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瞿秋白

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1)

　　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1)（一九三〇年九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次擴大的全體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應當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次全會，是在中國革命發展進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時候，召集的。我們的第一個議事日程，就是「中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總任務」——這就是說：目前中國革命發展的階段已經要使我們鄭重的來討論黨的新的總任務問題，當然，同時，就要審查中央政治局過去的政治工作和策略。政治局的報告（特生[1]同志）和少山[2]同志傳達國際[3]最近對於中國問題決議案[4]的報告，就都是這個問題討論的基礎。各位同志在討論中的發言是充分的表現了黨和群眾的聯繫；是徹底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伯山[5]同志的發言，尤其能夠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批評檢查自己和政治局過去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在這次會議上，更加證明他自己的確已經成為中國革命唯一的領導者——党已經更加能夠領導起中國工農群眾的鬥爭，已經能夠發動並領導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戰爭；黨在這兩年來有了非常偉大的進步和成功，克服取消主義[6]（獨秀等）破壞黨和黨的路線的企圖，盡力的反對機會主義右傾的鬥爭。現在是在根據這些已經得到的成績，更進一步的適合目前革命發展的階段，而定出總任務上的新方針。政治局已經提出政治議決案的草案和關於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問題的告民眾書的草案——大家的討論，都並沒有對於這些草案表示有原則上不同意的主張——政治局委任我來做結論，我也就用不著來重複報告裡面和草案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的各個問題；我只提出大家討論之中的幾個中心問題：（1）中國革命高漲的估量；（2）革命高漲新時期之策略問題；（3）革命高漲時期的主要任務；（4）組織力量，群眾團體與紅軍的問題；（5）黨內鬥爭，兩條戰線的鬥爭及其他。

　　一、中國革命高漲的估量

　　（1）中國革命整個估量的兩個前途

　　這一問題首先應當分為兩部分來講，才說得明白，這兩部分是：第一、中國黨和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整個估量；第二、目前實際情形的估量。為什麼要分清這兩部分呢？因為黨的對革命的整個估量在歷史上有過很長久的爭論。第六次大會之前，在廣州暴動後這一爭論即開始了的。一種意見以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雖然失敗，可是，新高潮無疑的要很快到來，中國無產階級必定能夠恢復他的力量去領導農民戰爭推翻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政府（第六次大會的意見）；另外一種主張，則以為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大失敗之後，中國資產階級能夠穩定下來，中國資本主義將有長足發展的可能（王若飛[7]），或者以為至少一時沒有恢復無產階級力量的可能，中國革命的新高漲將要「遙遙無期」（見共產國際一九二九年二月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兩種主張的不同，就是黨的正確估量和右派機會主義認識，根本不同的分水嶺。張國濤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冬，及二九年春，還是主張：「中國革命的新高漲已經推遲了」的，他以為中國革命的新高漲是在不可捉摸的遼遠之鄉。國內同志，也有這樣情形，聽說二八年五三濟南慘案[8]時，中央所發通告上指出：「五三的發生是催促起中國民眾的反帝運動復興；已經是國民黨反動統治所謂『鞏固』、『穩定』到了最高峰而開始崩潰的時候了。」我在黨的文件上曾看見說到有人反對過這種說法，好像和江蘇問題[9]上有一點關係罷！（立三：對的，不過並沒有發生大的爭論。）在這個「中國革命的客觀形勢」估量的一問題上，也就是共產國際和各國托落斯基派之間的一個最大的分水嶺。託派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在托落斯基[10]當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時所寫的批評共產國際黨綱草案的論文裡說得很明白；他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將得到長期的穩定統治，故應以國民會議運動來代替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整個革命的估量方面是和國際完全一致的。現在黨內右派要說中國黨和國際路線不同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要曲解共產國際的路線：說共產國際的路線，至少是認為中國革命現在還不是從部分的進攻反動統治進到總的革命進攻的過渡時機，所以共產國際據右派的意見，是反對積極準備暴動的路線。中共中央最近有一點錯誤，決不是總的政治路線不正確，而右派機會主義的分子卻利用來反黨。我以為孟雄[11]的立場顯然是這樣的；至於國濤最近亦說中央路線不正確（他的書面意見遠在二萬裡外，我們還沒有看見）[12]，是否亦是如此的立場，我們固然還不能斷定，可是只在這一點上，已經可以知道：他對於國際和黨的一致路線，是不瞭解的。

　　（2）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再說第二部分目前的估量問題，即是目前國際狀況與中國狀況和任務與策略，也就是我們三中全會上要回答的問題。這一問題在國際最近決議案中，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草案中，已說得很多了；各個同志發言中也表示完全同意這個估量。我也不必再詳說，可是必須簡單的提出他的重要點。

　　現在的時期，是世界大戰後第三時期[13]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上又發展著全世界的經濟恐慌，在這個基礎上自然是又更加激烈發展著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五年計劃，工業化，集體農場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加深；我們應當認識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一個營壘中是站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國家，雖然在面積上是比蘇聯要大，可是在這一營壘中的只有各國的資產階級。目前各國無產階級力量和世界革命運動的生長，例子很多（印度等等），我們只說兩個簡單的：第一即是最近紅旗報上所發表的，德國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在這次選舉中增得的票數竟達比以前加了百分之四十，這個標誌，是能明顯的看出德國共產黨的影響擴大到如何程度了。再說一個例，安南[14]近來的鬥爭，現在發展著類似雲南、廣西一帶的遊擊戰爭，他們以前是沒有共產黨的，現在安南共產黨已發展，其中有許多是中國革命的「廣東時代」，以至廣州暴動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員[15]。我們只舉這兩個例，就可以知道右派的胡說。右派說中國革命不足以掀動世界革命。右派是否認「第三時期」，或者曲解「第三時期」。他們有另一種解說世界大戰後第三時期的方法，如布哈林[16]、洛夫斯敦[17]那樣，他們承認第三時期這個名稱，而說第三時期的內容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來了「第二次的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穩定而向著有組織資本主義發展，則自然可以說：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尚不能引起世界革命，今日更談不上（全場笑聲）。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我就責備布哈林對於「第三時期」的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我們要注意斯大林同志之報告，他說：現在只是有些國家已由經濟危機轉變到政治危機，但是如法國則尚是還在準備經濟危機到來呢。——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明顯的有著不平衡的現象。在這時期我們不能說如果其他國家革命不能興起，則中國革命的勝利將要難能「持續」；這必然是減少對於中國革命自身力量的信仰，所以這一解釋是錯的。在世界大戰後「第三時期」中，中國革命必然是世界第二次大革命（十月革命以後的一次）極大的推動力。中國革命勝利雖然不是即刻，然而是有能力繼續或保障他的勝利一直到推動世界革命的。

　　（3）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勢的錯誤

　　現在我說到對於中國國內形勢的估量問題。中央的路線，是「發動群眾鬥爭，集中革命勢力，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暴動」，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最近幾月，中央政治局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有不正確的地方，這是必須指出的——這些是中央政治局已經承認了的。我現在要說，這些錯誤的來源。這個來源是由於將中國革命向前推進中革命發展的速度估量得過分。可是，對於速度的估量，一定要根據於一個對於目前形勢的估量。事實上決不會完全沒有目前形勢的估量，而只有一個懸空的對於速度的估量的。如果對於目前革命與反革命力量估計得很正確，如果我們能夠很明白的指出：統治階級是崩潰分裂，使全國的工農極端痛苦，形成全國民眾必然要起來推翻他們的前途，可是現在他們還沒有在絕路呢，如果這樣說，自然是不錯了。同樣的，對革命力量估計也不正確。工農的鬥爭發展是走向平衡，但是現在是還沒有平衡，還極端需要主觀上去努力組織革命勢力，去爭取群眾；能有這樣的清楚認識，自然不會做出武斷的結論，自然不會說現在「在重要城市只要一個偉大的鬥爭，馬上可以引起全國客觀革命的形勢」（以前叫做「高潮」，「直接革命形勢」）。中央政治局最近三個月來的估計是不切實，因此策略上、工作佈置上也就發生不正確的地方。總之，關於估量目前形勢問題，我對振鵬[18]同志的以為「過分」兩字不適當，是不能同意的；伯山同志自己的發言之中雖然很著重的——太著重了——說明估量發展速度的錯誤，可是也注意到了對於現時革命力量估計的錯誤。

　　（4）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我再講一個特點的問題，這問題即是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問題。現在是不平衡的，就應知道為什麼不平衡的，不但如此，我們還應當知道：在這種不平衡狀態之下現在怎樣去行動。賀昌[19]同志說，過去在北方因為北方同志的落後，所以怕向同志說不平衡問題而右傾，現在覺得非向他們去說明不可。但他又只說到北方政治經濟危機、工農生活痛苦是和南方一樣，群眾需要鬥爭也是一樣，如他所舉的南樂縣農民鬥爭的例；他（賀昌）又沒有明瞭不平衡原因，更沒有說如何可以使革命的發展走向平衡。再如徐海特委代表提出不平衡的原因是革命經驗的問題，這是對的，但是還不夠，這裡的最主要點就是要說到推動走向平衡的動力問題。國際決議案上指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有過黨種下了根基的地方，就首先有遊擊戰爭發生，而後推及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們一定要將共產黨看成主要推動力之一。北方群眾是缺少革命經驗，如在北方饑民中什麼大刀會、紅槍會[20]一樣的運動是群眾運動，在國際決議中亦有指出，但他們是被小豪紳富農領導去了，所以不是蘇維埃運動，不是中農貧農的土地革命，而只是紅槍會等類的運動——原因即是因為黨的組織未擴大，群眾未在黨的影響之下。不但農村，城市工人群眾亦是如此的。所以要趕緊努力去用黨的政治口號，用獨立領導工農群眾鬥爭的策略，去爭取群眾，去加強，擴大並且鞏固黨在革命之中，在群眾之中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

　　（5）學習進攻的策略方法！——反對右傾的曲解

　　總之，中央一向是站在國際路線之下的，就是完全同意中國革命新高潮一定到來的總路線上的，在這立場上來佈置工作是對的，不是做長期國民會議運動，黃色工會內的革命反對派運動等等，而是積極的進行武裝暴動的準備，這不容懷疑的。錯是錯在目前的實際問題：第一就是對於革命發展速度估計得不正確；第二也就是對於革命力量估計的不正確；第三是對反革命力量沒有看准。所以遂發生了個別問題上策略的錯誤。一定要瞭解問題不是以前中央不知道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現在才要知道。所以：（甲）不能夠說以前沒有看見不平衡，現在就只要看見不平衡，因此就說革命力量「大」的地方，進行遊擊戰爭，力量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就要做合法主義的運動，就要採用退守政策；（乙）不能夠說以前估量速度太快了，太緊張了，現在就要估量得過分慢些，就要鬆懈些，「慢慢的不要忙」。這就都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說明不平衡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領導作用組織作用（自然不是機械的說數目字）須要更加緊張的更堅決的去加強，才能戰勝不平衡。我們必須對於革命和反革命雙方的力量和階級關係，有正確的估量，去決定我們進攻的策略和方法。如果說以前的進攻政策是根本錯誤了，現在要退後些，要退守政策，那就更錯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在過去的錯誤上得到正確的教訓，來學習進攻。進攻的方針絲毫沒有錯，錯在進攻的方法不對。我們現在要努力組織已經有的革命戰爭，要鞏固的向前進攻，要更加加緊的去爭取群眾——準備重要城市的武裝暴動，更加積極的聯繫這些鬥爭。在策略上應根據這原則變更，不是像以前那樣佈置方式。目前主要的具體任務是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組織革命的臨時政府，爭取群眾與組織革命戰爭準備暴動聯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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