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校問題|瞿秋白

清校問題

　　清校問題(1)（一九三〇年初）

　　一

　　孫逸仙大學[1]，隨後改名為中國勞動共產大學，創辦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到現在已經存在了四五年。當初這是一種特殊的「國民黨大學」，學生之中有許多是純粹的國民黨員，有許多是為著要想進這大學而在中國加入共產黨的——加入共產黨之後立刻就來到莫斯科。所以很自然的，學生的社會成分，大半是官僚地主或資產階級的子弟，學生的政治成分，實際上含著很多的國民黨的遺毒。至於一九二七年年底以後來的學生，事實上也有許多同樣的成分。

　　再則，這一大學的最早的校長是拉代客[2]——托洛茨基派的拉代客。在一九二七年之中，有一個時期托洛茨基[3]曾經公開活動。後來雖然形式上託派活動比較的消沉，可是託派的餘孽一直是很積極的進行秘密工作。據最近託派的首領（李平）的供詞：他們不但能夠在中大保存自己的組織，而且把中大變成全莫斯科中國託派的中心。他說在中大之外設立託派的秘密機關，常常被破獲，只有移到中大之後，方才得到比較長期的安全。

　　這樣，很明顯的事實是：中大政治環境是異常的複雜，國民黨和託派的餘孽暗中進行著積極的破壞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現在的託派，實際上只是國民黨的變相。為什麼？因為一九二七年八月武漢政變[4]之後，中大之中許多實質上是國民黨性質的人，照他們自己的情緒說來，變成了共產黨的「機械的黨」（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челен партии）。如果這些人是在中國，那麼，純粹的國民黨員早已公開的反革命，跟著蔣介石、汪精衛去了，本來是所謂共產黨黨員的人，也是早已叛變，登報申明退出共產黨，或者公開的成了偵探機關的職員——武漢初失敗的時期，這類事實是有過不少的。但是，事實上，這些人是在莫斯科——有些正在預備退出共產黨的人，也不過因為誤送到此的緣故——於是「不能不」做共產黨員。這些分子，自然是本能的反對國際[5]和共產黨。因為直接和國民黨某派發生關係是非常之困難，所以俄國託派來組織他們的時候，很順利的得到這樣成績。

　　中國的託派，不過是國民黨反革命的各種形象之中的一種變相。這種反革命的組織，認為共產國際和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是自己最主要的敵人。他們有嚴密的組織和自己的「黨的紀律」——一直到殺戮的刑罰（例如趙言輕[6]Донбасов自殺之前，有了自首的「可疑態度」，便有人（託派）以死刑恐嚇他；據他說，託派至少是曾經有過暗殺的特務組織）。——此其一。其二，他們和國內的託派有很好的聯繫，有來往的信件，並且有錢寄回去。第三，國內的反對派，早已出版自己的機關報，而此地的託派供給他們文件和材料。第四，他們利用中大黨的支部之中的鬥爭，實行挑撥離間暗中鼓動風潮，實行反黨。據華沛蒼（Викулов）在牆報上最早的一篇供詞說：「我是託派命令到『第三派』[7]之中去工作的，在我們學校一切鬥爭中總的策略是：一、幫助『第三派』向黨進攻；二、推動『第三派』向前，自己在後面揭露『第三派』小領袖的野心，使群眾轉入反對派；三、兩邊都打，就是有時打擊第三派，有時打擊黨部派。」第五，甚至於等到託派組織被破獲之後，他們仍舊實際上保存著組織，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實行不得已的自首。（例如列寧書院的宋代傑、馬員生，經過清黨委員會[8]無數次的盤問，絕對不肯承認，直到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他們得到託派張安仁（Дильбит）的命令以後，方才自首。步炮學校的託派亦是如此。而且據託派卞福林說明：「我們託派的機關既然已經破獲，只有自首是出路，自首的策略是，一、我們已經公開了的，自首了或都可以保存黨籍；灰色的，忠實于託派的，因此可以使群眾的視線不注意；二、自首及對學校問題承認錯誤，使『黨部派』對我們的打擊要好些，而且或者可以派我們回國去；三、自首的時候，注意打擊我們的敵人『李劍如派』[9]，因為李劍如等打擊我們最厲害，因此，我們約好向『黨部派』說：他們是右派，有小組織，並且和我們開過聯席會議，使『黨部派』認為根據而更加去打擊他們。」（這是二月八日晚六時三十分鐘光景卞福林對□□□[10]說的。）

　　（注）據我們的觀察，託派在破獲後的自首，顯然是有組織的，互相約定的——二月八日五時以前託派大抵都是絕不承認，而五時以後就有一致的自首。

　　因此，第一個結論是——國民黨殘餘和托洛茨基派，有組織在中國學生之中進行反革命的工作，破壞搗亂黨的組織，努力毀喪國際及党的領導，替國內託派，甚至於簡單的國民黨反革命派做偵探工作——直到破獲之後，仍舊企圖有組織的繼續這種工作。

　　中國革命失敗之後，舊的機會主義的殘餘，在八七會議之後屢次企圖反攻，中國黨第六次大會的時候，這種小小的嘗試是顯然看得出的。王若飛[11]、彭澤湘等充滿著失敗的情緒，說「中國將有資本主義的長足進步」，說南京政府，為「純粹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的政府」，說史太林[12]專政等；而且他們這種說法，顯然還有暗中的宣傳（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大支部的「十天大會」[13]，有人指出這種事實；而且我親自聽見王若飛在中大特別班[14]教室裡說過美國帝國主義如何如何的能夠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定。）國內一九二九年初來到此地的新生之中，有一個黃進亦是這種論調，並且說代表團[15]對待同志用白色恐怖的政策，說中國党的領導完全破產，說中國党應該和汪陳派、第三黨[16]實行聯合戰線，否認中國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來，等等。而且黃進的在中大宣傳，是大家一般都知道的事實。這些機會主義真是已經和陳獨秀不約而同的走到了公開的取消主義。組織上至少是無形之中有一種團結。這種右傾取消主義的影響在中大之中的確是有發展的，中大舊生傅勝藍的主張，謝建民在牆報上登載出來的文章（說「現在是資本主義穩定的時期，工人階級對共產黨灰心失望」），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這種右傾取消派，現在已經很明顯的，他們的確和託派有聯絡，甚至於組織上混合的嘗試。列寧書院中國民族組會議上屢次和王若飛表示同情和相同意見的宋代傑等，現在已經證實是託派。中國國內陳獨秀派最後走到完全承認托洛茨基是自己的領袖，並且和中國的託派談判，商量組織上的聯合方法。這件事實，可以使我們瞭解到俄國境內的陳獨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之間也有同樣的過程。

　　因此，我們第二個結論是陳獨秀的右傾取消派，在蘇聯境內，也是從同情于託派而迅速的和託派聯合起來，在中大之中，在蘇聯境內，同樣的進行反對國際和黨的反革命鬥爭。

　　此外，還有許多右傾的觀點，表現在牆報的文章上，表現在大會或小組會的發言裡，例如說：中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有統一的可能，否認中國有革命的前途，主張聯合富農，或者說：「中國城市和鄉村的情形不同，不能說在城市中反對資產階級，在鄉村中就要反對富農」；或者說：即使在武漢時代兩湖貧農和雇農聯合中農，反對過富農，但是，那時是革命高潮的時期，現在是革命低落的時期，所以不能反對富農了；過於估量中國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的意義，沒有估量到政治鬥爭的意義，或者說：「不要幻想工人群眾能有政治鬥爭」，或者說，赤色工會不能發展，不如取消得好；主張反右傾和反左傾的比重看得一樣，「不能說右傾是主要危險」等等。

　　中大之中這些右傾觀點的發展，固然是因為陳獨秀派托洛茨基派的間接影響，使一般學生雖然知道反對陳獨秀和托洛茨基，可是遇見中國問題個別的右傾意見（並不和托陳的姓名直接關連的時候），他們竟不能分辨，而發生懷疑和動搖，——然而學生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消沉情緒，以及一般政治水平線的低落，政治問題上工作的不充分，所以的確有很厲害的調和情緒。對於陳獨秀托洛茨基派的取消主義，尚且有調和主義的態度；至於對於上述的各個個別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當然更加有調和主義的態度。

　　我們的第三個結論，就是中大支部之中有機會主義的右傾的傾向，並且有調和主義——對於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

　　對於中大政治狀況的這樣的估量，我們很早就指示出來——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大支部的「十天大會」上的情形，以及當時余飛、仲夏[17]同志告訴我的事情，使我得到這樣的結論，而在這個大會上發言之中，我就指示出來的。「十天大會」的決議案就是代表團、校長和當時支部局根據這種共同的意見而決定的。當時對於中大政治狀況的估量，正是說中大之中有國民黨殘餘、托洛茨基派、取消派及一般的消沉失敗的情緒，有對於中國現狀及中國共產黨任務的右傾觀點的表現，有調和主義；並且有反對黨的路線和政策的鬥爭，以及許多小資產階級心理、民族主義等的暴露。這種估量，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蘇聯中央調查中大委員會的考察[18]，亦是認為正確的。毫無紀律，並且對於領導機關缺少最小限度的信仰，學校領導和群眾互相脫離等的現象，在這種政治狀況之下，簡直成為一刻不能容忍的惡劣形勢，這在「十天大會」上已經都指出來，而「十天大會」之後，情形只有更壞，而弄到不能不由蘇聯黨中央來特別調查。

　　再者，中大之中很久就有許多無原則的派別糾紛，這種糾紛常常障礙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的開展，而且使托陳取消派右傾調和派的分子，得以隱藏在這些糾紛之後，弄得主要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國民黨與共產黨，托陳取消派與共產國際的鬥爭，布爾塞維克主義與機會主義調和主義的鬥爭）不能充分的得力和切實。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中大之中亦有許多鬥爭和糾紛；當時反對傾向的鬥爭正在進到更嚴重的階段的時候，蘇聯中央對於中大的議決案，已經特別指出同時必須完全消滅中大學生之中的派別糾紛和鬥爭而造成「共產主義的思想團結和同志關係」，這就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對於中大問題的決議（директивы ЦК ВКП（Б）от 7-ого январи 1929 год а ополной ликвидации групповой розни и борьбы среди студенчества КУТК и о создании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идей нойкомм 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и студенчеств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蘇聯黨中央第二次的調查，在中大支部「十天大會」重新指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之後，亦承認這的確是一種事實，並且認為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的議決案（說到派別糾紛必須完全消滅的議決案），仍舊沒有實行。

　　可見「十天大會」的時候，代表團會同著校長及許多同志指出無原則的派別糾紛必須消滅，是十分的必要的。當時代表團的意見是：「現時情形之下，首先便是要實行改造學校的兩大任務：一是加深加緊對於不良傾向（尤其是右傾及調和派）的鬥爭，二是實行教務上校務上必須的改革，加強黨部對於這些改革的領導。為著實現這種重要的任務，必須消滅一切的成見和糾紛，相互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無形之中與黨部對立的情緒等等——這都是改造學校的障礙。再則，還有學生成分的審查和改良，也必須有切實的具體的辦法」（代表團六月十七日致中央的信）。

　　這種無原則的派別糾紛是怎樣的呢？

　　我此地只說一個極其簡略的大概情形。

　　當反對託派及右傾的鬥爭日益加緊的過程之中，有些同志，例如余篤三、郭妙根、李劍如等的立場是這樣的：（一）對於托洛茨基派和陳獨秀派——他們能夠知道反對這些取消派，可是他們的反對，只限於猛烈的「手段」（例如要求蘇聯政府，要求中大支部逮捕陳琦）；而有些人又因此說到「支部局忘記了反左傾」（郭妙根）；他們在日常生活發見可疑的託派行動，的確曾經在大會上暴露這些託派，而要求給他們以嚴重的打擊，可是始終不能說他們幫助支部局反對陳託派的鬥爭，已經充分；並且在學校的具體問題上，他們往往不能注意到自己的批評方法和口號，是否能夠客觀上被託派利用，甚至於像江元青在十天大會上和託派共同主張到中央去請願示威。（二）對於右傾調和派不正確的傾向，他們能夠知道「應當」反對右傾調和派，例如：指摘傅勝藍、劉起峰、秦邦憲、盛宗亮[19]、楊尚昆、吳紹益、謝健民、弗拉梭瓦（Власова）、瓦林（Волин）等的某種程度上不正確的觀點；但是，他們的反對，往往帶著許多成見，至少無意之中擴大對方的錯誤——並且有無中生有以訛傳訛的加對方以右傾錯誤的可能；因為反對對方錯誤的緣故，而自己陷於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例如郭妙根因為反對苦求毛夫的緣故，而反對他的中國有三個主要營壘的說法，[20]因此而自己完全否認國民黨改組派有社會的階級的基礎）；因為反對對方的緣故，所以對於同在批評對方的人，就抱著寬大的態度，例如李劍如等當初對於其餘的人的右傾錯誤，反對得非常激烈，而對於當時和他們共同批評秦邦憲等的及郭妙根的錯誤，就不很反對，甚至替他辯護和原諒——這樣自己客觀上站到調和派的地位。（三）對於中大支部局——他們對於謝健民、瓦林等的錯誤，固然批評了，可是他們因為支部局應付遲緩的緣故，便把向來沒有批評支部局缺點的各個同志，或者某個支部局委員的錯誤，看做整個支部局的錯誤。雙方爭執的結果，形成這樣一種情緒，就是無論如何要證明支部局是錯誤了；有些先說支部局路線不正確，有些又說支部局有實際工作裡的機會主義等等。（四）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代表團——他們因為反對中大支部之中一些同志，所以常常想代表團幫助他們，或者機械的解釋民權集中制，用中國黨中央及其大會來做後盾，例如某次阿白拉摩松說余飛是小孩子不懂事，他們便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話，其勢洶洶的反對起來；再則，討論農民問題以前，有些同志已經說起中國六次大會關於農民問題的策略應當修改，他們就其勢洶洶的反對，說你們是想推翻大會一切決議，這是破壞紀律，甚至於說如果大會要聯合富農，我們就主張聯合富農。

　　根據這些情形，我們可以說李劍如、郭妙根等在反對傾向的鬥爭之中，夾雜著許多派別成見。這些成見的發展，使他們不能接受正確的批評，而用猜疑的不信任的態度猜測一切批評都是對方故意的陷害。尤其是政治問題上因此而發生許多固執錯誤的地方。這些人之中的郭妙根等，更因為反抗這種批評的緣故，因為不肯承認自己錯誤的責任的緣故，而走到造謠離間的絕不能容許的道路——郭妙根等在討論改組派問題時犯了錯誤，在列寧書院裡又犯了否認蘇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當時，代表團固然嚴厲的批評他們，而李劍如、餘篤三[21]等也沒有贊助他們之後，他們就在承認自己錯誤的過程之中，信口造謠，說代表團領導過他們反黨反對米夫反對國際，和託派開聯席會議。——這樣，企圖一方面得到反對代表團一派人的贊助和掩護，一方面將自己的錯誤責任，推卸到代表團身上。陳獨秀現在說：「我錯了，但是我的錯誤，只是因為執行了史太林的機會主義」；郭妙根亦說：「我錯了，但是我的錯處只在於我聽了代表團的領導。」這是說郭妙根等一批人。至於李劍如、餘篤三等一批人，最近是和□[22]等不同了：他們固然不推卸自己行動的責任，但是，直到清黨委員會之前還不能認識自己的派別成見的錯誤。

　　再則，當反對托陳派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之中，我們又可以看見一些同志例如張聞天、吳紹益、盛宗亮等類的人。他們立場怎樣呢？

　　（一）對於托洛茨基陳獨秀的「左」右取消主義——他們對於托洛茨基派和陳獨秀派，固然知道反對，但是，因為他們是先有成見反對所謂「工人反對派」[23]的緣故，所以這些所謂「工人反對派」（即李劍如等），或者其他同志有個別的正確提議的時候，例如提議如何加緊反對託派的具體辦法的時候，他們這一類的人就說：「誰要加緊反託派，他就是企圖轉移反右傾的視線，」說反對託派「少重一些是重不得的」（中大牆報的編者）。這樣，國內反對派早已出著機關報，而且能夠寄到中大來，中大「十天大會」之後，支部局以及一般同志都更加知道中大託派大有活動，——在如此情形之下，而有不得加重反對託派的論調；因此，這些同志自然是不能幫助支部局切實的做理論上以至技術上的反托鬥爭，客觀上，這種情形，也是中大託派得到這樣大的發展的許多原因之中的一個。（二）對於右傾調和派等不正確的傾向——他們總算明白了當初那種「中國黨內應當是左右傾並重的去反對」的論調是不對的了，並且積極的反對聯合富農等類右傾的論調和觀點；但是，他們的反對，往往只限于所謂「工人反對派」，往往因為反對他們的緣故，而自己也陷於右傾的或取消派的觀點，例如劉起峰說：「中國封建社會早已壽終正寢，」謝健民說：「現在是資本主義穩定時期，工人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灰心失望」，其他如蘇聯黨中央調查中大的報告中所舉的右傾觀點，有許多亦是這一批人所說所寫的。再則，因為成見很深的緣故，寧可掩蓋自己同一派的錯誤，例如謝健民的那種意見，竟許他登載到牆報上，從五月到十月半，同志之中許多人反對，而這一批同志卻時時替他辯護，這樣經過五個多月方才解決這一問題；再則，例如討論改組派問題的時候，有些小組會上的指導員，不去解釋國際的信[24]，卻只是機械的以俄國革命中的先例，應用到中國，專去辯護三個主要營壘論是絲毫沒有錯誤的；——這樣，這些同志□□□□[25]之中落到對於某些右傾錯誤的調和態度的立場。（三）對於黨部——他們這些人對於黨部，大半都是比較負責任的黨務工作人員，因此，往往他們自己做了個別的錯誤，卻依賴著黨部對他們的信任，而加以掩飾，以支部局「決議」為後盾，——其實亦許並沒有這種決議（例如，謝健民的文章，牆委主任推託說是支部的命令）；他們所以也就不能盡黨員的責任：——具體而切實的指出黨部的缺點，而且自己提出糾正的方法，幫助去改正錯誤，卻往往是一味的否認，要說黨部絲毫錯誤也沒有。（四）對於中國黨的中央和代表團——他們因為在派別成見的籠罩之中，所以覺得：凡是不贊助這種派別成見的錯誤的人，都是所謂「調和派」或者「右派」，並且覺得：凡是要求改造學校（加緊幫助工人學習等的辦法），指出學校許多缺點的人，亦都是所謂「調和派」、「右派」，所謂破壞支部局的領導。因此，這一批人之中，有些就造作謠言，說：代表團反對向忠發，學校支部局是贊成向忠發的，所以支部局和代表團是互相反對的（「十天大會」上有人說Неманская——秦邦憲的愛人說的）。有些就說，改造學校是代表團領導右傾進攻黨部；有些就說代表團的某人某人是調和派。最近，甚至於根據託派的口供，或者郭妙根等的謊話，毫不加以審查，而叫喊著，說著，寫著：代表團有特殊的政綱，組織並且領導右派小組織，並且和託派開聯席會議，聯盟反對國際和党，關向應是托洛茨基派，團內反對托陳派和右派的鬥爭做得不充分等等。這樣，為著自己的派別成見的緣故，不惜絕無根據的造謠離間，破壞領導者以及中國党或團的中央的信用。

　　我們可以說，這一批同志，在反對傾向的鬥爭之中，夾雜著許多派別成見，這樣，李劍如等和盛宗亮等的雙方鬥爭，仿佛變為：誰是百分之一百的布爾塞維克，誰是右傾，誰是反右傾，你說我是右傾，我說你是右傾的現象；再則，又仿佛甲派是專門擁護代表團的，乙派是專門擁護支部局的。

　　所以，我們第四個結論是——中大支部之中無原則的派別糾紛繼續存在著，而且日益發展，這種糾紛妨害著我黨嚴重的政治任務的進行——反對一切取消派反右派等傾向的鬥爭。

　　這種派別的糾紛中，雙方都有時對於託派陳派放任而不注意去打擊他們的陰謀，雙方都有右傾和調和主義的錯誤，雙方都有企圖將支部局與代表團，以及其他領導機關對立起來的投機。江元青、郭妙根等等，並不是不知道請願示威是託派的搗亂學校的陰謀，為什麼反而去贊成他們？因為派別的利益！盛宗亮、吳紹益等等並不是不知道「代表團勾結託派，關向應是託派，中央謀殺彭湃」等謠言是託派搗亂党的計策，為什麼不給這些謠傳以打擊，甚至反而去附和他們？因為派別的利益！派別成見妨害真正用原則政策來教育黨員群眾，造成支部之內不管某種錯誤的實質和正確的路線究竟是什麼，而只管某些人某些人說的話有什麼背後的外交手腕，只管設法使某些話某些話變成自己派別「敵人」說的右傾機會主義……等類的現象。

　　附注：

　　前一批人，如李劍如、餘篤三等類的人，大半都是工人同志，在國內多少做過些工作，參加過劇烈的革命鬥爭。如果有正確的指導，當然是很可造就的。現在的情況呢，已經是種了很深的派別成見。

　　後一批人，如張聞天、盛宗亮、沈際明、吳紹益、秦邦憲等等，大半都是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大學生，或者歐美留學生。他們因為外國文好的緣故，自然容易學到理論，如果能夠切實的學習實際工作，教育幼稚黨員的方法，刻苦的做些幫助工人同志學習的工作（對於政治問題，國際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加以研究而發表自己的見解，寫在工人同志所懂得的中國文的文章裡等等），拋棄許多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那麼，他們之中，像地主資產階級子弟之中的少數例外一樣，亦許可以造成黨的極其得用的人才，甚至於政治領袖。但是，事實上，他們不這樣做，往往只是倚仗自己的知識去向工人同志示威，預先設想著「某人是反對我們的，我們一定要進攻他，某人不進攻我們，我們就可以放鬆些」（秦邦憲的話）。這樣的對付同志，無意之中必然形成雙方的猜忌和派別成見。況且，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自身有很不好的政治歷史。例如□□□在一九二五年時曾經和康白情（洪章）組織過反動的新中國黨；沈際明在武漢失敗後，動搖到要登啟事退出共產黨。這類的人，即使在此地學習幾年之後，完全改變自己的立場，而有成為堅定的布爾塞維克的希望，也必須痛切的對著黨公開承認自己以前的嚴重錯誤，這樣承認只有更能造成自己在群眾之前的信用。然而這些同志卻不如此的去做。他們既是這樣，再加上日常生活中表現許多派別成見，如何能夠得到群眾的信仰？！他們即使領導反傾向的鬥爭，也往往只教同志簡單的去反對某人，反對某一小派，而沒有政治教育的意義，反而養成派別的習慣。

　　二

　　中大的狀況是這樣：——教務上校務上都極端不能適合於同志的學習，尤其是工人同志（關於這一點，代表團去年六月的信就已經具體的指出，蘇聯黨中央的調查亦證實這種情形），再加上上述的政治狀況，很明顯的需要徹底的改造；否則，決不能保證養成中國布爾塞維克幹部的任務。托洛茨基派陳獨秀派，機會主義的右傾分子，張聞天等類的一批人，餘篤三、李劍如等類的一批人，互相爭著對於學生群眾的影響，或者為著反黨的目的，或者為著小團體的利益。這裡，支部局的任務，就是怎樣在社會成分惡劣的學生之中，一面具體的設法改善學生成分，領導改造學校，一面努力於消滅無原則的派別糾紛，而爭得布爾塞維克路線的對於學生群眾的影響。學生群眾之中，調和態度和動搖狀態是很明顯的。為著國際和黨的路線的鬥爭，如果不能充分得力，那麼，托陳派的反黨影響，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派別糾紛的情形，自然要日益發展的。

　　支部局的確認識這種任務，尤其是在「十天大會」之後，主觀上也開始去執行——所以我們向來就說支部局的路線是正確的。

　　但是，他執行這一路線的時候，所得的成績和所做的錯誤，是不能不指出來的。他的成績怎樣，他的錯誤怎樣？他積極的激烈的提出反對傾向，尤其是右傾的任務，這是他的成績。他的錯誤呢？

　　對於反對托洛茨基派和陳獨秀派——支部局在原則上知道要反對這些取消派，然而：（一）從一九二八年年底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底為止，支部之中沒有一次反對託派的報告（國內反對派活動的消息傳來之後，代表團和東方部屢次提議，要學校翻印一九二七年時候的反托洛茨基的論文文件，加以編纂，以便寄回國內，並備俄境各校中國學生之用——這一提議至今沒有執行）；（二）「十天大會」上揭露一些託派和有託派嫌疑的人，學校方面簡單把他們送出學校，送回中國，既不公開的在群眾之前徹底查清，而暴露他們的反動行動，又不具體的通知代表團及中國黨的中央：某些人回國是可用的，某些人是託派；這樣，一則對於校內群眾絲毫沒有教育意義，二則，對於中國的黨有很大的危險（中國中央可以因為不知道某某已經是託派，而給他探聽到秘密線索）；（三）「十天大會」之後，支部局及一般同志都已經更加知道託派陳派（彭澤湘）的活動，然而支部局並不加緊注意去發覺他們的陰謀和秘密組織；（四）陳獨秀開除之後，代表團在中大做過報告，可是，支部局至今沒有在各小組詳細討論。

　　對於右傾機會主義和調和態度——支部局知道這是最主要的政治鬥爭，但是：（一）對於傾向問題解釋教育都不充分（「十天大會」的決議），對於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路線也是如此（國際致中國党的農民問題的信，職工運動問題的信都是擱置著五六個月三四個月不印出中文的來給學生看）；（二）在這種嚴重的政治鬥爭之中，不去消滅派別鬥爭的成分，反而去專門聽信有派別成見的話，反而犯著庇護右傾調和派的嫌疑，例如謝健民文章的問題，從五月到十月半不給解決，不很快的指出他的右傾，宣傳部開始解決這問題的時候（十月間），仍舊說：「謝健民的文章出發點是站在反右傾與調和派的立場，……」不過「有許多錯誤，和不正確的措辭」罷了。支部局對於宣傳部這種調和觀點，亦未指出。這種工作方式，只是助長派別情緒，而客觀上削弱反右傾及取消派託派的鬥爭，——而且這些情形（解釋工作不充分和夾雜派別成見），自然使思想上的鬥爭倒臺而使托陳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得以藉口許多瑣屑的小事專事破壞黨部信用；（三）同時，反傾向的鬥爭不能充分得力，亦往往沒有在組織上鞏固起來。例如傅勝藍是明顯的右傾分子，卻仍舊很久的讓他當小組的副指導員；即使有組織上的辦法，也往往不顧及教育的意義，例如，九月間托肯[26]向我說，要把李劍如弄出學校，但是他始終不注意應當怎樣明顯的指出李劍如的錯處究竟是什麼，而後正式開除他，以教育同志，卻只想簡單的使他離開學校。（四）此外，中大之中，需要使反對小資產階級式的民族主義的鬥爭，亦是無疑義的；但是支部局卻把中大的支部，實行民族的分割，實際上形成兩個支部：俄國的支部和中國的支部。

　　對於中國党的領導的關係——支部局曾經把中大支部變成一種舞臺，在這個舞臺之上引起中國黨內發生的爭論問題的爭辯——在國際和中國黨中央還沒有決定之前，就在支部之中爭吵，這不是正常的狀態（蘇聯中央調查委員會的話）。再則，對於那些挑撥破壞中國党領導的信用的謠傳（例如向忠發反對瞿秋白的謠言等等），不給以充分的打擊。不但如此，前支部書記在去年四五月間，盡著說代表團秘密調查學校，以挑撥學生對於代表團的惡感。

　　附注：

　　代表團接到中國黨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中大問題的信，決定對於中大加以調查，當即由鄧中夏同志在四月初某次支部會議上正式通知。後來托肯說秘密調查時，有校長及當時支部委員王雲程、夏曦[27]出席，我亦參加，開了一次談話會，當場由王、夏兩同志證明，的確中夏同志曾正式通知支部局，並在實行調查時每次經過組織部（王雲程及其代理人）介紹，與各小組三人團談話，——這些證明的答覆，現在還有王、夏兩同志寫的字條為憑。當時校長聲明這是托肯的誤會，教他自己通知東方部及區委[28]解釋，並當在校內學生中解釋。不料，等到中大「俄國支部」清党時，托肯又說到這一問題，足見他在上次解決之後，仍舊固執自己的錯誤，難免不在一部分學生之中，繼續說「代表團秘密調查學校」，說代表團有什麼陰謀，破壞代表團的信用，而引起一種派別成見的猜疑。

　　所以我們第五個結論是：——支部局實行著正確的政治路線，實行著反對傾向的工作，正確的注意了反對右傾，取消派及一般的失望消沉，不削弱反對託派的鬥爭，可是，他沒有把這種鬥爭做得充分的得力——思想上的鬥爭是倒臺了；這個鬥爭也沒有在組織上鞏固起來，更不深切，又沒有肅清支部之中的階級異己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分子。（бюро ячейки，проводя правиль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линню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проводя большую работу по борьбе с уклонами，правильно заостроя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борьбу с правым уклоном，с ликвидаторст в омввопросах кит．революции，упадочничеством，неослабляя при этом иборьбы с троцкизмом，однако не сделало е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ейственной—проваливала идейная борьба；эта борба не закреплялась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не была глубокой，не сопровождалась чисткой коллектива от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 и классово чуждвым и враждебным коммунизму элементов．）而且他在這鬥爭之中，有了許多錯誤；專依靠著口頭上說得好聽的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官僚地主資本家的子弟和大學生，夾雜著許多派別成見的分子，助長派別糾紛，這樣對於領導機關沒有能造成為著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工人基礎，這些條件的確是降低了全部鬥爭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切——這就是領導機關的政治上的錯誤（итак，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утк не создано себе рабочей базы для борьбы за бодьшевизацию，ч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низило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ь всеи борбы за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ю，сделало ее не глубокой—это и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шибной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утк）。

　　三

　　蘇聯黨中央委員會的調查委員會考察之後，這種錯誤已經明確的指出來。學校的領導機關卻想推卸這種政治上錯誤的責任；於是毫不細心審查，並不注意：託派陳派以及右傾分子的供詞會含有迎合某方派別成見的心理，而藉此搗亂學校，破壞中國党領導機關的信用——居然單憑這些供詞而做出下列的事出來：（一）支部機關報——牆報開始反對代表團的大宣傳（кампания），登載奇形怪狀的諷刺畫（карикатура），說代表團組織小團體（右派），和託派勾結反對國際；（二）校長魏格爾同志在清党大會上說鄧中夏秘密調查學校，以機會主義的政綱領導小組織反黨，——他的說話，自然不是普通一兩個學生輕信託派造謠可比，而事實上是領導學生反對代表團；（三）新書記伊格訥托夫同志又在清黨大會上說：他以前曾經對代表團同志採取外交政策，說過並不反對代表團，並沒有叫牆報定下進攻代表團的方針，但是，他是準備了許多，現在是可以用大炮機關槍大大進攻代表團了，並且說這是得著區委的命令的；（四）對於同志說中國青年團總書記關向應同志是託派，也不加以辯正。

　　這樣，可見支部局不但不改正他的政治錯誤，反而利用託派的挑撥手段，客觀上無論如何不能不是助長派別糾紛——擴大學校中的派別糾紛到中國黨裡去，固定一部分學生同志反對中國黨中央委員會的派別成見，想藉此把中大不能保證培養布爾塞維克幹部的糟糕情形的責任，推卸到中國黨的代表團身上。這是我們要提出極端嚴重的抗議，而且正式提到國際監察委員會的。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對於中大問題的工作，簡單的說來如下：

　　第一，代表團接到中央的信之後，更加加緊注意，實行調查，已如上述。這種調查，明白的通知過支部局（當時尚未有校長），經過組織部而執行的，絕無所謂「秘密調查」。當這次調查的時候（一九二九年四月），蘇聯中央對於中大決議通過不久，交到學校，黨務政治問題方面，早已有了中央議決案（一月七日的）的指示；所以，我們的調查，主要的目的只在於幫助學校發見許多具體的教務校務上的缺點，而準備提出許多最具體的有益處的提議（如工人教本，生產學習，學科分配，漢文翻譯改良的方法，實際運動如工運組織宣傳等的分科學習方法等）。調查之後，六月一日即寫好這種具體意見的意見書，經過翻譯等手續，到六月十七日就交到學校，並同時給了蘇聯中央（經過魏格爾）及東方部。當時我們對於支部局的政治路線，絲毫沒有懷疑其不正確；至於派別糾紛的現象，那末蘇聯中央的一七決議剛剛指出，代表團和支部局同時知道的，我們當時深信支部局正在開始執行這決議，亦就認為絕無再提一次的必要（參看「六月十七日的信」）。

　　第二，「十天大會」時，校長和代表團的意見完全是一致的，已如上述。其中就是發生了托肯的「秘密調查說」，這可以解釋當時為什麼學生之中有一部分有反對代表團的情緒，和為什麼反對中共中央的謠傳受不到支部之中相當的打擊，可是，在王雲程、夏曦和校長當面證明「秘密調查說」的無稽之後，我們又深信是托肯同志一時的誤會，他當能負責去消滅那些把支部局和代表團對立的情緒（參看秦邦憲愛人說「忠發反對秋白」的謠傳問題之「十天大會」的記錄，參看中夏給托肯的信及王、夏二同志的字條）。代表團在「十天大會」的時候，幫助支部局反對右傾，反對託派的陰謀（如請願示威等提議），指出學生中對學校領導毫無信仰的無政府主義的情緒，小資產階級的極端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惡劣傾向，指出派別鬥爭和個人糾紛等等。第三，「十天大會」之後，代表團的所有同志都因為國際派有工作而離開莫斯科（國燾[29]同志是因病去休養），直到八月底，我們方才陸續回來。當時聽見校長提議請中央[30]再來審查，我們知道有些同志有許多不滿意，有些秘密的託派在「十天大會」之後還在造謠生事。所以，我們決定要幫助學校，因此，請學校支部局通知我們學校內部的情形，供給我們些事實，使我們在中央調查的過程中，能夠很得力的幫助學校支部局。因此，曾經特別寫信給學校（參看：我在九月間給學校的信）。後來我們陸續接到學生方面對於中央調查委員會的許多信的底稿。這些信裡的反對支部局的意見，我們很明顯的就看見有許多派別成見夾雜在裡面，至於他們所指的事實是否正確，是否完全正確，我們是聽候支部局自己對於中大對於代表團的申明的，向來不加以輕信。支部局方面在這一時期雖然屢次和我們談話，但是，對於我九月的信，始終也沒有書面的或口頭的答覆，對於有些事實並不解釋。

　　當時我曾經幾次（向尼克金同志）指出派別成見的害處，並提議要支部局注意訓練積極分子，加緊消滅派別糾紛的鬥爭，確實的認准各個同志的錯誤和傾向而加緊鬥爭，不要管他是否批評支部局。

　　再則，亦就在這個時候，尼克金代表學校方面到東方部來，與米夫及我（還有餘飛）共同商量從中大派送工人同志到列寧書院短期班的問題，當時尼克金所提名單之上大半都是李劍如、餘篤三、郭妙根等一批人。那時，我們也說到他們這批人有派別成見，自然，我們也同意于尼克金的意見和米夫的意見，說他們在中大不能安心讀書，而這些同志本身仍舊是可以造就的。不過，我們當時還提議王雲程同志亦是工人同志，如果給他到列寧書院去，再學習一下，回國可以成為很得用的人才。雖然他亦是成見很深，可是，一樣不是不可救藥的（王雲程問題當時決定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始終沒有去）。

　　第四，蘇聯中央第二次調查的時候，當然情形和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間是大不同了，——政治狀況和反傾向鬥爭的問題非常嚴重的了。中央調查的過程之中，中國黨代表團站在養成中國布爾塞維克幹部的觀點之上，曾經向蘇聯中央提議（參看張國燾寫的信）；並且在決定另行籌備殖民地共產大學之後，寫信向國際宣傳部、東方部，並將底稿交給學校方面（參看秋白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中央審查中大委員會向中大支部大會報告之後，我們也曾發表我們的意見（參看「中國黨代表團一月二日告中大學生」）。

　　這時，我們因為陳獨秀問題的材料由國內寄來，特別加緊在中大之中反對傾向的鬥爭；——討論改組派問題的時候，我去做了報告，參加討論；對於陳獨秀問題，也特別做了一次報告，並且在中大之中用鉛印油印印刷了許多反陳獨秀問題及改組派問題的材料，做了好幾篇文章。總之，從去年四月代表團調查中大之後直到蘇聯中央調查結果發表——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底為止，代表團向來是幫助學校領導機關實行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的鬥爭，同時，屢次嘗試糾正其政治錯誤的。

　　第五，蘇聯中央決定調查中大之後，大約是九月底，校長魏格爾同志曾經到我家裡和我談話，他說也許在相當時期要改造或者補充支部局——他以前也說過「路線正確的支部局書記，有時一樣因為其他錯誤，或者不適當的緣故，而可以撤換的。」因此，後來我曾經寫一信給他，大致說：如果他認為適當，他可以去提議改造或補選支部局，我們是贊助這種意見的。

　　後來，中央調查結束之後，有過一次支部局會議，我們是參加的，——會前我們曾經和支部書記及校長談話，當時支部書記（伊格訥托夫）亦說有些支部局的俄國委員，如沃勒克、托肯、白爾曼、苦求毛夫，現在既不做事，反有妨害本支部局工作的地方；校長亦說，有幾個支部局中國委員如余篤三等，既然到了列寧書院讀書，又向來只是「批評專家」，不能幫助工作，所以大家認為應當解除上述這些同志的支部局委員的職務；支部局開會時便正式照這意思通過了決議。至於補充委員的問題，則決定向區委提名單，請求批准。這次會上我和中夏都發表對於學校的意見，大致都是上面所寫的，當時校長和支部書記都沒有反對（這會大約是一月中旬）。

　　可見，直到這個時候，照支部局的意見，我們當然和支部局的路線絕無差異；——我們贊助支部局的正確路線，但是，我們向來不能贊助支部局自己的那些政治上的錯誤。

　　清黨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寫出自己的意見交清黨委員會（參看代表團致清黨委員會的信）。其中指出同志對於國際路線的態度，社會成分，派別糾紛等問題。此地要再提起的問題，就是託派的問題，代表團最早（約在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間），偶然查到託派秘密文件，就交支部局，叫他譯出來看，並且要嚴重注意。後來，「十天大會」上有人指出託派嫌疑的，代表團注意到並要支部局仔細考查。當時犯有多少嫌疑的共六人（根據大會記錄的名單），不經詳細審查，亦不寫出他們的批評，魯莽的送回中國之後，代表團更加覺得支部局辦事不妥，於是有一次，支部書記到東方部和苦求毛夫、我及餘飛共同談話時，他只提三個託派要送回，我們在他的名單之中指出二十多人有託派嫌疑，要他回去仔細審查，一面在群眾中揭露他們的陰謀，一面寫好詳細評語，以便我們可以通知中國中央。此後，支部局始終沒有答覆：究竟這些人是否託派，應如何處置？蘇聯中央審查的時候，代表團又特別提這問題到別金斯基（國際秘書處）處，由國際監委、中央監委「特別機關」[31]、中大的代表參加，我和餘飛、中夏都在座，討論這一問題。當時我叫學校代表注意再審查是否還有託派隱藏著（我們當時所共同知道的還只五十餘人）。代表團方面也和「特別機關」談話，找出犯有嫌疑者八十餘人。後來一託派（趙言輕）自殺，又供出些人，現在清黨過程中，發見託派組織共有一百零十人！

　　四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俄國境內中國同志的現象，最濃厚的表顯於中大；

　　中國勞動共產大學支部之中：（一）國民黨殘餘和托洛茨基派，有組織在中國學生之中進行反革命的工作，破壞並且搗亂黨的組織，努力毀喪國際及党的領導，一直到破獲之後，仍舊企圖有組織的繼續這種工作，挑撥造謠無所不至；（二）陳獨秀的右傾取消派已經和託派聯結一起；（三）機會主義右傾和調和派的傾向有許多表現；（四）而無原則的派別糾紛繼續存在著，這些派別各自企圖掩飾自己的右傾錯誤，企圖用代表團和學校支部局對立起來的投機政策，擾亂□□[32]，推卸責任，甚至有意造謠毀喪國際及党的領導；（五）而中大支部局在反對傾向的鬥爭之中，不能充分得力的進行，反而助長派別糾紛，沒有能力造成為著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工人基礎，這就無條件的降低了全部鬥爭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入；現在他不但不改正自己的這種政治錯誤，反而中了託派和派別分子的挑撥，真正和代表團對立起來——擴大派別糾紛到中國黨裡去，想把自己不能保證養成布爾塞維克幹部的責任，推卸到代表團身上。

　　至於學校領導機關：（一）經過代表團一年半以來二十多次的催促，始終沒有一次將回國學生的評語表送來，以便轉到中央；（二）回國學生及學習生產學生的選擇，始終是「專留好的，選壞的派回國」（中國中央的信）；（三）學校的功課始終不辦分科以研究實際問題（工運等等）；一般教務上校務上的紊亂仍舊是很少改善——這些已經是次一等的錯誤和缺點了。對於代表團要翻譯的事，屢次是自己推薦，隨後又說「代表團」專要右派做翻譯！

　　注釋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寫作時間為編者所加。

　　[1]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全稱為「孫中山中國勞動者大學」，1925年成立，1929年改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30年秋停辦。

　　[2]拉代客，今譯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聯共（布）黨內托洛茨基派成員。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共（布）中央委員、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

　　[3]托洛茨基，見本卷第60頁注18。

　　[4]武漢政變，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實行「分共」，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

　　[5]國際，即共產國際。

　　[6]趙言輕，俄文名Донбасов，據說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內託派組織頭目之一，在中山大學清黨運動中自首後上吊自殺。

　　[7]1927年下半年米夫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後，扶植王明宗派控制學校黨組織——支部局，發號施令，打擊排斥異己，引起學校廣大党團員的不滿。託派想利用這種情況來擴充自己勢力。他們稱學校支部局為「黨部派」，稱反對王明宗派活動的同學為「第三派」，即除「黨部派」、「反對派」（託派自稱）之外的第三種勢力。

　　[8]1929年4月，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清洗和審查聯共（布）黨員和預備黨員》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書院等校都成立了清黨委員會，這些學校的中共黨員作為聯共（布）黨員參加了這場清黨運動。

　　[9]李劍如，曾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由國內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因帶頭反對王明宗派控制的學校支部局，王明宗派稱他們為「李劍如派」。

　　[10]原稿空三字。

　　[11]王若飛，見本卷第449頁注32。

　　[12]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13]1929年6月，中山大學黨組織——支部局主持召開全校党團員參加的工作總結大會。會上，反對王明宗派活動的絕大多數党團員對支部局的工作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們同支部局和部分擁護支部局的党團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連續開了10天，被稱為「十天大會」。

　　[14]1929年秋，國內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中，有一些年紀較大，經驗豐富，不宜與年輕人同班學習的，學校把他們編成了一個「特別班」。「特別班」的學生，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吳玉章等。

　　[15]代表團，指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16]汪陳派，即汪精衛、陳公博的國民黨改組派。第三党，即鄧演達組織的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行動委員會。

　　[17]余飛、仲夏，見本卷第368頁⑧。

　　[18]1929年底，聯共（布）中央監委主席的妻子吉爾薩諾娃奉命到中山大學調查情況，她領導成立了調查中大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當時已經調離學校、出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的米夫的干預下，作出了支持學校支部局路線的結論。

　　[19]盛宗亮，又名盛嶽，1926年赴蘇學習，1932年回國。1934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後叛變。

　　[20]三個營壘說，1928年10月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分析中國政局，認為帝國主義者、地主和整個資產階級的統一的反革命聯盟，現在已經分裂成兩個主要的政治集團。第一個集團是國民黨的當權派，它是軍閥、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第二個集團是目前正和當權派唱對臺戲的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等），它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宣傳，同樣是反革命的，極端仇視工農運動，對帝國主義軍閥唯命是從，由於它的欺騙宣傳，更具有危險性。所以來信儘管承認國民黨有兩個集團，但並不是兩個營壘，從而否定中間營壘的存在。同這兩個政治集團相對立的，則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貧民的革命陣營。

　　[21]餘篤三，湖北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出國前做工會工作。

　　[22]原稿一字不清。

　　[23]「工人反對派」，是王明宗派加給反對他們的李劍如、餘篤三等人的反黨罪名，因為他們大都是工人出身，所以被扣上「工人反對派」的帽子。參見本文注⑨、13。

　　[24]國際的信，指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中指出「改組派」是當前進一步發展工農革命運動的主要危險，必須堅決消除改組派的一切影響。

　　[25]原稿4字不清。

　　[26]托肯，中山大學支部局的俄國委員。

　　[27]夏曦（1901—1936），湖南益陽桃江鎮（今屬桃江縣）人。1928年赴蘇學習。回國後，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同年3月被派往洪湖蘇區，貫徹執行了「左」的肅反政策。

　　[28]區委，指中山大學所在地的莫斯科市黨委會下面的一個區委，中大支部局歸它領導。

　　[29]國燾，即張國燾。

　　[30]中央，指聯共（布）中央。

　　[31]特別機關，即蘇聯格別烏機關。

　　[32]原稿兩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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