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瞿秋白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1)（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被革命工人底全世界豐富的新的經驗的鮮明光線照耀著，幫助了我們瞭解事變的規律性。這個理論還要幫助全世界底無□[1]者，使他們實行著推翻資本主義的雇傭奴隸制度的鬥爭，能夠更加清楚地認識自己鬥爭底目的，更加堅定地走上已經決定的道路，更加準確而牢靠地去取得勝利，並且鞏固這種勝利。

　　——烏梁諾夫[2]

　　最近這三十年，中國一直在革命震盪中間。這是中國——這所謂五千年的古文化國底新生命產生的過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同時卻在栽培著它自己的掘墳的人——無產階級，領導得起幾萬萬的中國農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國際無產階級——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致命的敵人——從此又在「遠東大國」裡添了一支生力軍，而且動員著幾千年來被剝削被壓迫被蒙蔽被愚弄的千百萬的民眾。自然，國際無產階級底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要跟著資本主義的侵略來到中國，深入到愚昧昏沉黑暗的中國苦力群眾裡面去。這將要成為非常危險的力量。「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在歐洲徘徊著」[3]，尚且把神聖同盟[4]嚇得發抖。這「幽靈」現在要徘徊到菲洲[5]、亞洲，以至於整個地球，那還了得！封建士紳、地主貴族的中國，資本家、銀行老闆、殖民專家的黃金世界，都要鬧得「一塌糊塗，沒有辦法」了。然而在三十年前，這似乎還是過慮。那時候在中國還只有極少極少的工業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死的時候——五十年前——中國根本就不知道馬克思；等到中國的「現代式的」革命運動開始底時候——三十年前——馬克思主義也還在沒有人怎麼提起，當時的革命黨人，當時的歐化智識分子尚且只有些風，群眾是更不用說了。可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一開始就已經帶著馬克思主義的影子。一九〇五年前後，革命同盟會[6]成立的時候，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底傳說已經在革命党人中流行著。而且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就是同盟會底「第一次流血」[7]，正是中國的最早的無產階級底自動戰鬥：

　　自庚子以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革命風潮日漲。忽而萍鄉之事起，人心大為歡迎。……此事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初未謀定而動。（一九一〇年孫文自巴黎致吳稚暉書）[8]

　　這就是所謂「丙午萍醴之役」——一九〇六年萍鄉礦工之革命軍起事。中國工人最早就是革命的先鋒隊，雖然在那時候他們還只是「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他們還沒有得到馬克思主義的武器。然而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貴族的剝削和壓迫，已經把中國農民群眾的汗血快要榨幹了，廣大的「災民」、「難民」、「流氓」、「地痞」在全中國騷動著。中國最初積累式的商人資本正在搜括著這些貧民的皮肉，吸著他們的骨髓；「苦力」、「短工」以及「礦工」，洋場裡的工人，也一天天的集中到大小城市和他們的周圍，或者形成新的工人區域，例如萍鄉、大冶，鐵路的沿線各站。中國的廣大群眾，在那時候就是貧困化的農民和「半無產階級」、「前無產階級」（Pre－Proletariat）。他們不會不是辛亥革命的最積極的隊伍。他們的存在也不會不產生一些籠統的社會主義的想望——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只要看一九〇六年的革命黨的機關報怎樣反映這種群眾情緒，就可知道當時這個「影子」已經把革命黨人弄得怎樣難於應付的情形：

　　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那是未知其中的道理。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中國行社會主義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一九〇六年《民報》[9]）

　　當時中國的初出娘胎的資產階級之中，一些激進的所謂候補的民族工業資產階級，還是革命，還想掙扎著打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他們要革命，他們勢必不能夠不要那些「會黨」、「土匪」底群眾。然而這些群眾同時又是可怕的。「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那還了得！不行，不行，這是不懂道理的話，那麼，懂道理的話是什麼？是亨利喬治[10]底「社會主義」——所謂劃一稅的社會主義，這個中國化的亨利喬治主義（平均地權）是對於中國貧民群眾的預約支票，這種無定期的預約一方面可以安慰群眾，別方面可以聯想富國強兵。總算是一種應付的辦法。

　　中國革命開始了，預約的支票，把革命的目標盡可能移轉到無所謂的滿洲人問題。滿清末年在太平天國之後，所謂滿人壓迫漢人的民族問題，其實已經若有若無的了，因為曾左李[11]等類的漢人地主貴族，已經證明了還是自己的力量足以維持地主的統治和剝削制度，滿清政府其實在這方面已宣告破產，滿清貴族的統治已經差不多完全依賴漢人貴族的支持，辛亥革命當前任務，單就政治方面說，甚至於單就所謂排滿問題說，也應當是徹底推翻維持滿清皇帝制度的漢人貴族和地主階級。何況，當時的群眾的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奪富人之田為己有」，剷除封建殘餘的物質基礎。不但官僚地主在辛亥革命之後立刻為著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而贊成「光復」，以便有資格出來不准窮人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等類的革命黨人，有許多也慌忙退卻，掉過槍頭來鎮壓「蠢動」的貧民，當時湖南、四川，以至於江浙的事變，現在還有許多「身歷其境」的人可以證明的。辛亥革命之前，各地方的抗糧抗稅已經是常見的事，單是同盟會的十次「革命」[12]之中，就有三次是直接依靠在廣東欽廉兩府的抗糧運動的。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不用完糧納稅了」的呼聲幾乎普遍的傳播在中國，甚至於陝西、山西一帶也有這樣的回聲。誰能夠說辛亥革命的旗幟只是排滿！？這不是革命的旗幟，而是抵制革命前進的旗幟。農民群眾——許多人只看見他們的「愚昧」而不看見他們的聰明——他們固然有些「真命天子」的希望，但是他們的「真命天子」是土地問題解決的原始的象徵。他們希望真命天子，其實是要「豁免十年錢糧」之類；而辛亥革命不要皇帝了，那末，照農民的邏輯說起來，自然是從此不必完糧納稅了，因為田地是皇帝的，不要皇帝就是收回田地，從此田地是農民自己的，富人的田地太多，農民群眾自然還要「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這才是辛亥革命的民眾的旗幟。而當時的革命黨人怎麼說呢？

　　農人野老不明大義，以為革命之後，從此自由，可以不納稅，不完糧。殊不知中央財政從何支出？（民國元年在杭州特別歡迎大會席上的演說辭）[13]

　　這種說話雖然還不是掉過槍頭來打民眾，然而已經是幫助當時的中央政府——袁世凱政府[14]的了。中國革命的反封建任務——解決土地問題的任務，甚至於當時最革命的革命黨人都不能夠擔任。本來，中國的資產階級的發展途徑就是「畸形的」，他們自己始終是拖泥帶水地聯繫著中國式的封建的土地關係。而這種「畸形」途徑，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完全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某一時期——例如歐戰前後幾年，比較地想反抗一下帝國主義的壓迫，但是，他們一碰到真正要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柱——封建殘餘的土地制度的群眾鬥爭，他們立刻就退卻，一直到完全反動，自然在辛亥革命頭幾年，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還想繞著圈子替中國的資本主義找一條出路。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很少，他們的鬥爭——罷工等等固然已經開始，然而還在原始的形態，馬克思主義自覺的革命工人運動還只在胚胎之中；就是農民群眾的鬥爭，也還沒有鮮明的清楚的目的，沒有世界的和中國的無產階級的領導。階級分化的形勢還比較的模糊。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以及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似乎還應當有些勇氣。不錯，這種勇氣是有的。不過，看是怎麼樣的勇氣吧？

　　厥後有德國麥克斯（馬克思）者出，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鹹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麥克斯之《資本論》，主張資本公有。將來之資本為機器，遂有機器公有之說。……一般工人莫不贊同社會主義……工人者，不特為發展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類之功臣，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我人已為不平，況有功于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為工人咎也。

　　各國社會主義學者鑒於將來社會革命之禍，岌岌提倡麥克斯之學說，主張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決，以免激烈派之實行均產主義，而肇攘奪變亂之禍，故收回土地、公有資本之二說，為謀國是者所贊許，而勞動應得相當報酬之說，又為全世界學者所贊同也……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態度，與政府連絡，共圖進行。……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如防微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于未然乎？……將來大地主必為大資本家，三十年後，又將釀成歐洲革命流血之慘劇。故今日之主張社會主義，實為子孫造福計也。（《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演講詞》，參看全文）[15]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一）最早比較詳細的介紹馬克思學說到中國來的，就是辛亥革命的領袖；（二）當時對於《資本論》的瞭解，實在「天真」得厲害。這裡的「勇氣」就在於對著將來的社會革命發抖。這「勇氣」的作用，是要用馬克思的學說去求根本的和平解決——預防社會革命，而替後世子孫造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和平化」的第一次嘗試。

　　馬克思主義的影子——籠統的社會主義的想望，同現代式的革命運動一塊兒開始走進中國的萬里長城；而馬克思主義的胚胎——工人群眾的原始鬥爭以及貧農的騷動和「不明大義」，同著辛亥革命一塊兒出現在這古舊的中國。影子已經使得革命黨人發慌，因此，他們找了一張平均地權的預約券，想把它遮住；胚胎自然更加可怕，所以他們要想用打胎來使他們流產。

　　然而無產階級既然在生長起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始終是不會流產的。辛亥革命失敗之後，群眾的鬥爭之中漸漸地產生新的成份，城市無產階級的反抗剝削的自發運動已經一天天的多起來。到了五四，就爆發了上海的第一次政治的同盟罷工。雖然當時這種新的革命浪潮還在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然而立刻就發生了廣大的社會主義「思潮」，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很快的「征服」了許多最優秀的革命青年。此後馬克思主義深入群眾，就跟著革命的實際鬥爭的開展，跟著階級分化的深刻和劇烈，而成為偉大的力量，以至於地主資產階級不能夠不經常地「一隻手拿著可蘭經，一隻手拿著寶劍」來對付他。

　　從五四到現在，差不多十三、四年了，這十三、四年抵得上中國古代歷史的幾百年，甚至於整部的二十四史[16]。這期間經過好些階段——原則上不同的，階級關係變化得很劇烈的階段。這裡限於篇幅，不能夠來分析。

　　然而五四的開始就已經影射了這十幾年的遠景。最早的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中，現在還剩得幾個呢？其中有一個，現在已經皈依了我佛如來，而當時卻曾經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過中國的亂源，他的目的在什麼地方？

　　就上海地方說，工人的人數有三四十萬，而且罷工的事件也常常發生。前幾天罷市風潮的時候，同時就引起了大罷工的事實。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陸、章的命令下來了，如果再遲一二天，恐怕會變了全市總同盟罷工的景象。當時上海有智識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勸告工界的人不要罷工……因為智識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對於世界上思想的系統，不能夠明白，那些做煽動工夫的人，就拿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傳佈在無智識的兵士中和工人裡面。這幾天報上登載說軍隊裡面發現題名《兵士須知》的小冊子，就是這種事實了。如果因為這一種無意識的煽動發生出動亂來，真是一塌糊塗，沒有辦法了……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的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面去，實在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受到罷工風潮的感動，覺得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一樁很要緊的事。（民國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莫利愛路的談話）[17]

　　這還用說，當然是很要緊的事哪！當時所謂「有智識有學問」的人開始研究社會勞動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大半要使得「社會思想溫和化」，為的要「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他們認為「並非一知半解而系統清楚的」社會共產主義，才是合理而又合時的。為什麼？因為那時候上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隊伍，首先跳上了政治舞臺。雖然這還在商人罷市的實際領導之下，但是這已經夠「危險」的了。到這樣時候，說馬克思主義是主張「和平解決」的去「指導」群眾，就是很「合時的」了。問題就是在於中國工人不記得中國民族的固有文化，而他們說孔夫子，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他們未必很相信，有時候還會絕對的反對；然而向他們說社會主義，說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會「莫不贊成」。因此，「合理的」辦法是用馬克思的名義去警告他們不要鬧得「一塌糊塗，沒有辦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和平化」的第二次嘗試。

　　自然，這次嘗試還是沒有用的。五四到五卅，五卅到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到現在，事實是明明白白了。總而言之，只是一句話；五四之後，這些老爺們必須「自己」來說馬克思主義，自然必須是要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說著這種「馬克思主義」是要「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但是，這多數人逐漸的不受指導，他們有了他們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於是乎「沒有辦法」，鬧得「一塌糊塗」，成了「革命的發狂」。隨後，馬克思主義就變成了「猶太穢種」的主義，變成了「惡化」、「反動」。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紳士和市儈起先是想借用，隨後是想反駁，臨了就想一棍子打出去。

　　這些，都還是曾經革命的市儈呢！這些革命市儈，不但對於帝國主義最早就是吞吞吐吐，又想反對，又去請求合作——所謂國際共同發展中國的計劃；不但對於土地問題永遠也不能夠解決，始終是變著許多花樣來維持地主的剝削制度，就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也不敢提倡，他們原本不是領導民眾起來革命，而只是想「軍政革命」之後來教訓民眾。結果，他們必然的投降帝國主義，投降軍閥地主，而形成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帝國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於是乎在中國得到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別動隊。

　　中國底資產階級，最早是採取了些現代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例如亨利喬治的學說之類，拿來安慰群眾，欺騙群眾，隨後，恐懼著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和胚胎，企圖使它和平化或者溫和化；最後，仗著槍炮飛機的威力，抄寫一些勞資妥協的「理論」，強迫群眾接受。這種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真正國貨」的理論，同時還攙雜著許多封建思想，例如在三權分立之外加上些科舉制度和禦史制度之類，它根本否認群眾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它很早就規定了軍閥包辦「革命」的辦法，直到最後的憲政理想裡面，也還要國民大會的代表由考試院去決定他有沒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這種「革命理論」在它的「最革命的」時期已經埋伏了後來對付民眾的飛機或大炮機關槍，這是顯然的階級理論，但是，它偏偏要否認中國階級的存在，說是只有大貧小貧，它偏偏要說階級鬥爭是「社會病態」，說馬克思主義至多不過是社會病理學，說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是不合國情的革命理論。

　　然而，國貨的「革命理論」事實上始終變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幟；而馬克思主義卻成了中國幾萬萬群眾的解放的唯一正確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本身，現在已經是群眾化的實力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國際無產階級的理論，是唯一適合於各國國情的學理，中國革命也只有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才能夠得到勝利。

　　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的解放運動，世界上最偉大的解放運動，沒有理論是不可能的。這種理論不是可以空想出來的，它是從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經驗的總和之中生長出來的。十九世紀的下半期，這樣一個理論就生長了出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就在於它不是什麼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不是什麼空想的烏托邦，而是社會現象的科學規律，是認識了社會的現實而指示出改造這個現實的道路。這種理論是嚴格地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的和黨派的立場上的，因為在有階級的社會裡，只有根本要徹底推翻一切剝削制度的階級立場，才是真正客觀的科學立場，只有這種階級——無產階級——的黨派立場，才能夠保證不受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自私的偏見所迷惑。所以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這社會主義的基礎在於唯物辯證法的階級鬥爭學說，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克思說：

　　在現代社會裡發見階級以及階級之間的鬥爭的功績，都並不屬我。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在我以前很久就敘述了這種鬥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階級的經濟上的解剖。我所做的新的事情，就證明了下列的幾點：（一）階級的存在只不過聯繫著發展的生產的歷史上的一定的鬥爭形式；（二）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的本身只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的過渡，只是達到不會有階級分裂的那種制度的建立的過渡。（馬克思給威德海爾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18]

　　馬克思主義指示出來：現在社會的整個發展，趨向於大生產排斥小生產，造成那些使得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建設成為可能和必要的條件。這個理論教會我們在根深蒂固的風俗習慣，政治上的勾結排擠，奧妙的法律，狡猾的糾纏的學說，風雅和庸俗的文藝的掩飾之下，去看見階級的鬥爭——一切種種有產的階級與無產的群眾之間的鬥爭，有產階級與普洛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普洛階級正是一切無產群眾的首領。這個理論說明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真正任務：不是杜撰什麼組織「新社會」的烏托邦，不是向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去宣傳或者勸告改良工人的狀況，不是幹什麼陰謀式的政變，而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領導這個鬥爭，這鬥爭的最終目的，是要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國革命——到一九二五年五卅底前後，就已經走到了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階段，這時候，中國底青年的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受著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而客觀的形勢也發展到了廣大的革命戰鬥爆發的時期。中國革命——辛亥革命失敗之後的第二次真正群眾的革命——在當時固然還沒有直接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然而已經同辛亥革命大不相同的了，這個革命中間，領導已經必須由無產階級奪得，才能夠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當時，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中國無產階級自覺的跳上了革命的政治舞臺，率領起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的鬥爭。這革命的前途已經顯現著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當時的最小限度的政綱，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官僚——實行土地革命，也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所提出來的，雖然這些任務，這些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政綱，只不過是失敗了的辛亥革命所留下來的，然而這些任務，正是辛亥革命党和革命領袖所不肯執行不能執行的，他們這些「老革命黨」底妥協、幻想、機會主義和恐懼群眾、迷惑群眾的策略，也就是辛亥革命失敗原因之中的一部分。

　　這樣，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這個具體的歷史環境之中的階級鬥爭，應當怎樣組織，怎樣領導呢？首先是馬克思主義說明了中國革命的社會性質。這個革命，絕對不是什麼先知先覺率領了一班後知後覺，用「軍政」去教訓不知不覺，而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烏托邦，為著要以國際帝國主義次等殖民地升任頭等殖民地——所謂「舉國洞辟以利通商，鐵路亦必建築，天然物產亦必發達，人民漸富，生計漸高，於是購求外邦貨物亦必增加，萬國之貿易亦必較今驟漲百倍，此種種者，豈為黃禍乎？——將一變而為黃福矣！」（見《中國問題之真解決》）[19]這是「國貨的」革命理論。而馬克思主義所見到的中國革命性質，是絕對不同。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這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但是，必然地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要把中國從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支配之中完全解放出來；把中國的一切封建殘餘完全肅清，消滅軍閥官僚的基礎——地主階級；把中國的城市鄉村的資產階級放在工農民權專政的統治之下；繼續開展最徹底最自由的階級鬥爭，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同著國際的無產階級共同走向世界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這裡當然包含著所謂民族問題。在歐洲大戰——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大爆發之前，在十月革命之前，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只當作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而現在，我國已經進到新的歷史環境——新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民族問題也就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革命在國內任務說來，雖然暫時還只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但是在世界範圍來說，它已經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隊伍，自然，中國資產階級「抵抗」外國資產階級底侵略，或者，向外國資產階級哀求多給一些賞錢等等底「鬥爭」，在這種民族解放運動之中也能夠起相當作用（這作用也跟著革命之中階級關係底變化而不同的，——以下再說）。然而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是在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統治民族底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以及文化侵略的鬥爭。很明顯的，這裡主要的並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在「競爭」之中勝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問題（一九二七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絕對反動，而且分別地和英、美、日本等等金融資產階級混合生長，更談不到真正的競爭問題），這裡的問題是在於占著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底基本群眾（首先是農民群眾），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引起這些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同盟軍。固然，民族問題不能和農民問題混為一談，因為除開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的國家等等問題，這是不錯的。「不過民族問題底基礎，它的內部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是民族運動底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

　　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這正是幾萬萬農民的問題。中國底原始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在鄉村之中和封建統治的地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也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的方法。中國鄉村裡商業資本和封建殘餘統治之間的這種結合，同樣保留著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農民底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中國底軍閥和一切殘酷無情搶劫平民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底上層建築。地主和豪紳奪取農民底百分之七十收入，地主在經濟上、行政上、司法上握有實際的政權，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區域實行著公開秘密的販賣人口，這種中世紀局面之中的統治力量，就當然是那種用特別的形式和商業資本結合的封建殘餘——是地主，是地主的文武官僚。中國革命底當前任務之一，就必然是推翻這種封建殘餘底統治，而尤其要肅清這種統治底物質基礎，就是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分給農民的群眾。而「帝國主義和他們所有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國維持並且推動這些封建殘餘以及他們的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使他們歐化，又使他們守舊」。中國要消滅封建殘餘，同時也必須和帝國主義實行堅決的革命鬥爭。

　　總之，中國底封建殘餘是主要的壓迫形式，帝國主義通過這些封建殘餘以及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統治著中國，所以，中國的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有左右全域的意義，中國無產階級必須領導這個廣大的農民群眾自己的土地革命以及民族的解放運動，這個革命在當前的階段正是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主要事實是：（一）中國底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二）封建殘餘的壓迫，因為軍閥官僚制度的惡化而更加加重；（三）幾萬萬群眾反對官僚封建的壓迫，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天天的深入和擴大；（四）民族資產階級經濟政治上的薄弱，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對於封建殘餘的勾結，從利用群眾，畏懼群眾而走到了屠殺群眾；（五）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它在廣大勞動群眾中間的威信和領導權一天天的增長和鞏固；（六）中國和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勝利而且走進了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處於臨近的地域。這些情形也就決定著中國革命底前途——無產階級要爭取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統率著城市和鄉村的幾萬萬勞動群眾，戰勝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達到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完全勝利；然後在繼續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和新的形式之中的階級鬥爭裡面，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革命是非常之複雜和痛苦的過程，這是舊的社會制度死滅而新的社會制度產生底過程，這是幾千百萬人底舊的生活方式死滅而新的生活方式產生過程。而這裡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政權的問題。政權集中在那一個階級或那一些階級手裡；那一個階級或者那一些階級應當推翻；那一階級或者那一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是「一切革命之中的最主要的問題」。中國以前的「老革命党」從來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他們也不會提這個問題。對於他們，革命只是先知先覺或者後知後覺的問題，只不過是聖賢才智應當取得政權去統治平庸愚劣的問題。他們客觀上代表著中國的「畸形的」資產階級，因此他們連「天真的」西歐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和「人民」政權的口號都不敢提起。這些十八世紀式的民權主義口號固然是一種欺騙；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卻連這樣的欺騙也不敢。他們竭力地證明「人民」是愚劣的，是不知不覺的，「人民」是不配享有民權的。他們另外想出一種欺騙方法，說人民固然有權，但是人民自己知道無能，所以又把主權「自願的」交給了政府！在這個公式之下建立著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帝國主義走狗的政權。現在中國革命的政權問題，就是要推翻這種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農民的革命民權專政，這才是真正的民眾政權。這種政權現在已經在許多區域裡，經過艱苦的英勇的戰鬥而建立起來。這種政權是真正在所謂「不知不覺的愚劣的」中國民眾手裡。一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尤其是特殊的低能兒式的中國紳士和市儈——國貨「革命理論」的崇拜者，不但贊成對於民眾實行屠殺，而且要想在理論上證明：不經過教訓的民眾，不經過考試的代表沒有執行民權的可能。請看吧，這些沒有教養的民眾，工人、農民和兵士等等，——除開地主和資本家——居然選舉了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並不等考試院的核准，而居然把當時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政權機關統一在自己的會議手裡。怎麼一回事？這些「愚劣的」民眾那裡會管理國事！？哼！他們比你們其實高明得多！馬克思說：

　　革命底所以必要，不但因為沒有任何別的方法可以推翻統治階級，而且也因為推翻者底階級只有革命之中才能夠肅清自己身上的一切舊社會底污點，而有能力去建設新的社會。（馬克思和昂格思論費爾巴赫）[20]

　　而且現在，除開這種工農民主政權在全中國範圍之內得勝以外，沒有任何第二條道路可以挽救中國底殖民地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瓜分中國的政策，國聯[21]根據中國偉人的學說而企圖實行的國際管理政策，美國多餘的金融資本暗中控制中國的政策，不都是殖民地化的事實嗎？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統治，才能夠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徹底剷除國際帝國主義底對華統治，這就必須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掃除一切種種封建殘餘和中世紀的垃圾堆。這才是中國的真正解放，這才是中國幾萬萬民眾走上光明文化的道路的開始。現在大都市里的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底直接監視之下，在集中的軍閥勢力底鎮壓屠殺之下，進行著艱苦的英勇的鬥爭，他們正在領導著廣大的勞動民眾，尤其是農民基本群眾鬥爭，以及流血的戰場上的戰鬥。這種鬥爭和戰鬥的目的就在於建立全中國的真正民眾政權——工農民主專政，而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

　　這工農民主專政，同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一樣，有過去也有將來。它的過去是帝國主義的統治，是軍閥官僚制度，是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反對著這個過去，反對反革命，無產階級和農民是有「一致的意志」，因為有「一致的利益」。它的將來——是反對私有財產的鬥爭，雇傭工人反對東家的鬥爭，為著社會主義的鬥爭。「工農民主專政無條件的只是社會主義者的過渡的暫時的任務，然而在民權革命時期否認這個任務簡直是否認的[22]」。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和落後民族，只要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得著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是可以轉變到工農民主專政，經過相當的發展階段就過渡到共產主義——跳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這是中國革命的前途；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是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的。所有這些，都要以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為基礎。

　　中國的幾萬萬名民眾，不但在現在民權革命的時期，和無產階級結合工農聯盟，而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就是在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也將要在另外一種形式裡實現工農聯盟的新的任務?，而共同進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勞動群眾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農民、智識分子等等）的階級聯合的特殊形式。」（烏）[23]同時，「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的形式之繼續。」（烏）[24]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不同，就在於這裡：小資產階級，甚至於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在民權革命之後所希望的，所預先想像的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一般的幸福和安寧」（例如衣食住行樣樣齊全，或者「預防貧富戰爭」而空想一些一勞永逸的計劃）；而無產階級的方法是絕對的肅清一切中世紀的封建殘餘，並且並不是為什麼和平安樂的天堂，而是為著廓清階級鬥爭的道路；使階級鬥爭能得到最廣泛最自由的發展。小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想望——如果革命始終是不可避免的了——那就更加是一些階級和平的夢想，他們本是只想盡可能的用和平手段達到所謂高尚理想的目的。而無產階級卻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階級鬥爭變更了自己的形式，這種鬥爭——鎮壓和消滅一切種種資本主義階級的殘餘和根源，還要繼續一定的時間，一直到一切階級分別的完全消滅。

　　這種革命鬥爭——長期的艱苦的戰鬥，幾千萬萬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蛻變，不能夠不由廣大的群眾自己來積極的自覺的參加。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就在於物質上、精神上提高自己一切的以及其餘的勞動民眾的革命積極性。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國，往往極端的懷疑「愚昧和守舊」的群眾，而只相信傑出的個人，進步的光明的英雄或者聖賢，以為只有他們能夠教育群眾，能夠超越凡俗，把這世界領導到天堂裡去。天堂——地上的天堂，對於無產階級的確不是空想，他們的自覺的鬥爭將要征服一切可能而實現這個天堂。然而這必須從廣大的群眾的革命戰爭之中產生出來。一切革命歷史都告訴我們：幾十年幾百年成熟起來的社會矛盾爆發了出來：社會生活在這種時期是特別的非常的豐富。平常浮光掠影的觀察者所輕視的，或者不當一回事的群眾，在這時候跳上了政治舞臺，成為積極的鬥爭者。這種群眾在實踐中學習著，嘗試著，探索著，提出自己的任務，校正著自己的行為，尤其是自己的一切意識代表的理論。這個群眾實行著英勇的努力，去解決歷史所給他們的巨大的世界任務。無論個別的失敗是多麼厲害，無論那些英勇的流血和千千萬萬的犧牲多麼巨大，而這些群眾和階級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之中的直接訓練，總是非常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國，都是在這種群眾的積極化之中形成強有力的領導，一種理論，一種思想——適合於現實的社會階級關係的——也只有在群眾化之中才能夠成為革命的真正領導。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也經過了五四、五卅、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才發展到相當的水平線。這種思想，熔合著群眾自己的革命實踐之中的學習，照耀著中國的具體的階級關係，屢次的轉變，才成為現在這樣的社會思想界的權威的。

　　本來，在世界各國，在每一國的國民經濟的各部分，資本主義發展速度是不一致的。最容易，最迅速，最完全，最鞏固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是大工業最發達地方的工人代表和他們的意識代表。發展上落後的經濟關係，常常使得當地的工人運動之中發現許多不同的傾向；就是只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某幾方面，只接受這個新的宇宙觀底個別部分，或者個別的要求和口號。這是由於工人運動之中的組織者和工作者，往往不能夠擺脫一般資產階級的宇宙觀，以及一切傳統的思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過程，也就發現過許多右傾或者左傾的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中國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反對這些傾向的鬥爭之中鞏固起來，強大起來的。

　　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它消滅舊的生產方法而發展生產力，同時，在發展的一定階段，資本主義就阻礙生產力的生長。資本主義發展著，組織著，訓練著工人，——它也在榨取著，壓迫著，引導到死亡，窮困等等。資本主義自己栽培自己的掘墳人，自己創造著新制度的一些成份，而同時，如果沒有「突變」，那麼這個別的成份一點兒也不會變更一般的情形，並不會妨害到資本的統治。這些活的現實生活裡的矛盾，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現實的歷史裡的矛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唯物論的理論——能夠把握住它們。可是，自然是很明白的：群眾的學習是從生活得來的，他們並不是在書本上學習的，因此，各個人或者各個團體，經常的誇大資本主義發展這一個特點或者那一個特點，誇大這種發展裡的這一個教訓或者那一個教訓，而形成片面的理論，片面的策略系統（烏梁諾夫）[25]

　　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途徑又來得格外複雜和畸形，嚴重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占著統治地位的封建殘餘，維持著許多混雜的糾纏的傳統思想。無產階級同它周圍的小資產階級的多種階層（農民也在其內），本來是經常的接觸著的，這中間並沒有一座萬里長城，也決不會有。自然，各個人，各個集團和階層，從小資產階級轉變到無產階級方面，就不會不從自己方面帶著些動搖到無產階級策略裡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過程之中，革命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之中，也是因此而發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布朗吉主義[26]、孟塞維克主義[27]等等的傾向。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在實驗的具體問題上，幫助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實質的說明，幫助新進的國家——中國，更清楚的分辨那些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的階級意義，而且更加有效的和這些傾向鬥爭。

　　這種鬥爭在現在是特別需要，特別的緊張了。為什麼？不但因為中國革命進到更新的階段，中國革命負擔非常複雜的任務。而且因為工人運動之中一切種種左傾右傾的機會主義，在這階級鬥爭緊張的時候，往往很快的和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敵人勾結著，有意地或無意地變成反革命的武器。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群眾之中已經取得了無上的權威，所以反革命派往往很願意冒充馬克思主義來搗亂革命的隊伍，「資產階級社會經常地餵養一些喜歡自稱為超階級的政治家，以及那種喜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機會主義者——這些先生們故意地有系統地用最好聽的最左的話欺騙群眾」。例如中國的取消派，為著要反對中國革命的前進，他們故意說什麼中國已經沒有什麼封建殘餘，或者只有「殘餘之殘餘」，中國的政權已經完全在資產階級的手裡，因此無所謂民權主義的革命，無所謂土地革命，那些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簡直是土匪……這是和統治者一鼻孔出氣。但是，他們偏要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再者還有些「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難會議議員的馬克思主義」（例如王禮錫[28]等等），居然想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來反對中國工農對於地主階級的狡猾的，投降帝國主義的反抗，居然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提議中國無產階級應當和軍閥資產階級合作抗日」，而其實那些軍閥「抗日」，不過是欺騙民眾的把戲，事實是借用著打過一次敗仗的機會，好去投降日本帝國主義，而「忍痛退卻」！

　　烏梁諾夫說：

　　馬克思學說現在所碰到的這一類事情，在歷史上也有過不止一次了，就是其他的革命思想家和被壓迫階級領袖的學說，在他們為著解放鬥爭之中，也遇到過的。壓迫者階級在偉大的革命家活著的時候，對於他們總是經常的壓迫，對於他們的學說，只有極端的惡意，極端瘋狂的痛恨，極端無恥的造謠誣衊來進攻他們。等到他們死了之後，卻企圖把他們變成沒有害處的神像，所謂把他們登錄到徒傳裡去，給他們的姓名一些光榮，為的是「安慰」一下被壓迫階級而麻醉他們，同時，把革命學說的內容抽掉，磨滅這種學說的革命的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加工製造」，大家都是同意的。忘記，消滅，曲解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和它的革命心靈。而把資產階級所合用的，或者似乎是合用的東西，抬到第一等的地位，讚賞得特別起勁。[29]

　　中國革命界紀念馬克思逝世的五十周年的時候，特別應當記起這句話！中國這社會的環境，本來最容易發展冒名頂替的「生產」手段！——假冒招牌是一種「小」市場上的自由競爭的方式，同樣也用來做階級鬥爭的方式了，這自然不但是中國資產階級用，其實倒是從外國的什麼考茨基[30]、托落茨基[31]等等那裡學來的。中國的特點，只在於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敢於自稱是伯恩斯坦[32]的信徒！這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何等的懦怯，很像他們的主人——無賴式的中國資產階級。十年前，魯迅就說過：「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這種反科學的「策略」現在也應用到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了。

　　注釋

　　[1]原文此處缺一字，應為「產」。

　　[2]烏梁諾夫，今譯烏裡揚諾夫，即列寧。

　　[3]今譯文參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神聖同盟，拿破崙帝國瓦解後歐洲各國君主組成的反動同盟。1815 年9月在巴黎簽訂，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後正式解散。

　　[5]菲洲，今譯非洲。

　　[6]革命同盟會，即中國同盟會，中國資產階級最早的政黨。1905年8 月20日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推為總理。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其政治綱領。1912年8月改組為國民黨。

　　[7]指1906年12月由同盟會發動的萍瀏醴起義，即「丙午萍瀏之役」，參加者除農民外，還有手工業工人和萍鄉煤礦工人。

　　[8]此函寫作時間應為1909年10月下旬。全文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19頁，中華書局1985年3月版。

　　[9]《民報》，中國同盟會機關報。1905年11月在東京創辦，初為月刊，後改為不定期出版。1910年停刊，共出26期。

　　[10]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國經濟學家，主張取消其他捐稅，實行徵收經濟地租的單一稅制。認為這就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主要著作有《進步與貧困》、《什麼是單一稅和我們為什麼實行單一稅？》等。

　　[11]曾左李，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曾國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湖南湘鄉人。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等職。1853年起編練湘軍，領兵進攻太平軍。1864年7月攻破天京（今南京），封為侯爵。隨後同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等軍事工業。有《曾文正公全集》。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陰人。1860年為四品京堂襄辦軍務，招募「楚軍」，同太平軍作戰。後任江浙巡撫、閩浙總督。1866年起同沈葆楨在福州創辦馬尾造船廠。隨後在督辦陝甘軍務期間，創辦蘭州機器制呢局等新式企業。1875年督辦新疆軍務，平定新疆。1881年任軍機大臣調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有《左文襄公全集》。

　　李鴻章，見本卷第464頁注13。

　　[12]指同盟會領導的自1906年12月萍瀏起義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期間的十次武裝起義。

　　[13]見《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52頁，中華書局1985年3月版。

　　[14]即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所建立的北洋軍閥政權。

　　[15]全文見《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24頁，中華書局1985年3月版。

　　[16]二十四史，清乾隆時規定從《史記》至《明史》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即「欽定二十四史」。

　　[17]全文見《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68—71頁，中華書局1985年3月版。

　　[18]今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頁，中華書局1985年3月版。

　　[20]今譯文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國聯，見本卷第193頁注②。

　　[22]原文如此，有誤。

　　[23]烏，即烏裡揚諾夫，即列寧。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29卷第343—344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29卷第343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5]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16卷第34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6]布朗吉主義，見本卷第518頁注22。

　　[27]孟塞維克主義，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他們在黨內是少數派，今譯為孟什維克主義。

　　[28]王禮錫，見本卷第422頁注⑤。

　　[29]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30]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曾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採取中派立場，提出掩飾壟斷資本主義本質的「超帝國主義」理論，並組織中派國際（維也納國際）。

　　[31]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10。

　　[32]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翼領袖之一，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理論家。他於1896—1898年間，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連續發表一組題為《社會主義問題》的文章，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關於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原理。

　　(1)本文迄未發表。這裡根據楊之華所存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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