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2)|瞿秋白

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2)

　　二、策略問題和革命高漲的新時期

　　（1）長沙戰爭[21]是革命戰爭局部的開始——從工農運動部分的進攻進到總的革命進攻的過渡時機

　　策略問題，大家也說了很多關於策略方面問題，因此我解釋也要詳細一點。首先要說策略不是空的去講，自然中國黨中央對於列寧主義馬克思辯證法是缺乏深切的瞭解，可是要知道沒有一個列寧的策略能運用在每一個環境都能符合的，因為列寧的策略不是呆板的，不是機械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是德國那樣環境，我們是不是能運用我們現在所用的策略呢，這是很明白的不能夠。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目前的策略是一面建立中央革命政府，和強固的紅軍，發動極廣大的農民戰爭和蘇維埃運動，一面和擴大工人政治鬥爭相聯繫起來。這是合於中國當前的形勢的。因此，中國黨的責任是要具體的來估量中國目前的形勢，方才能夠真正執行國際的指示。我同意劉明佛[22]同志所提出要大家注意，對於長沙事變的估計，我們是否在國際指示之下，對於長沙問題會發生不清楚的觀念？我想到會的同志是不會得的，但是下層同志是會不瞭解的。第一次進佔長沙而又退出，第二次進攻長沙不能得到勝利，這本來是在軍事行動上常有不足為奇的。黨就可以發生一種觀念：國際議決案寫在長沙佔領之前，現在長沙戰爭的暫時沒有得到勝利，是否是可以估計成為廣州暴動的情形一樣，會有長期一個休息才能再起來呢；或者另一種看成進佔長沙和退出長沙與進佔吉安退出吉安的一樣不足輕重呢，這樣都是錯的。在這裡更可證明國際指示的正確了。我們在攻長沙之前是有長期的遊擊戰爭，在遊擊戰爭是長大了集中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這次進攻長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其他許多蘇維埃區域仍舊有進攻前面的城，失去後面的城的現象，我對於這樣作戰的方式，加一個名字，叫做「無後方的作戰」。長沙事變之中的戰爭，規模雖然很大，可是，嚴格的說來，也還帶著許多「無後方的作戰」方式的殘餘痕跡，雖然這次不是全無後方的攻長沙，如果沒有平瀏[23]先得，也不會有攻長沙的事，雖然這次作戰是後方的軍需上的供給，雖然集中了四、五、八各軍力量，我們還要說，後面太弱了，太不鞏固，指揮上也太不集中和統一了。我們知道現在已經不是去年九月的情形，現在是要轉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但只是這樣一個口號，已經不夠了，因為現在部分的已經有了革命戰爭。轉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口號，已經部分的開始變成事實。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口號，季諾維也夫[24]和嘉米聶夫[25]反對說：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都是用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現在這一口號還沒有實現，為什麼又要換新的口號。列寧回答他們說：你們太蠢了，你不看見俄國現在到處已經有蘇維埃麼？現在的（一九一七年四月）蘇維埃，事實上正是工農民權獨裁的實現；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資產階級獨裁（俄國二月革命的臨時政府）[26]和工農民權獨裁（少數黨等佔優勢的蘇維埃）的兩重政權的特殊現象。中國現在的戰爭問題上，我們要用列寧這種方法來觀察。所以我們說：共產黨轉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口號，已經開始在一種特殊形式之下實現起來——當然，還只是開始，還只是局部的開始，還只是局部的開始了一種形式的轉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之正式戰爭）。這正是目前形勢下的一個特點：革命戰爭已經局部的開始了。所以必須同時不但提出以革命戰爭消滅軍閥戰爭的口號，而且還要提出「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我們決定策略，也就要根據這一特點，全國一般的工農運動都帶著從部分的進攻進到革命的總進攻的過渡時機的現象——從「無後方的作戰」進到鞏固的向前進攻的形勢。

　　（2）政治的同盟罷工問題

　　策略上的問題，在全國都要根據這種情形來配合。可惜，大家討論的時候，只是各說各的：北方代表說北方的事，南方代表說南方的事，上海代表只說上海的事，仿佛北方土地革命或者上海政治罷工可以和這種全國重要的形勢分割開來似的。這表示著：對於新的策略任務還沒有更深切的瞭解。各位同志說，政治鬥爭的口號是停留在黨部，還沒有深入群眾，這是實在情形，如同紅五月政治鬥爭是不少，但是長沙佔領曾否提出擁護長沙勝利的罷工呢，也許有地方有罷，但是曾否真罷下工了呢？在這情形之下，再加上對於目前環境的估計不正確，對日常鬥爭的忽視，更加上許多經濟罷工群眾自己也提了有許多政治口號，我們不能抓著而擴大他，自然我們策略就不會不錯了。並不是以前過分重視政治罷工，並不是以前過於注意總同盟罷工，武裝暴動，而現在是要將他放得很遙遠的前途去。如果以為現在占第一位的問題是「小範圍的鬥爭」，那就客觀上是犯了右傾。章龍[27]同志認為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現在不應當占「第一位」，就是犯了這種錯誤。可是，我們積極準備政治罷工，應當拿出總的政治鬥爭口號，這口號一定要和經濟要求口號相聯繫。我們現在只是怕主觀力量的不足，不能發動、實現罷工，可是，並不能因此就拋棄這個口號。不然的！我們要去抓住一切群眾自發的經濟政治的部分鬥爭的領導，要自己去發動這些鬥爭，要密切聯繫政治的總口號和日常經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這些工作都放在組織政治罷工和準備總同盟罷工的方針之下。全國政治問題上去鼓動號召總同盟罷工，這是現在一刻都不能停止的，更不用說把這件事放到第二位，第三位……「遙遠的地方去」！即使我們一個同志也沒有的地方，我們也應當公開的號召這個地方的工人群眾來努力準備同盟罷工，號召他們擁護蘇維埃和革命戰爭。舉鐵路罷工的問題來說。難道長沙戰爭期間，我們應當很遲緩的，很定心的，先號召一站罷工，再號召一路罷工，等一站一路都罷過了工，然後再替工人去講政治的同盟罷工。這種主張是犯著很嚴重的政治錯誤，革命不是像木匠做桌子一樣，先將桌腳做好以後，再把桌面子做好，然後再把桌面子裝上去。

　　同時，我們應當指出來：在指導政治罷工問題上，中央政治局有些錯誤。就是沒有充分的注意抓住群眾日常部分鬥爭的領導之重要，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是組織政治罷工之中應當特別著重的——因為單是說明、提出政治口號去發動群眾是不夠的，是爭取群眾的策略上的缺點。問題不是不應當組織政治罷工，而是沒有正確的知道怎樣去組織政治罷工。政治罷工與經濟罷工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聯繫的。所以如果說出「小鬥爭是沒有用處的」，「一站一路（鐵路）的鬥爭和罷工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那亦是很大的錯誤。昨天有一位同志說：只能「從政治口號發動罷工，再去聯繫經濟要求」——亦就犯著這種左傾的錯誤。在現在擁護全國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擁護革命戰爭的鬥爭的全國形勢之下，一定要密切的聯繫群眾的部分鬥爭，一定要抓住群眾經濟政治的日常鬥爭的領導，領導到党的總口號之下來，一定要使政治口號更加深入群眾，政治要求更加能夠發動群眾，這樣去組織政治罷工，去加緊準備總同盟罷工。離開目前的實際形勢，空口的來爭論：究竟一般的應當是先來政治罷工，還是先來經濟罷工——這又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3）發展新的蘇維埃區域和土地革命問題

　　關於地方暴動，用土地問題領導南北一切農民運動，富農問題，深入土地革命問題等，這次議決案上（國際議決案也是如此）都不須要再重複的詳細來寫，因為國際和中央政治局早已決定這些問題的答案；現在不寫，並不就是取消了以前的決議。可是，有些同志昨天和今天都說到地方暴動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更明顯的答覆。要問：地方暴動是為著什麼的？自然是為著建立蘇維埃政權。所以與其說地方暴動，不如明白的說「發展新的蘇維埃區域」——尤其北方要注意，因為北方並非沒有自發的農民暴動，而是不能得到蘇維埃的領導。同樣，關於土地革命問題，有些同志說：單是抗租抗稅不夠，必須說土地要求。甚至於說，「在北方必須從土地革命做起，然後再去聯繫到抗租抗稅等等。」這句話就不正確了。共產國際告訴我們抗租抗稅等的口號，是要在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之下發動農民群眾。抗租抗稅抗債的口號，決不可以和土地要求對立起來。請問：遊擊戰爭發動之前，農民暴動勝利之前能不能沒收土地，能不能分配土地；所以抗租只是要求土地的具體化的口號：「土地是農民的，土地上的收穫用不著交給出租土地的地主（富農），我們要土地，所以我們抗租不交」——這就要達到遊擊戰爭，武裝抗交，就要進到沒收和分配土地——這就在農民群眾的前面，具體的顯示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必要。抗稅問題，更是反對軍閥政權的問題。不能說富農有時會利用這一口號，我們就要反對這一口號。真正相反，共產黨應當領導反對當地軍閥的農民群眾鬥爭，把這種領導抓到自己手裡，要徹底實現這一口號——武裝抗交，遊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使軍閥政府剝奪小農土地之上的收入部分（稅捐），留在農民群眾自己的手裡，使這些農民真正取得土地。

　　（4）下層統一戰線的問題

　　黃色工會以及富農等是「改組派」[28]、「取消派」[29]、「民權派」[30]、「社會民主黨」[31]（鄧演達[32]）等類政治派別的工具（至少客觀上是如此）。民族改良主義的反革命性，大家已經很明白。斯大林同志給我們說，現在更重要的是要指出這些派別（「國民會議派」）的欺騙的企圖黨專政和蘇維埃政權之間；我們要努力在群眾之中去暴露他們的，企圖表面上中立——站在國民真相。固然，這些政治派別，不一定和黃色工會及紅槍會等組織上正式聯繫得很密切；可是，在群眾之中黃色工會的作用是和這些派別一樣。黃色工會表面上總要「幫助」工人說幾句話，調解仲裁勞資之間的經濟衝突，企圖欺騙工人，誘惑工人，阻礙破壞工人的革命鬥爭，工人不受欺騙，他們就公開告密，公開壓迫，用法西斯蒂的手段。紅槍會首領等等（富農、小豪紳），表面上有時還反對當地軍閥，其實是勾結別一軍閥，往往和黃色工會一樣：黃色工會首領，常常公開告密拘捕工人，紅槍會首領，自己也往往幫著「清鄉」，出賣農民群眾的鬥爭。這是現在通常的現象了。

　　因此，我黨的任務是必須加強反對這些派別，以及黃色工會和紅槍會等類的首領的鬥爭。這是爭取廣大工農群眾任務之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投降政策的右傾機會主義，對於罷工鬥爭，主要只要限於小鬥爭——限於日常經濟鬥爭，事實上是投降黃色工會，對於農民鬥爭，主張只要停留在抗稅抗捐運動，事實上也是投降富農。對於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必須集中火力來反對，否則就不能進行反對改組派、取消派、……黃色工會、富農路線的鬥爭——因為黨內現在党部落在自發鬥爭之後的現象，尾巴主義的實際工作，政治口號的沒有深入群眾，土地革命的深入不足，農民意識的保守割據主義……的確是最主要的危險。

　　同時，必須明瞭黃色工會等仍舊還能夠欺騙一部分群眾的事實。問題不止是他們有沒有真正的會員群眾。問題還要看得深些。至少他們還能夠使群眾猶豫，不堅決，認不清目標。群眾在他們包辦公開宣傳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的鎮壓之下，還會存著一種心理：以為共產黨雖然好，但是一時一刻來不得暴動，日常鬥爭之中的經濟要求，還得暫時請黃色工會去向資本家說幾句話；一方面等待暴動來解放，別方面暫時請黃色工會「想想法」。這種情形之下，如果犯著「左傾」的錯誤，共產黨不去注意領導工農群眾（極廣泛的下層群眾）的日常部分鬥爭，那麼，事實上是幫助黃色工會，幫助富農。就是蘇維埃區域，也要更加嚴重的注意到「左傾」的危險。不但要集中火力去反對投降富農的右傾路線——阻礙土地革命深入，阻礙分配土地，或實行利於富農的分配方法等等；還要同時反對反中農的傾向。我們決不能夠：因為黃色工會只提經濟要求的問題，我們就一定要只提政治要求的問題。這算反對黃色工會麼！？剛剛幫助了黃色工會！我們決不能夠：因為富農只提抗稅抗捐的口號，我們就一定要只提分配土地的口號。這算反對富農嗎！？剛剛是幫助富農！因為富農在蘇維埃區域有地方甚至佔有蘇維埃下級機關，我們就一定要提出「殺盡富農」（南通幾個同志）的口號，或者「凡是不是雇農的人，一律開除出黨」的口號麼？這算是反對富農路線麼！？剛剛是幫助富農，使他們容易煽惑中農也來反對蘇維埃。

　　總之，這些「左傾」的錯誤，至少給了黃色工會或富農一個絕好工具，他們可以宣傳：「如果聽我們的說話，則可以得著兩個銅元的增加，如聽了共產黨的話，則捕去吃官司」，「共產黨只要利用工人去暴動殺人放火，我們是替工人爭求切實的經濟利益」（！）；富農也可說：「共產黨要沒收一切土地，連我們『老百姓』的土地都沒收去；可是，如果聽我們話，我們可以領導你們抗捐抗稅，還能夠聯絡吳大帥[33]，打倒馮總司令[34]，或者聯絡張大帥[35]，打倒蔣介石」。所以我們共產黨必須和非共產黨員的一般廣大的工人群眾，農民群眾，直到最落後的群眾，建立下層統一戰線，在一切鬥爭，直到最細小的鬥爭之中，去領導他們。同時，隨時隨地都要將這些部分鬥爭，聯繫到爭取全國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和總鬥爭。只有這樣，黨才能真正積極的去準備武裝暴動，去發展遊擊戰爭；這樣才能更親切的解釋給工人聽：在國民黨壓迫之下，黃色工會欺騙和恐嚇，費盡了極大的力氣，才能得到兩個銅元，而在那些蘇維埃政權之下的工人，如何能夠自己改變他的地位和生活；農民在國民黨政治之下減租減稅都要受到這樣的壓迫，而在蘇維埃區域是如何取得自己的土地。

　　一定要如此說明：在總的方針之下總的政治方針之下做部分鬥爭，也就是必須在建立全國蘇維埃政府，徹底土地革命的方針之下，領導局部的日常鬥爭，去爭取群眾。否則，準備武裝暴動和爭取群眾兩種事分了家——沒有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那就一定是要走到冒險主義脫離群眾的錯誤。

　　賀昌同志說的例子，非常之可以注意：例如河南的陳源道[36]同志有一種說法：「翻盡列寧主義全集，也找不到抗租抗稅的策略」，於是他們決定抗租抗稅的鬥爭，至多只能號召二十畝土地以下的農民來參加；這樣決定了，自己又懷疑起來，馬上又改為只號召十畝地以下的農民做抗租抗稅運動，像這樣的同志簡直是富農的奸細。凡是這類的同志，客觀上是不要反對富農，是反對反對富農，因為他們不是去使農民群眾脫離富農的影響，而到党的領導之下來，卻是使富農借此可以來動搖農民，中農必然因此而動搖——富農可以煽動中農脫離党的影響說：共產黨反對抗捐抗稅。因反富農而及于反中農問題，在聯共黨內是有長久歷史的爭論問題，我們對這問題的經驗尚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力量更要加重。蘇維埃區域更加要注意，如在閩西的幫助富農的方法，依生產工具而分配土地，即共產國際所指的富農路線的分地法。對於這種富農路線，必須集中火力，加緊反對。反對富農的鬥爭，是一定要加深。但是同時要堅決的反對動搖中農的辦法，聽說有人提議要現在就改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土地口號」要改為「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南通、如皋的有些同志的「殺盡富農」的口號，這種傾向的發展，一定要走到向反中農的道路上去，是很值得注意的。這和職工運動上的錯誤一樣，反對黃色工會而不拋棄在黃色工會之內的工作，而拋棄經濟戰鬥的領導。其實在赤色區域的錯誤問題是更嚴重，因為這裡是有我們政權的，是要做給全國的工人農民看。

　　（5）蘇維埃區域土地政策經濟政策上的問題

　　蘇維埃區域的政策上，不但要注意現時革命階段民權主義的任務，而且要注意根本上列寧主義政策的問題——要使全國工農群眾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否明白無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消滅小農經濟」而是「改造小農經濟」，領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像托洛斯基的主張一樣，認為小農是不堪走向社會主義的，所以用強迫的辦法去建立蘇維埃國立農場和集體農場（共耕）——這種辦法現時民權主義革命之中不能用，就是將來進到社會主義階段也是不能用的。我想那些要現在就沒收富農全部土地，不許土地買賣，不許租佃（資本主義的），就算是貧富均勻保證剝削關係消滅淨盡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這會場上也許沒有了。但是我們黨，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了，是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裡面，有十六萬以上的農民，還有地方會發生這一類思想而且實行起來：不是投降托洛茨基的反中農的思想，就是投降富農的富農路線。我們在群眾中，不僅是領導蘇維埃區域的鬥爭，而是要做給全國民眾看：在我們的政府之下是如何的設施；不僅農民問題如是，即經濟政策亦如此。這裡我們是說右和「左」的傾向都要反對，在執行這些問題時候，我們自然還是要認清以反右傾為最嚴重的，是因為黨現在主要的危險現象，並非比群眾走得太遠，卻還是落後——落在群眾鬥爭之劇烈和深入的後面。我們在許多鬥爭中還不能抓緊自己的領導權，在工作中，或是反黃色工會而不加入黃色工會，政治鬥爭中不注意經濟鬥爭，不深入土地革命，不擴大紅軍，在擁護和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中，不注意與一切鬥爭相聯貫。這些問題上所以國際決議案上指示要集中火力反右傾的危險。別一方面，左傾的危險仍是不可忽視的嚴重，如對富農問題，對經濟政策問題，不再詳細說。這種錯誤不僅是太急進，而且是加強了右傾的立場，使他們可以說：「我們是對的。」在黨內是如此；在群眾中就是幫助了富農、黃色工會，使群眾離開我們。革命進攻和爭取群眾的任務互相隔離起來，那就是策略上的根本錯誤。因此，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是非常之重要。我們要能夠真正勝利的從群眾局部的進攻形勢，進到總的革命進攻，就應當更加努力去發動領導極廣大的，以至落後的群眾起來，同著他們的先鋒隊一同鬥爭——達到蘇維埃政權在全國勝利的目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