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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錯誤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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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錯誤的認識(1)(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最近兩三個月,我在《鬥爭》上發表了一些短評。這些短評裡——自然不只在這些短評裡——暴露了我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經過中央的指示,經過《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的兩次討論,經過同志們的糾正,我才認識了我的錯誤。在我最初寫給《鬥爭》的那封信(《我的錯誤》)裡,我不但沒有承認錯誤,其實反而加深了錯誤。為著反機會主義的鬥爭,為著黨的路線而鬥爭,我是應當把我現在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寫出來,而請求中央和同志們的指示的。 我的那些短評,以及其他的文章,雖然沒有有系統的敘述我個人對於革命形勢的總觀點,但是這些意見,不會沒有整個的觀點做基礎。換句話說,就是這些意見有一個有系統的整個的立場。這立場是不是和中央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相同呢?不,不相同的。這是個機會主義的立場。 中央的決議說:「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和殘酷的階級決戰。在這次『圍剿』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是更加加強了,沒有帝國主義的幫助和組織,新的『圍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圍剿』是帝國主義經過國民黨實行把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體最兇惡的步驟。它同帝國主義在華北的軍事侵略及資本進攻都密切的聯繫著。粉碎五次『圍剿』的鬥爭,就是阻止危機中的帝國主義出路的鬥爭,就是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鬥爭。五次『圍剿』的粉碎,將要使我們有完全的可能,實現中國革命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 「這個勝利將要更加擴大和聯絡各個蘇區,取得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將要根本打破帝國主義經過國民黨來完成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而我們和帝國主義的武力衝突成為必不可免的前途。」 這裡兩種道路(殖民地化的和蘇維埃的)和兩個政權(帝國主義走狗的地主資產階級政權和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之間的對立和鬥爭的階級意義,反帝國主義的意義,消滅民族危機,軍閥混戰和國民黨經濟總崩潰,而開闢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前途的意義,都極清楚的,極明顯的說明了,而且極清楚的,極明顯的指出了這個鬥爭劇烈和殘酷的現在形勢,以及它的發展的前途。 而在我的那些短評裡,卻沒有用這種立場做基礎的。例如中央的決議,指出「軍閥混戰的爆發雖是暫時阻滯著,然而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認為國民黨正在「團結反革命的各派軍閥,一致向蘇維埃和紅軍進攻」。這裡,我顯然沒有真正瞭解兩個政權對立與軍閥內部矛盾的相對關係,雖然我的文章裡,也有些「兩個政權的對立是主要矛盾」等等字樣,然而那只是字面而已。而且,我在《廬山會議的大陰謀》那篇短評裡,認為國民黨只有封鎖——所謂「有組織的饑餓政策」,這也是極大的錯誤。國民黨的封鎖,當然是進攻蘇區的一種政策,但是這不是主要的唯一的政策,而只是武力進攻的總政策裡的輔助政策。而在殖民地化中國的總計劃裡,封鎖政策更加只占著次等的地位(我的這種錯誤,當然不僅只表現在《廬山會議的大陰謀》那一篇裡,在其他文章裡也有的。其他的錯誤也是一樣。讀者可以參觀四十九至五十二期《鬥爭》。這種錯誤,暴露著我對於兩個政權對立的階級內容沒有真正的瞭解,對於兩個政權對立的劇烈程度估量得太低)。 再則,例如中央決議說:「沒有帝國主義的幫助與組織,新的『圍剿』是不可能的。」而我在幾篇關於外債問題等的評論裡(例如《反帝大會——反對外債的問題》),都沒有瞭解到這一點。雖然一般的也說到帝國主義幫助屠殺和「圍剿」,但是並沒有深刻的瞭解「帝國主義的作用的加強」。而且,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現在在更加瘋狂的準備和進攻蘇維埃紅軍「在重新訓練自己的軍官,在調遣新的大批的軍隊」——這應當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借款和資本的進攻,和白色恐怖的殘酷,和武斷的欺騙宣傳等等,聯繫著來估量。這也是我當時所沒有真正瞭解的。 中央的決議說:「決定中國革命形勢的增長的三個主要的因素和柱石,是更擴大與尖銳了,中國革命的三個主要支流是極猛烈增長著」。「革命形勢的開展正走到一個急劇的轉變的關頭。」 這是中央對於革命形勢的正確估量。而我在以前的立場上——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是沒有看見這個「轉變關頭」的意義的。自然,對於革命形勢之中的「階級力量的對比」,就不會有正確的估量。 例如中央的決議說:「蘇區是擴大與鞏固了,全國紅軍有一倍左右的數量上的增加,紅軍的戰鬥力大大的提高了,蘇維埃政權是更進一步的鞏固了,他對於全國民眾的影響是更加擴大了,不論在蘇區與非蘇區之中,我們黨的工作也有了進步,黨的政治影響極大的開展了,黨與群眾的聯繫及本身的組織力量是增加了。」而我在短評之中卻說:「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的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雖然下文接著說明白軍的不能夠「蕩平」是因為白軍兵士和一般民眾之中黨和蘇維埃的政治影響的擴大,然而這問題的提法根本就是錯誤的;而且即使單說「物質上的力量」,也是抹殺紅軍戰鬥力的大大提高,等於誣衊紅軍。這其實是一般的——不但在軍事上物質上——對於革命力量,對於階級力量的估量太低。同時,我的評論裡,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力量沒有正確的明白的估量,尤其是在一些外債問題、混戰問題、經濟問題上,都沒有指出敵人力量的削弱,沒有指出統治階級的困難是崩潰中的困難,是死亡中的困難。因此,從我的評論裡,不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統治階級力量的削弱,國民黨統治的劇烈的崩潰……將要隨著我們的新的勝利與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圍剿』中間,我們有著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決戰勝利的一切條件。」(中央決議) 再則,中央的決議並不是不看見我們自己的缺點和弱點(參觀決議的第二條下半)。中央說:「所有這些弱點就妨害我們在粉碎四次『圍剿』中實現中心城市的奪取和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正因為我們的弱點和困難是生長中的,勝利中的,萌發中的困難,所以,我們有著一切可能來克服這些弱點和困難,而向著勝利前進。而我呢?在《我的錯誤》那封信裡,以及在第一次討論中央決議的時候,我想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就說:——我是對於革命的軍事物質力量估量太低,而對於革命的政治力量(兵士和民眾之中的黨及蘇維埃影響)估量得過高了。這又是加深了錯誤。難道現在要對政治力量估量得低些嗎?!事實上,正因為紅軍力量的大大加強,黨和蘇維埃政治影響的擴大——這是絲毫也不應當減低估量的——所以,「蔣介石不能不暫時改變積極進攻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礎上,調遣新的軍隊,組成新的力量,以較長期的準備,來進行新的五次「圍剿」(中央決議)。而照我短評裡的論調來說,卻是:「因為革命影響很大了,白軍兵士都不肯去打紅軍了,所以白軍軍閥不敢再開兵隊去打,而只能用封鎖政策了。」既然這樣,那麼,後來我又承認黨的政治影響還沒有這樣大,我就勢必至於要承認白軍不但敢去打,而且可以在兩三個月內「蕩平」紅軍了。這是替悲觀主義做開路先鋒。中央同志說我從「左」的錯誤到右的錯誤,這是的確不錯的。 我以前是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恐懼著革命方面的困難和弱點,而用空洞的誇張來自己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後來,在這同樣的立場上,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假使我不在中央指導之中糾正我的錯誤的根本觀點——那麼,勢必至於要認為黨和蘇維埃的政治影響都很小,而紅軍的「物質上的力量又比白軍差四五倍」,結論當然是革命一定失敗,五次「圍剿」不能夠衝破了。中央同志說我的錯誤在基本上是和羅明路線①相同的,我分析自己的錯誤觀點之後,誠懇的接受這個批評,而要為著糾正這種錯誤而鬥爭。 我以前的錯誤是不看見「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於我們的變動」,根本上是對於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量,不過帶著些「左」傾詞句的假面具罷了。我在中央的指導之下,揭破自己的這個假面具,覺得非常之痛快! 此外,我的模糊階級觀念的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內部的「幫口」問題的見解,否認國民黨有理論,至少是否認三民主義對於群眾的麻醉性……等等,也都和我的機會主義的立場聯繫著的。我必須努力的反對這種機會主義立場而鬥爭。 最後,我要說:假使不是中央的指示,假使不是兩次討論和同志們的批評,我也許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自己的錯誤。我固然很久很久沒有能夠看中央的決議、文件、材料、機關報等等,然而我的錯誤的根本原因決不在這裡。當我還沒有瞭解自己的錯誤立場的時候,我還是用「不知道許多材料、事實和消息」來辯解自己的錯誤,等待別人的解釋。這其實是機會主義在抵抗布爾什維克的揭發和批評。這在共產國際和中國黨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歷史上是常常遇見的:機會主義者總會等待、掩飾,總要企圖反攻黨的路線。我現在既然知道了自己錯誤的本質,我誠懇的接受中央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指示。我認為必須繼續開展這個鬥爭,對我有嚴格的批評。 這種反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在各地黨部,在各方面的問題上——必定能夠幫助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鞏固、統一、加強。這種鬥爭和完成黨的偉大任務,擊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以至於取得蘇維埃政權在中國的完全勝利,是不可分離的。 我希望《鬥爭》上給我更深刻的批評! 一九三三.九.二七 原載1933年10月15日《鬥爭》(油印)第56期 署名:康 注釋 [1]羅明(1901—1987),廣東大埔人。1925年入黨。1933年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時,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和《關於杭、永情況給閩粵贛省委報告》,認為在福建條件較差的邊遠地區,黨的政策應當與根據地鞏固地區不同。這種意見被當時中共臨時中央認為是「對革命的悲觀失望、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隨後,在黨內開展了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 (1)1933年6月至8月,瞿秋白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刊《鬥爭》(油印)上以狄康為筆名,發表多篇主要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同年9月22日,當時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領導作出一個所謂《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名批判瞿秋白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瞿秋白被迫寫了此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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