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大家賣|瞿秋白

有國大家賣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東三省，實際上已經完全佔據了滿洲：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的省城都在日本軍隊手裡。最近中國國民黨黨員、前東北政分會委員、副司令部參謀長臧式毅[1]，「受此間有產者之督促，為維持民生福利地方秩序起見」，居然「由當地法定人民團體之推舉」，而正式就任日本駐滿司令委任的遼寧省省長了。滿洲所剩的只有錦州一角，現在日本軍隊——似乎是奉臧省長的命令——又大舉「剿匪」進攻錦州了。

　　滿洲，不但是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張學良[2]張大人的無抵抗主義斷送了給日本，而且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前東北政分會委員臧式毅臧大人接辦，公開賣國事宜。並且，所有這些交割手續，都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之下，逐步完成的。從鎮靜到鎮壓，從鎮壓到綁票，從綁票到屠殺，屠殺不了再行捆送車站遞解回籍，——對內的內政方面，的確用盡了一切力量來鎮壓反抗賣國的民眾了。從繳械到退卻，從退卻到提議列國聯軍駐防錦州中立區[3]，從恭請列國聯軍到敦請國際共管天津[4]，從敦請共管到舉手贊成日本撤兵無限期（國聯會上），從贊成日本不撤兵到歡迎國際瓜分中國的調查團[5]，——對外的外交方面，也是想盡了一切方法實行了賣國的各個步驟了。這些事情，請問：那一件不是國民黨做的？

　　所以上海寶山路上的血[6]，廣州永漢路上的血[7]，南京珍珠橋邊寧粵合流的血[8]，已經同著上述的一切把戲證明了賣國的責任是誰的。

　　但是，賣國不比做一個「蹩腳」洋行的買辦。賣國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全中國的一切種種「賢能才智」大家都看得眼紅。這個「大買辦」不能夠一個人去做，不能夠歸一幫人包辦。因此，汪精衛[9]汪大人等等要大叫反對個人獨裁。而羅隆基[10]、胡適之[11]博士等等要大叫反對一黨專政。於是乎大呼小叫，一遞一聲的喊著：民主、民權、人權……等等。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有國大家賣的主義！所以所謂民權人權，都不過是賣國權罷了。

　　寧粵合作的所謂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這個「均權共賣」的問題。

　　然而，要討論以後的「均權共賣」，難免要算算舊賬，算算以前的「分權各賣」的舊賬。這種舊賬，一算起來，自然就要相罵。將來的新賬一定又算不好，那時當然又要相打。

　　關於舊賬的問題，現在已經相罵了。南京派的吳稚暉[12]在一中全會上說：廣東派的人「赴日勾結日本來禍中國之賣國者，不能不科以相當之責任」。廣東派的孫科[13]等等說：張學良應當「負喪師失地責，即南京政府亦當負重要責任」。兩方面互相揭穿賣國的責任，互相推諉賣國的責任，這是多麼好看的滑稽戲。

　　對於平民百姓，不成問題的事實，是整個國民黨的賣國責任。廣東派的陳友仁[14]到日本去，日本通訊社已經早已發表：他是去和日本商量「取消滿洲之軍國主義」，而實行「總理對日之新政策的」。陳友仁關於這一點，始終沒有聲明否認。足見吳稚暉說的絲毫不錯。他錯在於不服從神聖的孫總理的對日新政策。廣東派要「懲辦」張學良，表面上是要張大人負起不抵抗主義的責任。其實，他們是根據于陳友仁和日本的談判，——所謂「取消軍國主義」，就是撤換張學良。今天廣東的柏文蔚[15]的提案，把這一點說得很明白：

　　東北事變[16]由一二人感情惡劣所致，日方目標與用意頗為明顯，若因一二人致殃及多數之生命財產，牽一髮而動全身，後患將無底止，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若能稍事變通，可免許多禍亂（十二月二十八《申報》）。

　　至於南京派的責任，那是更加明顯。解決濟南慘案[17]的中日協定，到了三年之後的今天，還沒有發表！蔣介石派和日本訂立了密約，承認了某些條件，看他們直到現在的行徑，的確有許多說不出口的苦衷。而且大家看得見的是：九一八以來一切不抵抗、鎮靜……政策，自然是南京派員大部分的責任。所以吳稚暉大人給張學良的電報裡，還替無抵抗政策辯護，他說張學良以前是「抵抗適以召禍」。這句話還是反俄專家馮庸[18]說出來的。足見南京派方面，的的確確預先有個不抵抗的政策。他們在美國帝國主義支配之下，準備好了把滿洲送給日本，絕不抵抗，而且還要馮庸等類的反俄專家，幫同日本一塊兒去打蘇聯。

　　這樣說來，政策上的問題，根本主張上的問題，——廣東派和南京派難道有什麼不同麼？絲毫也沒有。問題只在於賣國傭金分配上的爭執。因此，吳稚暉說：「但望會中不專攻擊京方，則彼也不要求科粵方賣國者以責任。」這就是個互相赦免，合作賣國的轉圜辦法。有國大家賣的主張，這樣公然的說出來，真不愧為中華党國全國第一超等丑角！臉皮的厚賽過萬里長城了。然而全靠這樣的厚臉皮，一場胡罵，暫時收篷。

　　暫時，這種合作賣國的好戲還要做一陣。而且他們還在企圖擴大賣國團的範圍：東北政分會的新名單發表了——胡適之、羅文幹[19]、吳鼎昌[20]、熊希齡[21]、湯爾和[22]、張伯苓[23]、人權派[24]與研究系[25]都參加了。

　　等著看罷——有國大家賣的主義，實行到幾個月再來相打？

　　起來幹罷——看平民小百姓的力量什麼時候推翻這個有國大家賣的擴大賣國團？

　　原載1932年1月15日《中國與世界》第6期

　　署名：樊梓

　　注釋

　　[1]臧式毅（1884—1956），遼寧遼陽人。「九一八」事變時任遼寧省政府主席。日本佔領瀋陽後，叛變投敵，任偽滿洲國民政部總長。

　　[2]張學良，見本卷第58頁注④。

　　[3]錦州中立區，見本卷第198頁注⑤。

　　[4]國際共管天津，見本卷第204頁注13。

　　[5]國際瓜分中國的調查團，即國際調查委員團。見本卷第193頁注③。

　　[6]上海寶山路上的血，見本卷第199頁注⑨。

　　[7]廣州永漢路上的血，見本卷第199頁注10。

　　[8]1931年12月初，因國民黨政府代表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各地學生紛紛赴南京示威。12月17日，彙集南京的3萬余名學生舉行遊行，當隊伍走到珍珠橋邊中央日報館附近時，遭到寧粵合流的國民黨政府軍警的鎮壓，30多名學生被殺害，造成流血慘案。

　　[9]汪精衛，見本卷第58頁注⑧。

　　[10]羅隆基，見本卷第186頁注③。

　　[11]胡適之，見本卷第58頁注⑨。

　　[12]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1907年在法國編輯《新世紀》，鼓吹無政府主義。1927年後積極支持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歷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中央評議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國際最高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13]孫科，見本卷第220頁注⑧。

　　[14]陳友仁，見本卷第188頁注20。

　　[15]柏文蔚（1875—1947），字烈武，安徽壽州（今壽縣）人。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財政部長，1913年起兵討伐袁世凱。1924年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1932年日本進攻上海時，上書南京政府，主張抗日。

　　[16]東北事變，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侵略我國東北的事件。

　　[17]濟南慘案，見本卷第29頁注⑧。

　　[18]馮庸（1901—1981），字鎮雄，遼寧海城人。1920年畢業于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後在東北軍中任職。1927年在瀋陽創辦馮庸大學。1929年冬，中東路事件中，組織學生義勇軍參加反蘇作戰。九一八事變後，拒絕留瀋陽主持東北政務，被日軍軟禁。後輾轉到北平，繼續主辦馮庸大學。

　　[19]羅文幹（1888—？），字鈞任，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英國，研究法律。1912年任廣東都督府司法部長、總檢察廳檢察長。以後歷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長、財政總長、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外交總長等職。1931年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1932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兼外交部長。

　　[20]吳鼎昌（1884—1950），字達銓，浙江吳興人。安福系骨幹，北方主要財閥。1926年同張季鸞等接辦《大公報》，任社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支持蔣介石，後任實業部長。九一八事變後，組織赴日經濟考察團，與張群、黃郛勾結，成為新政學系骨幹。

　　[21]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湖南鳳凰人。1913年同梁啟超、張謇等組閣，任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1928年任蔣介石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1932年任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會長。一二八事變後，代表上海各團體救國會奉勸張學良出兵收復東北。

　　[22]湯爾和（1878—1940），名鼎，浙江杭州人。1930年後歷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九一八事變後，任行政院駐平政務委員會委員、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七七事變後，任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23]張伯苓（1876—1951），名壽春，天津人。當時任天津南開大學校長。

　　[24]人權派，見本書第32頁注30。

　　[25]研究系，即憲法研究會。1916年原進步党首領梁啟超、湯化龍等標榜研究憲法，組織「憲法研究會」。研究系在政治上依附段祺瑞，並勾結西南軍閥，進行投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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