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瞿秋白

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

　　（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

　　《紅色中華》[1]報（從第一號起到七十二號——中間缺少十四號到三十幾號）的確能夠反映中央蘇區的各方面的生活，並且產生政治上的領導作用。這裡，我們看見蘇維埃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起來（雖然還是非常不夠），我們看見工農群眾的熱烈鬥爭的各種運動，看見土地分配問題、司法和肅反問題、經濟政策問題、反富農和反投機商的鬥爭的開展和種種進步。最主要的是：《紅色中華》一般的說來，的確是一個鬥爭的機關報。在贊助紅軍和革命戰爭的發展方面，這個報雖然還不能夠充分的執行自己的任務，然而總路線是沒有錯誤的。這裡，我們只說一說《紅色中華》的幾點缺點：

　　第一，《紅色中華》在最後二十幾期已經聲明改組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蘇區黨的中央局和全國總工會的中央局的聯合機關報，但是，報上所反映的黨部在一切政策和群眾之中的領導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設」——各級黨部的情形、各級黨部在蘇維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級黨部的發展、各級黨部的優點和錯誤等等，必須反映在這個報紙上。照現在的幾期看來，卻只有「蘇維埃建設」，而沒有「党的建設」。同樣，工會的作用更看不見。

　　第二，「自我批評」在這報上也已經有相當的發展，但是，還不夠。而且有這樣一個缺點：就是一些壞的現象倒是具體的指出來的（這當然很好），而群眾的積極性，各種偉大的運動，總之，蘇區一般的社會改革，從政治經濟的大問題直到種種人情風俗、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卻只有籠統的敘述。往往可以讀到這樣的通信，說某某鄉、區春耕運動「勝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綠色」，而沒有具體的描寫，沒有「有名有姓的」敘述。這是應當改正的。關於優點和勝利的記載要更具體些。再則，「鐵錘」欄暴露一切壞現象和缺點的時候，往往不提起黨的糾正政策，例如讀到「鄉蘇維埃主席剝削民眾」的標題之後，找不到當地黨部對於這個主席怎樣處置的消息。

　　第三，消息的編輯方面也有很大的缺點。這報雖然還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質說，應當擔任日報的任務。因此，必須使當前最主要的事實和運動（不論是戰線上的新聞，還是春耕或秋耕運動的進展，或是退還公債的運動等等），都有明晰的敘述，一期一期的繼續下去，給讀者以極清楚明瞭的概念，使他們認識革命的各種戰線上的具體情形。而現在的《紅色中華》報，卻偏重於鼓動性的報告勝利的標題（這當然也是必要的）。自然，在軍事方面，尤其是軍事方面，有些消息是應當秘密的，但是，這不過為著作戰的利益。同樣為著作戰的利益，應當使紅軍和工農群眾每天明瞭戰鬥的總陣勢——軍事方面是這樣（常登載地圖等），其他方面也是這樣。所以我們以為消息和新聞的編輯方法是應當改良的。

　　第四，社論和一般論文的指導作用還應當加強，反對命令主義的傾向。《紅色中華》報上對於有些問題的解決，往往是機械的，至少，說服性質太缺乏些。例如對於婚姻問題，對於紅軍士兵和家屬通信的問題，以上的答覆就太機械，不能夠針對著群眾之中一些人的懷疑，而作有力的解釋。再則，我想對於好些新的問題：例如幫助本籍紅軍士兵家屬耕田的問題，調動耕田隊耕種紅軍公田的問題，擴大紅軍的問題……還需要時常有指導性的解釋論文。單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強迫手段的錯誤是不夠的，還要指導各級政府和黨部怎樣去解釋，這就是說用這中央機關報的名義直接對一般民眾說明某種政策的意義和具體的辦法，這樣可以大大的幫助簡單的法令，可以領導民眾反對官僚主義的惡習。

　　第五，我們以為工農兵通信運動對於這中央機關報以及一切軍營、城市、作坊的小報，可以有很大的幫助，可以使蘇維埃的新聞事業發展到更高的一個階段。第一是特約通信（現在已經有一點，然而看來是偶然的外來的投稿，不是《紅色中華》自己去組織的），這可以用報館特派記者到各個重要戰線、各個重要的區域，但是這還不是工農兵通信運動的本身。第二是要組織每個地方、每個戰線的工農兵通信協會，幫助能夠開始寫些通信（關於當地的事實和批評的通信）的士兵、貧農、工人組織起來，有系統的「發稿」給各種小報、壁報，而《紅色中華》報可以利用這些稿子，加以編纂而使得自己的新聞欄更加豐富起來。

　　第六，除《紅色中華》之外，還應當由中央局出版一種《工農報》（像聯共中央的《工人報》和《貧農報》），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夠勉強讀得懂最淺近文字的讀者群眾的。這在蘇區，尤其是中央區，現在特別需要，而且也許是可能的了。

　　因為沒有可能致細的研究這許多期的《紅色中華》報，所以我只能夠寫出這一些感想，希望這對於《紅色中華》能夠有點幫助。

　　原載1933年8月7日《鬥爭》（油印）第50期

　　署名：狄康

　　注釋

　　[1]《紅色中華》報，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創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後，1934年的一段時間，曾任該報主編。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紅色中華》曾出油印版。1937年1月29日改名《新中華報》，在延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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