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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政兄:

  前封發後,又接到你們許多材料,現在還在研究之中。此地等著你們派一人來報告六次大會[1]後的工作總結,並且討論七次大會的準備問題[2]。因此,亦許現時不會有政治的指示——也是等待你們派人來的緣故。

  關於遠東局和政兄之間的衝突[3],來電看不清楚。來電英文稿說:「政局不同意遠東局對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為什麼不同意見,怎麼不同意見,是以為不必反對左派,還是因為反對左派社會民主黨的措辭說得含混而不詳細呢?來電又說:「遠東局指出廣西問題就是使反對陳獨秀等的鬥爭更容易。」這怎樣講?或者是說使這鬥爭更困難罷?如果這樣,也是不對。遠東局所指出政局及中國黨內的錯誤及傾向,我看來是很對的,這會幫助反獨秀鬥爭,決不會妨害反獨秀的鬥爭。這一問題,也等政兄的報告及來人解決。

  我最近又因天氣關係大病起來,簡直差不多半個月晚上不能睡著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麼工作。即日要去休養治病。真真煩悶死人。身體的壞,妨害很多事。從去年四月至今,我曾經做過好些文章或者寫信論及政治,你們都接到沒有,發表沒有?〔(一)論布哈林問題的信;(二)論封建資產之爭及民族資產階級買辦化問題的信(以上去年四月至六月);(三)論國際的反機會主義鬥爭(七月);(四)中國職工問題(八月);(五)中國農民問題;(六)世界革命高潮之前(以上九月);(七)國民黨改組派問題;(八)汪精衛和軍閥混戰(以上十月底);(九)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以上去年十一月)。〕

  至於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蟄」的狀態,簡直不能做什麼!!國際如果不能給我長期療養,並使靜靜的工作,則將來身體一天天的壞下去。嚴重的工作,如黨綱、黨史之類,簡直沒有希望!(雖然,黨史我已開始講演[4]。)

  此次寄你們的材料之中,有關於培養中國幹部的重要問題(中國勞動共產大學[5]等),其目次另附。其中關於中共大學的「糾紛」問題[6](聯共中央去年一月七日的議決案及今年調查報告,都指出)及其指導機關之錯誤,值得相當的對黨內公佈。此間中大同志帶回中國的消息,不免有偏見的。反對派[7]在此比較非常發展,據某機關的調查,有證據的共有十二人,有人證的有十三人,有嫌疑的(即證據尚未拿到的,可是確有參加秘密陳托的事實的),竟發展至五十六人之多!可見當初該校指導機關之疏忽。現在的新校長[8]好得多了。現正在清黨。結果如何,將來再報告。國內需人,我們已圈一五十餘人的名單——較有用的同志,請清黨委員會[9]提前清黨,預備派回。最可恨的是:去年派去學習生產的人,當選擇時,餘飛[10]同志即指出托肯[11]所提名單,只顧將「不好」的人列入,當時托肯還強辯,說這些都是「好同志」。現在清黨起來,果然發現其中有許多托洛茨基派,因此能派回國的人就太少了。再則,中大之中反對派及王若飛[12]、彭澤湘暗中宣傳破壞六次大會所選中央的威信,此外,讀死書的盲目擁護托肯等錯誤的同志(如秦邦憲的老婆等,如以前武漢失敗時曾經動搖想退出共党的沈際明等),亦在暗中宣傳向忠發、瞿秋白如何如何的不行。此種現象,這次清黨後,當可以加以肅清。江浙同鄉會風潮的餘波,至今還有痕跡。我前幾天聽見有人說:「中央監察委員會承認江浙同鄉會的事件米夫犯有錯誤,其實,我們都是聽得向忠發同志的話,所以只能說忠發的錯誤,不能說米夫的錯誤。」又有人說:「中央說學校有個人糾紛,是派別鬥爭,都是代表團不好,從恩來同志開始,代表團就只要說學校只有糾紛,沒有政治鬥爭,以致於聯共中央也相信這話。」總之,此校之壞現狀是壞到極點[13]。只有肅清這些國民黨式的造謠生事者、反對派、獨秀派等,減到極少的學生,極多的工人成分,在國際最高黨校指導之下方有辦法。下次送人特別要注意。草草,不多說了。

  秋白 一九三〇.一.十六

  學校中盲目擁護托肯等錯誤的同志,往往說:「恩來等等代表團同志都是調和派,校中鬥爭,純粹是兩個路線的鬥爭,只有政治鬥爭。」

  附件的單子:(一)代表團討論獨秀問題的記錄及決議——共19頁;(二)中大支部關於改組派決議案——共2頁;(三)中大問題獨秀問題決議案——共2頁;(四)列寧學院中國組報告——共3頁;(五)中大調查的結論——共12頁;(六)代表團告學生書——共4頁;(七)余飛文章——共7頁。總共大小頁數——共49頁。

  注釋

  [1]六次大會,即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2]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次大會)曾計劃在1930年下半年召開。

  [3]遠東局,即共產國際遠東局;政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

  1929年春、夏間,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波蘭人到中國,組織遠東局。他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發生了許多意見衝突。8月中旬,共產國際關於富農問題的指示信到達中國。遠東局認為:富農是資產階級性的,一定要把反對資產階級富農寫到黨綱上去;中共中央代表則認為,中國富農兼有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兩種性質,不能把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富農一起看作是農村的主要矛盾來加以反對。在這前後,剛掌握廣西軍政大權的俞作柏、李明瑞醞釀反對蔣介石,尋求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中共中央派鄧小平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廣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領導當地党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遠東局又指責這是「勾結軍閥」。遠東局甚至斷言,中國的遊擊戰爭一定會失敗。中共中央當然不同意這種錯誤意見。也有些問題,遠東局是對的。如中共中央認為中國黨內最嚴重的問題是右傾,當然也不能放鬆反對「左」傾。遠東局不同意。1929年12月初,遠東局沒有同中共中央商量通過了一個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案。在決議案的中國問題部分中斷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傾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6日開會討論,不同意遠東局的這個決議案。

  [4]1929年冬至1930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寧學院作了《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的講演。

  [5]中國勞動共產大學,全稱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

  [6]中共大學,即中山大學。中共大學的糾紛問題,參見本卷第321頁注④。

  [7]反對派,指托洛茨基派、陳獨秀派。

  [8]新校長,即威格爾。1929年春,威格爾接替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

  [9]清黨委員會,指中山大學清黨委員會。1929年4月,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清洗和審查聯共(布)黨員和預備黨員》的決議,中山大學全體中共黨員作為聯共(布)黨員,也參加了這場清洗運動。

  [10]餘飛,見本卷第368頁注⑧。

  [11]托肯,中山大學黨組織——支部局的俄國委員。

  [12]王若飛,見本卷第449頁注32。

  [13]江浙同鄉會風潮,是王明宗派蓄意製造出來的。1927年秋,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支持下,為鞏固他們在中山大學的支配地位,擴大在中共黨內的影響,操縱學校黨的支部局,打擊排斥異己,誣陷一些同學組織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反革命小組織」,並請來蘇聯格列烏(K.P.U.)加以認定。1928年5月,當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向忠發不調查情況,即在講話中宣稱江浙同鄉會是所謂「反黨的小組織」,影響很壞。1929年,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向聯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不同意見,經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和中共代表團三方聯合審理,終於作出了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的反動組織的結論,從而推倒了這個假案。

  (1)這是瞿秋白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政兄)的「第七號信」,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手稿刊印。標題是編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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