微懂點事的工人和農民，都很明白這一點；我們的智識分子不能夠埋怨工農方面的注意和同志式的尊敬的不充分。然而勸告和領導性的指示是一件事，而組織實際的監督和估計卻又是一件事……所以沒有「民眾」之中的實際組織者的幫助和領導作用，無論如何也不行的。[3]（列寧：《怎樣組織競賽》）

　　我們現在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民眾的實際組織者的領導作用」和經常的監督和檢查。我們文化建設會議的路線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反對「吃智識分子」主義（參看《鬥爭》二十六期洛甫同志的文章[4]），我們還要繼續反對這種左傾的機會主義。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反對那種脫離階級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目前主要的危險，就是亂用地主富農，不問他有無智識，也不實行組織群眾的監督，甚至完全忽視最近的檢舉運動，讓地主富農和叛徒混進教育的領導機關。

　　現在的教育是革命戰爭時代的教育。「打仗就要像個打仗」！何況正在戰爭的緊要關頭。教育系統裡暗藏的反動分子——地主富農或是他們的走狗，正在乘機活動。我們必須給他們迎頭痛擊，必須肅清他們。打仗的時候，難道可以容留一個敵人的奸細在我們的營壘裡嗎！？不能夠，絕對不能夠！

　　教育系統的檢舉，首先就要著重的指出階級路線的重要性。戰爭時代的教育，特別要注意學生的集體的社會工作，——就是一切參加戰爭的工作，要在學生的社會活動中去進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課之中去教育他們的階級的戰鬥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經過文化團體——消滅文盲協會、工農劇社等，去動員廣大的男女群眾，使他們在識字讀書運動之中加緊參加戰爭的種種工作，使他們的識字和讀書能直接增加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戰鬥能力，使他們能夠在集體的娛樂之中（晚會、演戲等等），得到深刻瞭解的戰爭意義的教育，能夠學習階級鬥爭——揭破反動分子或是機會主義者的假面具，組織和發揚工農群眾的革命熱忱。這是我們的教育路線。誰在教育工作上對於這種路線消極、怠工、暗中破壞或是阻礙，他就客觀上幫助了白軍，幫助了地主富農。經常而切實的檢查工作，以及突然的「輕騎隊式的襲擊」，在這次檢舉運動之中，應當可以暴露那些埋伏在教育系統之中的階級敵人，或是兩面派的機會主義者。

　　在階級路線的標準之下，我們不但要檢查是否亂用和容忍不忠實的無智識的地主富農，而且要檢舉在教育政策上表示消極，故意曲解，一貫怠工的分子，「不但檢舉他們的成分，特別要注意從政治上檢舉」（共產黨中央五月十二日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因為消極怠工動搖悲觀的分子，即使不是地主富農，也是他們的走狗。而最主要的，是要檢查一切教育文化機關和團體，在這「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的突擊運動之中，是否努力動員自己的力量，開展自己的工作，來積極推動廣大群眾的參加戰爭的潮流。

　　而檢舉運動，應當是偉大的群眾的運動，不但教育部本身要嚴密的檢查工作和幹部的政治態度，仔細的考察各種學校的教員的工作和表現，而且要有計劃發動群眾來參加和幫助這個工作。要在這次檢舉運動之中，提拔和訓練新的幹部，尤其是婦女幹部，要養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眾之中的實際組織者」，要建立經常的監督和檢查制度的基礎。每一鄉的貧農團、工會支部、女工農婦代表會議、兒童團，以及學生家長聯席會議，都要活躍起來，檢舉一切反動分子和怠工分子，也就要檢舉教育系統之中的這種壞蛋，每一次群眾會議，每一次少共輕騎隊的襲擊，每一次工農檢舉委員會的通信員出發，教育部方面都應給他們具體的任務，向他們指出自己的檢舉問題，指出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自然，共產青年團的協助要成為這個運動的領導力量。

　　這是革命戰爭之中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不是拼活，而是拼死」的戰爭。教育是這戰爭的一種武器。我們不要讓這種武器在任何一個小地方，落到了階級敵人——白軍奸細的手裡！

　　原載1934年6月2日《鬥爭》（蘇區）第62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瑞京，即江西瑞金，當時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

　　[2]見本卷第662頁注①。

　　[3]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39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洛甫（張聞天）：《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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