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問題|瞿秋白

當前的問題

　　當前的問題(1)（一九三二年）

　　（一）

　　一，滿洲事變[1]之中，列強帝國主義準備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戰爭的形勢，非常之明顯的表演出來。上海的和哈爾濱的「戰鬥」[2]不過是這種大規模戰爭的整個準備工作裡的兩幕顯著的事實。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之後，帝國主義的世界就已經陷於根本的危機之中——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全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力量的生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裡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建立，都是國際帝國主義的致命傷。現在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已經發展到了第三時期[3]。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深入一天天的厲害，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卻有極大的成績，五年計劃在四年之內可以成功，這六分之一的地球已經進到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帝國主義的舊世界對於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自然積極的準備戰爭，企圖用戰爭的手段挽救自己的危機。同時，為著征服「叛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動民眾，列強帝國主義用盡一切手段，直到大規模的直接的屠殺政策。在這整個問題上，英、美、法、日……列強帝國主義是一致的。可是，列強資產階級之間正因為經濟恐慌的劇烈而更加要互相搶奪市場，重新瓜分世界——太平洋上的中國正是這種瓜分對象之一——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可避免的要從這種複雜的矛盾衝突之中爆發出來。無論是進攻中國的革命勢力，無論是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列強在遠東方面必然互相競爭著，互相防備著，因為每一帝國主義國家都要在這裡預先盡可能的取得多份的勝利的保證。這就是一致進攻中國革命和蘇聯之中的衝突。同時，無論英、美、法、日之間的矛盾有多麼大，衝突有多麼厲害，他們對於進攻蘇聯和中國革命，總是共同努力的。這是矛盾之中的一致。滿洲事變到上海事變的時局完全證明這種形勢。

　　二，滿洲事變的意義首先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解除滿洲的中國民眾的武裝，使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軍閥手裡的武裝，不致於像湘、鄂、贛那麼容易的落到蘇維埃化的勞動民眾手裡去；其次，才是日本帝國主義首先瓜分中國——實行併吞滿蒙的政策。滿洲事變之後，中國民眾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廣大的開展起來；從江西、湖北等處紅軍的反攻，從滿洲兵士群眾壓迫軍官而實行抵抗的小戰爭，從貧農群眾督促起來的所謂義勇軍的遊擊戰鬥，發展到大城市無產階級群眾的示威和罷工，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的鬥爭……推動著廣大的貧苦小資產階級、學生群眾以及一般貧民的鬥爭，而對於所謂紳商加以極大的威脅——這樣開展著抵制日貨的運動。這種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發展形勢，雖然還沒有具體的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而形成大城市之中立刻可以組織蘇維埃的局面，可是，事實上，已經由無產階級把組織真正民眾自己的革命政權問題提出在廣大的勞動群眾面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的「威信」真正是一落千丈，各地方的黨部和衙門常常被群眾搗毀。雖然地主資產階級的各種走狗在朝的在野的，有黨的無黨的，還用盡種種欺騙壓迫手段，企圖消滅真正革命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然而，党國軍閥和紳商階級的沒有能力阻擋這個運動的前進，沒有本領替帝國主義維持統治的日期，眼見得是一天天的接近了，所以日本帝國主義毅然決然的要親自動手——弄出最近的上海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是要佔領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反帝國主義鬥爭之中「最可怕的」中心城市。英國、美國都正式申明：日本要進兵上海的華界，他們是不反對的；法國也是同樣的態度。美國、英國、法國現在都趕緊調兵到上海來；而且這些兵隊的名稱都叫做「援兵」，這是援助誰？援助中國民眾？援助中國政府？援助日本？——不，都不是！他們是援助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三，國際帝國主義在遠東最近半年以來的事變之中，受著蘇聯革命影響擴大的威嚇，他們都一致的積極準備進攻蘇聯的戰爭，日本的佔領滿洲是積極進攻蘇聯的步驟，這是沒有疑問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本佔領瀋陽和吉林之後，接著就佔領齊齊哈爾，使中東鐵路[4]在日本軍隊的包圍之中，喪失它的軍事作用。最近日本又在哈爾濱組織白俄暴動，跟著就利用熙洽[5]等的軍隊幫助他直接佔領中東路的長春支線，直接進攻哈爾濱。而且日本攻下錦州之後，除中東路以外，關外的鐵路管理權已經完全落在日本帝國主義手裡，它還在趕造吉會路——截斷海參崴與赤塔之間的軍事行動上最敏捷的一條鐵路。這樣，日本想在滿洲和熱河造成一個整個的直接隸屬日本的區域——所謂滿蒙獨立國，軍事上、政治上、交通上、經濟上完全由日本指揮。最近，日本更公開的聲明不願意和蘇聯訂立互相不侵犯的條約。所有這些都是明顯的具體的進攻蘇聯的步驟。國際聯盟[6]和美國政府，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對於日本這些對俄進攻的事實，沒有一次不表現「欣慰的沉默」，甚至於連最虛偽的抗議或者聲明都不曾有過，至於英國、美國、法國……羅馬尼亞、波蘭，各方面的準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

　　因此，滿洲事變和上海事變之中，最主要的認識應當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一致的進攻中國革命和蘇聯之中，中國勞動民眾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是一致的，兩方面的敵人是共同的。

　　四，同時，反蘇聯戰爭和瓜分中國這兩件事情究竟那一件先開始，這對於國際帝國主義是一個難於一致的問題。日本利於首先瓜分中國，擴大和鞏固現成的勢力範圍，佈置必需的軍事力量。法國在中國的利益比較小，而在滿洲方面又有經過日本而取得新的部分利益（中東路舊股票等）的可能。因此，法國在滿洲事變之中首先最清楚的表示不干涉，並且在安南[7]邊境進兵，預備在相當時機同樣的割據雲南、廣西。英國一方面有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主要的是在南部中國（香港）和中部中國（上海），別方面，它還勉強維持著傳統的經過中國海關而支配中央政府的地位。可是，在一定的環境之下，它寧可暫時和日本互相承認，割據中國的勢力範圍，而抵制美國對於中國中央政府的勢力的增長。最終的瓜分中國，必須要由太平洋上的大規模的戰爭來決定。日本取得滿洲，固然同時是為著將來的太平洋戰爭擴大自己的後方，而英國申明不干涉滿洲事變，也是借重日本抵制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設備。美國可不同。美國在中國至今還沒有勢力範圍，它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國沒有雄厚的海軍力量，在中國領海裡，它的勢力比英日小得多(2)。美國利於日本先和蘇聯開始戰爭，使日本的力量極大部分被對俄戰爭所牽制，然後它自己的軍事力量，在幫助日本反對蘇聯的戰爭之中，可以集中一部分到遠東來。今年二月到五月的美國海軍大會操的路線，正是從檀香山到菲列濱[8]。英美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之中，日本究竟站在那一方面，是很有重要關係的。可是，美國和日本以及美國影響之下的英屬自治領地（坎拿大[9]、澳大利[10]）和日本的衝突，使美國和日本聯合去反對英國的形勢非常之難於實現。只有英國和日本「分工合作」而抵抗美國的傾向。滿洲事變以來，英、日、法的國際聯盟和美國之間的許多外交手段，錯綜離合的雜亂形勢只有在這一個觀點上去觀察，才能夠分析清楚。至於英美聯合抑制日本，這至多只能夠是外交上暫時的應付手段或者對於一些零碎的具體問題上的主張，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中立」等類的問題。太平洋戰爭的根本趨勢，始終是英、美、日本三角鬥爭的瓜分中國的戰爭，法國自然參加瓜分，可是已經是遠東方面的第二等角色。日本現在正是利用自己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全中國進展它的軍事勢力，尤其是滿蒙的完全併吞。日本現在沒有固定的聯英或者聯美的必要。

　　可是，我們必須認清的是：無論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它們各自為著瓜分中國，準備太平洋戰爭的一切步驟，同時，都是鎮壓中國革命勢力和進攻蘇聯的步驟。它們自己之間的矛盾衝突無論如何厲害，而最主要的共同目的總在打擊世界的和中國的革命勢力，挽救資本主義的恐慌。它們在任何時間，只要有必要，都會一致行動起來屠殺中國民眾或者進攻蘇聯的。

　　五，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之中，許多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事實上受著地主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和支配，只在幻想著列強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只在依賴著帝國主義內部的破裂，以為這可以代替中國民眾自己的鬥爭。「社會與教育」派和「文化評論」派雖然互相辯論著，其實是犯著同樣的錯誤。「社會與教育」固然發明了「日美妥協」的形勢，主張用絕交政策去促起列強的干涉（陳友仁[11]已經採用），而「文化評論」也認為日本進兵中國的由來，只在於反對美國影響之下的蔣介石、張學良[12]。這些「理論家」都不看見日本和列強的進攻中國的革命民眾，都故意把進攻蘇聯的步驟說得無關緊要，甚至於說一致反俄戰線「永難建立」，「且有日俄聯合之可能」！這是企圖削弱民眾的注意力，紊亂革命的隊伍，這事實上是幫助帝國主義。

　　中國民眾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要得到勝利，只有利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衝突，而完全依靠群眾自己的團結力量，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民眾的階級鬥爭，首先就要擁護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只有這樣，方才能夠一刻也不遲緩的組織自己的隊伍，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創造真正民眾自己的政權（蘇維埃），實行真正革命的民族戰爭——反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解放中國，統一中國。

　　（二）

　　一，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內部分著許多種派別，許多種幫口，所以，所謂党國，也就是四分五裂，互相排擠、傾軋、混戰的党國。這種混戰的各派都是國際帝國主義的走狗，都是事實上贊助瓜分中國的「功臣」，自然，也是一致贊助進攻蘇聯的。這些各派各幫的走狗，為著自己的主人而爭奪地盤，爭奪中央政府的支配權。他們還互相競爭著，每一派都在竭力表示自己鎮壓中國民眾的革命運動的本領，表示自己是最出力的最有能力的進攻蘇聯的急先鋒，這樣去求得主人的寵愛，而可以多得些賞錢。

　　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所謂党國的各派更加暴露它們的走狗面目。最公開的日本走狗——臧式毅[13]、熙洽、張景惠[14]等等（至少也曾經宣讀過總理遺囑的），都在努力進行滿蒙的「自治獨立運動」，東三省地方的「維持治安事務」。蔣介石、張學良等等，立刻實行無抵抗主義，繳械，投降，退卻，使日本帝國主義得「如入無人之境」。但是勞動民眾以及兵士群眾的憤激和鬥爭一天天的增長起來，轉變到了反對黨國的運動。於是乎，國民黨的各派都想法子來欺騙民眾，維持自己的統治。什麼和平會議[15]，什麼統一政府[16]，什麼國難會議[17]，什麼國民救國會議[18]，什麼迅速實現憲政等等。這裡孫科[19]、陳友仁、胡漢民[20]等等党國要人，也說什麼反對鎮靜無抵抗主義。孫科內閣成立之後，實際上已經和日本秘密談判，企圖用撤消張學良的官職的條件請求日本答應議和，而訂立承認二十一條[21]之類的密約，把東三省的鐵路、礦山等等完全賣給日本。可是，民眾反抗鬥爭正在發展，這種陰謀很難進行。孫科、陳友仁等就用巧妙的絕交政策來欺騙民眾；事實上孫科的絕交政策，目的是要引起日本方面更大的進攻，然後在「無可如何」的局面之下實現直接交涉而訂立同樣的賣國條約。而且，這同時還是鎮壓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條計策；因為各派党國的屠殺政策（寶山路[22]、永漢路[23]、珍珠橋[24]……）已經壓不下去，所以不如用「絕交」引起日本的大規模的進兵，由日本軍隊親自來鎮壓。這條計策雖然沒有實現，可是，汪精衛[25]、馮玉祥[26]等和蔣介石合作而組織了汪精衛內閣[27]之後，蔣介石派的「請求美國主持公道，絕對信賴國聯」的政策，以及民眾反抗運動的更廣大的發展，引起了日本的進兵上海；結果仍舊是一樣，蔣汪合作的新政府，在上海兵士群眾已經開始自動的抵抗之後，方才宣言「正當防衛」，這種党國軍閥的所謂「防衛」，事實上不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防衛。因為它們已經完全接受了禁止抗日運動的條件，這是對於兵士民眾的防衛，上海軍隊的作戰，完全只是守住自己的防線，而同時借著戰時戒嚴的名義，嚴禁一切集會、結社、罷工、暴動。政府遷都洛陽[28]，更表示當局故意放任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預先存著把長江一帶放棄的念頭。汪蔣新政府的對內政策當然和孫陳[29]政府（以及張學良、陳濟棠[30]等等的地方政府）是完全一樣的，就是只要能夠鎮壓民眾，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只要能夠壓低反帝國主義運動，維持國際財政資本的剝削，什麼哄嚇、詐騙、卑鄙齷齪、鞭打屠殺的手段都用得出來，正面的，反面的，公開的，秘密的請求日本或者英、美、法國帝國主義的軍隊來鎮壓的手段也會用出來。至於汪蔣新政府的對外政策，固然和胡漢民、孫科、陳友仁不相同：孫陳的真正政策是在英國「協助」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直接交涉的主張兩次出於胡漢民的談話），而汪蔣的政策是暫時拒絕交涉，故意弄成僵局，替美國製造干涉中日談判的機會（上海事變之後，美國已經提出「中日兩方應即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31]開會議，由各國參加以解決爭端的要求），現在這種機會已經來了。

　　總之，中國政府的政策，不論是屠殺，是「立憲」，是包辦「民眾團體」，目的只是一個：鎮壓、緩和以至於消滅民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革命鬥爭，抵制真正民眾政權的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也就是努力維持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統治；對外的政策，不論是無抵抗，是絕交，是正當防衛，前途只有一個：贊助日本和英國、美國、法國瓜分中國，問題只在列強之間誰沾光些，誰吃虧，結果遲早是要轉變到大規模的太平洋戰爭或者反蘇聯的戰爭。

　　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存在一天，中國就一天不免於瓜分，就一天不免於做太平洋戰爭的目標，就一天不免于做進攻蘇聯的陣地。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各種幫口，各種階層，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利用帝國主義的「威權」和炮火來鎮壓反抗的勞動民眾，就是引誘，勸告日本向北進攻，去攻打蘇聯，而自己用靜候國際正義解決的無抵抗主義恭送滿洲給日本做戰場。日本的威脅中東路，組織白俄匪徒進攻哈爾濱……不但沒有引起中國外交部的假裝門面的抗議，甚至於沒有引起一般地主資產階級的所謂輿論方面的反抗。地主資產階級之中，有些階層簡直歡迎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自己甘心做奴才，只要日本軍隊來維持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營口的商會請求日軍維持治安，錦州的商會請求中國兵士不必抵禦，滿洲許多所謂法定團體，公推臧式毅等類的自治政府……）。至於和英美等國聯繫著的地主資產階級，那麼他們不是完全依賴國際聯盟或者華盛頓政府，就是企圖用「絕交」甚至於「宣戰」的口號，一方面緩和勞動民眾的革命化，別方面激動列強出來干涉，因為他們知道列強干涉之下的對日交涉，無論如何吃虧，英美等國總可以同時「利益均沾」，滿洲事變總可以告一個段落，而「趕緊結束」的希望，正是恐懼真正廣大民眾反帝國主義鬥爭和革命的自然的心理。上海戰鬥爆發的前夜，形勢已經不能夠再支持，甚至於官辦的抗日會和抵制日貨運動的領導都已經有被革命民眾奪取的危險。因此，當時日本提出封閉抗日團體和禁止抵貨運動的時候，不但官廳方面立刻奉命執行，而且上海商會和同業公會以及資本家走狗的假工會，都發表宣言表示贊成。中國紳商正在「私心憂幸」——總算找著了出路：如果自動的取消抵制日貨而幫著鎮壓民眾，那麼，未免太明顯的賣國，太爽直的叛變，太露骨的啟發群眾的階級意識；如今日本的飛機、軍艦威迫著，那就可以裝出「不得已」的醜態，實現「正中下懷」的心願。上海一百餘同業公會的呈文說，「所有封存及登記之日貨，為數頗巨，至今迄無處置辦法，現總結帳之期瞬屆，若不速予救濟，影響商業安危，實非淺鮮。」這是明白的表示：國可以亡，奴才可以做，但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商業安危」）卻一定得維持。同時，正是這些紳商——地主資產階級現在利用一切種種機會（馬占山[32]、小白龍[33]、上海戰事等等），竭力宣傳馬鹿[34]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英雄主義的意識來蒙蔽勞動民眾的階級覺悟，削弱群眾自己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而且在實際上竭力鎮壓罷工，竭力包辦「民眾團體」，竭力破壞革命的團結，運用著一切武斷的卑劣的手段。

　　中國的勞動民眾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發動廣大的鬥爭；抵制日貨的運動應當由革命的工人民眾來指導，全國各地要舉行總同盟罷工，組織民眾的武裝隊伍——遊擊隊、義勇軍以至於紅軍，號召兵士群眾離開並且反對無抵抗主義的以及虛偽的「自衛的」軍官，而加入民眾的武裝，由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般革命的貧民群眾，自己組織代表會議，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政府，而建立民眾的革命政權，指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且反對一切國際帝國主義的干涉。這樣才能夠解放中國，解放真正廣大的中國民眾，不但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並且脫離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

　　三，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努力維持自己的統治，以及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他們的各派贊助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贊助進攻蘇聯的戰爭。他們對付中國民眾的不僅是屠殺、監獄、警察、包探……而且還有「意識上的武器」，一切種種武斷的欺騙的宣傳。例如反動的大眾文藝（小唱、說書、禮拜六式的小說[35]等等），雖然只是第四、五等的文藝，但是他的對象是極廣泛的普通市儈，以及勞動群眾。這種大眾文藝，現在很廣泛的宣傳著無抵抗主義和英雄主義，「教育」他們，迷惑他們，要使他們「靜候公理解決」，等待「英雄武俠」和「賢能才智」，犧牲階級利益。民族主義派[36]、國家主義派[37]、人權主義派[38]……不過是這種「馬路文學」[39]的歐化樣本，專門供給學生青年的知識階級的。但是，這些烏煙瘴氣的東西已經漸漸喪失自己的力量。民眾的左傾，使馬克思主義的威信一天天的增高起來。於是乎發現陶希聖[40]等類的人物（社會與教育），口頭上說些「左傾的」空話，主張絕交，主張督促政府實行民權，同時趁勢提出「民族高於一切」的口號。還有王禮錫[41]等類的人物（《文化評論》、《讀書雜誌》[42]）甚至於急急乎申明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主張要人道主義的文學，所有這一類的人物，連陳獨秀、劉仁靜[43]等也在其內，都想多多少少冒充著馬克思，甚至列寧主義的名義，來反對階級鬥爭，否認革命高潮，抵制蘇維埃運動，事實上都是在維持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維持帝國主義的統治，這些人物雖然代表著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絕望、夾攻之中的為難……的情緒，可是，事實上只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更巧妙的傳話機器。

　　四，中國民眾的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鬥爭之中，必須開展思想上意識上的鬥爭。不但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要反對國際帝國主義；不但要反對國際帝國主義，而且要反對中國國民黨軍閥的政府和黨部；尤其要深刻認識的是不但要反對黨政機關，而且要反對「法定團體」的紳商——地主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走狗。不但要反對屠殺和鎮壓，還要會反對一切種種狡猾的欺騙手段，不但要反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人權主義，而且要會反對冒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種種工賊，以及所謂第三黨[44]，反對一切種種保護地主資產階級的表面上站在「中間」而實際上是抵制革命發展的緩衝的企圖。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45]是中國蘇維埃革命之中的文藝鬥爭的團體，現在必須發動自己的一切力量積極的鬥爭；臉向著廣大的群眾，用自己的特殊的武器——文藝的鼓動和宣傳參加進攻一切反動意識的戰鬥。上面所分析的國際的國內的，思想上意識上的情形，應當做左聯創作的題材和宣傳的綱要。現在左聯創作方法上的中心口號——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了，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揭穿一切種種假面具」，並且鼓勵集體的群眾的鬥爭行動——為著真正民眾的政權（蘇維埃）而鬥爭的行動。

　　注釋

　　[1]滿洲事變，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中國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

　　[2]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發動的侵略戰爭和同年4月16日日本在哈爾濱組織的白俄匪徒的暴動。

　　[3]第三時期，見本卷第30頁注13。

　　[4]中東鐵路，見本卷第145頁注12。

　　[5]熙洽，見本卷第386頁注②。

　　[6]國際聯盟，見本卷第193頁注②。

　　[7]安南，今越南。

　　[8]菲列濱，即菲律賓。

　　[9]坎拿大，即加拿大。

　　[10]澳大利，即澳大利亞。

　　[11]陳友仁，見本卷第188頁注20。

　　[12]張學良，見本卷第58頁注④。

　　[13]臧式毅，見本卷第375頁注①。

　　[14]張景惠，見本卷第407頁注②。

　　[15]1931年10月22日至11月7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派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廣東派在上海舉行會議，商討成立統一的國民政府問題。

　　[16]統一政府，指1932年1月1日國民黨南京派和廣東派聯合建立的新政府。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

　　[17]國難會議，見本卷第226頁注⑧。

　　[18]國民救國會議，見本卷第226頁注⑨。

　　[19]孫科，見本卷第220頁注⑧。

　　[20]胡漢民，見本卷第145頁注13。

　　[21]二十一條，見本卷第193頁注④。

　　[22]寶山路，指上海寶山路血案，見本卷第199頁注⑨。

　　[23]永漢路，指廣州永漢路血案，見本卷第199頁注10。

　　[24]珍珠橋，指南京珍珠橋血案，見本卷第376頁注⑧。

　　[25]汪精衛，見本卷第58頁注⑧。

　　[26]馮玉祥，見本卷第466頁注28。

　　[27]1932年1月25日孫科辭去行政院長職務，由汪精衛繼任，組成汪精衛內閣。

　　[28]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自1月30日至12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一度遷洛陽辦公。

　　[29]孫陳政府，即寧粵統一前由孫科、陳友仁組織的廣東政府。

　　[30]陳濟棠，見本卷第91頁注13。

　　[31]非戰公約是1928年8月由法、美、英、日等9國在巴黎簽訂的，主張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美國當時打著非戰公約的旗號，以圖插手中日談判。

　　[32]馬占山，見本卷第198頁注④。

　　[33]小白龍，活躍在東北地方的土匪頭子。

　　[34]馬鹿，日語中的漢字，「愚蠢」的意思。

　　[35]禮拜六式的小說，見本卷第529頁注⑦。

　　[36]1930年6月，國民黨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聯合一批反動文人，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創辦《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等，鼓吹「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所謂「民族主義」，攻擊文學的「階級意識」。這一批人被稱為民族主義派。

　　[37]國家主義派，參見本卷第149頁注④。

　　[38]人權主義派，參見本卷第32頁注40。

　　[39]「馬路文學」，19世紀中葉流行於法國的一種文學傾向。

　　[40]陶希聖，見本卷第412頁注⑧。

　　[41]王禮錫，見本卷第422頁注⑤。

　　[42]《讀書雜誌》，見本卷第488頁注17。

　　[43]劉仁靜，見本卷第165頁注⑤。

　　[44]第三黨，見本卷第32頁注31、32。

　　[45]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6年初解散。

　　(1)本篇論文沒有發表過，這裡根據楊之華所存抄件刊印。從內容看，寫作時間當在1932年。

　　(2)最近的軍事消息：日本在中國領海可以立刻調動巡洋艦五艘，滅魚雷艦二十艘，航空母艦二艘，裝置飛機六十架和水上飛機二十六架。英國在中國的領海，現在已經有巡洋艦六艘，滅魚雷艦八艘，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十一艘，炮艦十九艘。而美國只有巡洋艦一艘，滅魚雷艦二艘，炮艦十二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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