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的意義|瞿秋白

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的意義(1)（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現在中國的形勢是從工農群眾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最主要的意義，就是在這種過渡時機之中，能夠更加明白正確的規定出進攻的策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近的指導（參看中國問題議決案[1]），承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同時，對於三中全會給了極偉大的幫助，幫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無產階級學習進攻的策略。

　　中國革命有著不可避免的發展的前途，工人和農民要直接反對著資產階級，來執行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的任務。而且中國革命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種前途之下，我們看見新的革命高漲，將要在最近的將來使革命形勢至少包括到中國幾個主要的省份。然而，暫時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的形勢（直接革命的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他們的力量還沒有平衡。南部中國的許多區域裡面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推翻，那裡建立了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政權。可是，有些其他的區域，尤其是主要的工業政治中心裡面，革命運動雖然正在日益高漲，卻還沒有必需要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進攻策略，應當是怎麼樣的——這是當前最中心的問題。

　　現在這種情形的具體事實是「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的鼓動口號已經部分的變成事實。長沙戰爭[2]、各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發展（和軍閥軍隊裡面兵士的革命嘩變），很明顯的已經是革命戰爭的局部的開始。城市工人鬥爭雖然大半還是自發的零星的經濟鬥爭，可是，這些鬥爭的政治化是日益劇烈。反動統治區域的農民鬥爭，更加劇烈的轉變到遊擊戰鬥，以至於地方暴動。所有這些運動，都更加匯合到蘇維埃旗幟之下，這正是明明白白的表演著「從工農群眾部分的革命行動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促進這個過渡的完成，大部分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這種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現在有兩方面應當注意的：第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問題——就是要使蘇維埃區域鞏固的發展，有陣地的向外擴大，有後方的向前進攻，這樣去組織已經各部開始的革命戰爭。這個意思是說，現在已經勝利的蘇維埃區域之中，必須建立一兩個軍事的基礎地，可以改造和加強紅軍到最高限度，集中軍事的指揮，統一紅軍的領導，造成戰鬥力極強、政治上堅定的紅軍，以便在最近的將來，能夠進而取得一個或幾個工業行政的中心城市。這個意思，亦就是在各蘇維埃區域之中，要更加發展擴大群眾的階級鬥爭，肅清反革命勢力的殘餘，深入土地革命，切實執行勞動保護法和八小時工作制，發展赤色工會、工農苦力工會、貧農團等群眾組織，擴大群眾的武裝和軍事訓練，在容許自由貿易的原則之下進行勞工監督生產和一般抑制剝削分子的經濟政策。這樣去建立和勞動群眾密切聯繫的工農兵會議政權，只有這種政權，才能動員廣大群眾來執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第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問題——就是現在在反動統治區域裡面，一切運動都要和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鬥爭聯繫起來。這個意思是說，工農兵士貧民群眾的日常部分鬥爭應當要始終發動和領導起來，應當要集中到為著政權的鬥爭，不單是組織兵士暴動，去削弱反革命的武力，而且要兵士群眾自覺的拒絕攻打紅軍，自願的投到紅軍裡去，不單是要從農民遊擊戰爭發展到地方暴動，而且要明確底定出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的方針。最主要的尤其是不單要組織政治罷工，而且要在日常鬥爭的過程之中就鞏固擴大工廠委員會的運動，使政治罷工的發展，在準備總同盟罷工的方針之下進行，這就是要廣大的工人群眾自覺的積極的進到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鬥爭。這樣去真正的積極準備武裝暴動，這兩方面的任務應當要密切的互相聯繫，互相配合，以實現中國革命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目前具體的問題，就是綜合全國一切鬥爭，組織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的問題，就是根據于群眾和紅軍鬥爭力量之上來建立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

　　這裡，最主要的，很明顯是保證並且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保證並且鞏固共產黨對於一切革命鬥爭和群眾的領導作用及組織作用。所以黨本身組織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加強，黨的組織的擴大，党的幹部和領導機關的加強……党對於紅軍、赤色工會等等的領導力量的提高——都成了極端的重要的問題。尤其要保障黨的布爾塞維克的思想上的一致，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右傾以及調和派的鬥爭，集中火力的對付右傾的主要危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的戰鬥力的加強，而發動領導起最大的群眾鬥爭。

　　三中全會對於這些問題詳細的規定，正是明顯的指出，現在還是進到革命的總進攻「過渡時機」，如果認為現在已經是革命的總進攻，那末，這就對於客觀形勢的估量，犯著過分的錯誤。因此，進攻的策略上，就會發生冒險主義的傾向。但是更嚴重的危險，現在還存在在黨裡面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理論上實際上的表現，許多地方總是黨部落在群眾鬥爭之後，右傾的錯誤是認為革命鬥爭現在至多只有部分的開始發動，根本不應當有向著革命的總進攻方面進行的方針，甚至於認為應當退守。這樣，他們可以把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任務解釋成為「割據偏安」，認為必須向富農妥協，必須緩和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可以把發動領導城市工人等的日常部分的經濟政治鬥爭的任務，解釋成為拋棄組織政治罷工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方針，認為只應當領導經濟的小鬥爭，事實走上投降黃色工會的尾巴主義。

　　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就在於揭破這些「左傾」、右傾的錯誤，堅決的用自我批評的精神糾正党的領導機關過去的部分錯誤；同時，絕對不調和的反對一切不正確傾向，尤其是右傾的主要危險。這樣，三中全會就對於現在進攻的策略有更加明確的規定，組織革命戰爭和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互相配合的進攻策略，首先就要和爭取廣大群眾的任務密切聯繫起來，就是要更加加緊的去發動領導廣大群眾的日常經濟政治鬥爭，和革命戰爭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互相聯繫——和配合實行群眾的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並且肅清富農、工頭、黃色工會、一切種種「第三黨」[3]、「取消派」[4]等類的反動影響。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必定能夠領導廣大群眾，從部分的革命行動迅速的進到革命的總進攻。

　　原載1930年10月30日《實話》第1號

　　署名：秋白

　　注釋

　　[1]中國問題議決案，指共產國際執委會1930年7月23日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2]長沙戰爭，見本卷第31頁注21。

　　[3]第三党，即鄧演達等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今中國農工民主黨。參見本卷第32頁注31、32。

　　[4]取消派，即托陳取消派。見本卷第28、31頁注⑥、29。

　　(1)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副刊《實話》，於1930年10月30日開闢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專欄」；這是作者為這個「專欄」撰寫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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