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棉麥大借款的目的|瞿秋白

國民黨棉麥大借款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國民黨政府在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華北停戰協定[1]之後，不久就向美帝國主義借到了五千萬美金（二萬萬元）的大借款[2]。美國方面拿出來的並非現金，而是四分之三的棉花和四分之一的小麥。這些美國市場上「多餘的，沒地方安頓的棉花和小麥」，要由中國民眾拿出錢來去買，而買出來的錢暫時供給國民黨的浪費，將來，仍舊要在中國民眾身上搜刮出錢來，去償還這一筆大借款的本利。

　　而且這大借款的用途，又顯然是大部分是用來進攻中國民眾的革命運動的。總之，中國民眾在國民黨這些借款的手段和戲法裡面，將要自己出錢去供給國民黨來屠殺自己，鎮壓自己的解放運動。同時，當然也是出了利錢給帝國主義，而替帝國主義維持他們對於我們的統治，對於我們的剝削。

　　國民黨大借款的目的，首先是在進攻中國的工農紅軍和蘇維埃運動。中國的工農紅軍和蘇維埃運動，是能夠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的唯一力量，是能夠趕出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軍隊的唯一力量，國民黨政府——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帝國主義走狗的政府，因此，在「嚴厲取締雜牌義勇軍」簽字於「絕對禁止一切抗日運動」的密約，勒令北方一切抗日士兵「不得向日挑釁」之後，趕緊動員著更多的力量，實行八省「圍剿」紅軍的計劃。最近還有調動以前在北方「抗日」的宋哲元[3]部隊，來江西「剿共」的消息。二萬萬的大借款，主要的就要用在屠殺工農民眾的「剿匪事業」上！國民黨的帝國主義走狗的作用，實在暴露到極點了。正因為中國的蘇維埃運動的進展，正因為國民黨三四年來的「圍剿」沒有一次不是大大的失敗，所以這次他們這樣露骨的一面更公開的投降日本而奉送熱河和河北的「不駐兵區域」，一面就奉行大借款，動員地主資產階級的全部力量，來屠殺民眾的紅軍蘇維埃運動。他們亟亟乎的要實行這所謂「安內」政策的原因是極明顯的：中國大多數的工農民眾正在覺醒起來，圍繞著蘇維埃的旗幟，為著自己的解放而鬥爭，這種鬥爭的勝利的前途是要消滅中國的地主封建剝削制度，剝奪一切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開闢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那時候，一切反動派，一切地主資本家不能夠再來「自由的」剝削民眾；那時候，帝國主義的勢力，不論那一國的，都要被驅逐出去。因此，帝國主義的列強要一致的指揮著國民黨「安內」，供給這樣的大借款給他們，而國民黨和地主資產階級也早就決定做各帝國主義的走狗、奴才。他們知道無論日本佔據滿洲、內蒙，以至整個蒙古和中國的北部，無論美國或是英國再進一步的支配中國的中部和南部，無論國民黨所謂「次等殖民地」的中國，都像現在東北四省一樣，升任了「頭等殖民地」，他們——當做地主資產階級的整個階級來看，仍舊可以「安寧的」剝削中國的工農民眾。

　　但是，這是他們的夢想！現在不但蘇維埃運動一天天的進展，紅軍打破「圍剿」的勝利，連國民黨的報紙也掩蓋不住，就是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巨大武力直接鎮壓之下的大城市裡，革命運動、反帝鬥爭、罷工、怠工、反對停閉工廠和減少工資的鬥爭，也在擴大起來，團結著新的隊伍，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一天天的發展。因此，國民黨政府更加加緊的向工人進攻。他們從帝國主義主人方面討來的借款，也就是要用來增加警察，增多那些最無恥的奸細制度的秘密偵探，大批的暗殺，搗毀一切革命團體……他們企圖用收買政策，製造革命隊伍之中的叛徒，他們企圖雇用一些化裝偵探坐守在每一個工廠，或是每一個工人區域。他們以為這樣可以消滅革命，這樣就可以用民眾身上括來的錢來完全鎮壓民眾的解放運動。然而要知道，以前袁世凱[4]對於當時的革命團體，也同樣的用過「征討」、「圍剿」、「收買」、「暗殺」、「坐探」等……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段，雖然在無恥的程度上，他還比現在的國民黨差得多，然而這些手段和方法，都是帝國主義走狗的老戲法。這些手段決不能夠鎮壓革命！何況現在的革命已經到了一個完全新的階段，中國無產階級有了堅強的先鋒隊，中國革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中國的工人、農民群眾，有了明確的清楚的革命目標——蘇維埃政權，真正民眾政權的建立！

　　中國民眾早已不是袁世凱時代的民眾。他們的大多數很快就會知道，怎樣來「償還」這二萬萬的借款！他們都要用槍炮、用梭標來「償還」的。南京國民黨政府這次的借款，是用棉花和小麥借進來的。而我們知道，現在正在鬧著全中國的紗廠減工的風潮，有成千成萬的男工、女工和童工，因為減工而失業，而挨餓，而變成十足的叫化子。美國棉花的大批進口，必然要使得棉花的價錢大跌特跌，紗廠的生產更加要「過剩」，中外資本家會因此而更加加重對於工人的剝削，製造更廣大的失業。最近，中國棉業和麵粉廠的資本家聯合會，也已經承認了：大批原料的借貸，雖然可以暫時活動一下生產，然而，人民購買力的絕對低落過程，必然要使更多的生產過剩，引起巨大的恐慌。同時，棉花，還有小麥的大批進口，要引起中國農村裡更大的恐慌。棉麥市場上，驟然增加這大批的貨物，棉麥的價錢跌落下來，可以使得大批的農民群眾，不能夠不用最低價格出賣自己的棉花和小麥，為的要去償還高利貸的利錢，去交納苛捐和田賦，去付田租。甚至於因為這個緣故，國內的資本家根本就不需要收買一部分中國農民的產品，他們節省著運費，用更便宜的價錢可以買到政府所借來的棉麥。這樣，農民群眾就只能「三錢不值兩文」的把自己的產品去向地主、債主抵償租錢，抵償債務。他們將要弄得吃樹皮草葉的日子都沒有得過。而另一方面，這些小麥，這些棉花的代價，仍舊是從民眾身上搜括去的，吃麵粉的，買粗布的小百姓，是負擔這等費用的主要部分。一般的說來，棉麥借款的影響，將要使得中國的長期經濟恐慌，尤其是根本上的無可救藥的農業恐慌，更加深入，更加迅速的走到「天崩地陷」的絕路。工人、農民以及一般民眾的生活，要因此更加惡化，他們在國民黨的屠殺和搜括政策之下，要成千成萬的死亡、流離……他們唯一的出路，只有團結自己的隊伍，起來堅決的革命，為著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政府要人現在申明這借款只用來「從事生產事業」，或者說，要用借來的小麥「賑濟災民」。這是無恥的謊騙！「賑濟災民」在這三四年來的經驗已經太豐富了，每一次的結果，只是一部分投機的商人借此發財，一些名為賑濟的紳士借此填滿自己的腰包。像去年，在所謂「谷賤傷農」的情形之下，一方面許多民眾活活的餓死，他們連最賤的米麥也買不起，另方面大城市裡的商人把谷價壓低到最低限度，去收買糧食屯積起來，使得還有穀子可以出賣的農民，比荒年的收入還要減少，而城市的民眾卻並不能吃到十分便宜的米麥，商人的行會和大資本家的聯合仍舊盡可能的抬高著零賣的價格。而在這種狀況之下，無恥的國民黨報紙，得意洋洋的宣傳著：「匪區米價高漲，餓殍載道！」至於「生產事業」，則更是笑話。最近五六年以來，國民黨的十二萬萬公債何曾有百分之三、四是用於所謂「生產事業」的？「九一八」之後，宋子文[5]吹著牛皮，說一年半載沒有再發公債，政府收支相抵。既然這樣，為什麼又要借二萬萬的大借款？！這種借款，不是實際上直接或間接的用來做「剿匪」的軍政費，又用來做什麼？！

　　此外，美國借款的秘密條件，例如抵押品之類，是沒有宣佈的。這裡，一定有「驚人的」內容。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已經揭穿這種內幕的一角，它說：中國借新債而把舊債擱著不付利息，甚至事實上還把舊債的抵押品移轉到這筆新債底下。英帝國主義因此提議要清查京滬鐵路等項的舊債。這裡，可見南京政府的出賣中國正在「驚人的」秘密進行。而同時，這次大借款，使得英、日、美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暗鬥更加深入，更加劇烈。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報，在「北平議和」的時候，就預言「北方的對日和平，將為中國內部戰爭重新發動的開始」。而美國大借款成立之後，西南方面胡漢民[6]等就通電責問，說是「抗日戰爭既停，政軍費收支又適相抵，則此借款之用途顯有從事內爭之可能」。這些都暗示著列強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各種走狗之間的矛盾衝突的開展。無論國內的軍閥混戰會不會又爆發起來，這種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都是要更加加重對於民眾的壓迫、剝削、搜括的。何況他們在鎮壓民眾，進攻蘇維埃革命，屠殺反抗的工農……維持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這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正在比賽著誰的殺人本領——反革命手段高強些。

　　美國大借款的事實只是更加說明了：中國民眾——工人、農民、兵士、貧民等等，和帝國主義以及他們的走狗國民黨之間沒有絲毫妥協調和的可能！容忍國民黨的統治一天，我們就要一天受著更大的剝削、壓迫，我們就要在死亡、屠殺、饑餓之中成千成萬的滅亡，我們就只會在國民黨的掌握之中，一天天走到奴隸和「亡國奴」的地位上去，從所謂「次殖民地」升到「全殖民地」，在帝國主義軍閥的槍炮炸彈之下做炮灰！所以中國民眾必須堅決的團結，發動一切種種的抗議反對國民黨的大借款，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民眾——「圍剿共匪」，擁護蘇維埃運動和紅軍。中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必定代表幾萬萬工農民眾的意志，絕對的否認美國大借款的負擔，我們中國的工農民眾要一致的起來鬥爭，要發動反對一切種種剝削壓迫的鬥爭，要贊助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贊助紅軍的發展，取得我們的最後勝利，而取消國民黨的一切賣國的、屠殺民眾的借款！

　　原載1933年6月20日《鬥爭》（油印）第45、46期合刊

　　署名：狄康

　　注釋

　　[1]華北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1933年3月，日本侵略軍佔領熱河後，大舉進攻長城各口，當地駐軍二十九軍等曾進行抵抗。5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甯次在塘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甯河、蘆台一線以西以南地區，並劃上述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非武裝區域，使綏東（今屬內蒙古自治區）、察北（今屬河北省）、冀東成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

　　[2]1933年6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與美國金融復興公司簽訂借款5000萬美元的合同，購買美國的棉、麥，即美國向中國推銷大宗剩餘農產品的棉麥「借款」。

　　[3]宋哲元（1885—1940），山東樂陵人。馮玉祥部西北軍將領，當時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曾率部在長城抗擊過日軍的進攻。後被委任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在七七事變中，所部曾奮起抗戰。

　　[4]袁世凱，見本卷第64頁注①。

　　[5]宋子文（1894—1971），廣東文昌人，生於上海。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主席、財政部長。

　　[6]胡漢民，見本卷第145頁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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