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瞿秋白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1)

　　（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

　　中國革命的樞紐，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裡，無產階級必須取得對於農民群眾的領導權。必須站到土地革命的領袖地位，方才能夠真正徹底的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是中國革命裡無產階級策略的中心問題。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不但證明：革命動力的變更過程明顯的指示出，不肅清中國封建式的土地關係，便決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而暴露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裡的機會主義，大部分和中國土地革命問題相關聯著。機會主義策略的基礎，「便是寧可聯合妥協的資產階級，而拋棄革命的農民群眾」；隨後，事實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式土地關係，密切的聯繫著，因而堅決的起來反對土地革命，同時，亦就投降帝國主義，成為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那時，機會主義又暴露于「寧可聯合富農而拋棄鄉村無產階級和貧農群眾」的公式。中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使農民運動的策略裡，表現許多次極嚴重的動搖；這些動搖的根本意義，其實，就是拒絕資產階級民權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裡的無產階級領導權。

　　一

　　中國革命的初期，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對於農民土地問題，就絕對沒有注意——沒有農民問題的政綱。雖然一九二三年冬天，已經有同志提起土地革命的問題，但是，當時絕對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的注意在什麼地方呢？——在「反帝國主義運動」！當時資產階級對於一切種種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示威遊行抵貨等），還是「表同情的」——還是想利用的。共產黨的目光，「很奇怪」，也只注意到這個問題：怎樣進行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而得到「社會的同情」。至於農民運動的發展，仿佛是和反帝國主義革命是沒有關係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農民土地革命的發展，是「違背著」黨的意志，「反對著」黨的意志而進行的。因此，最初是反對「農民自動決議減租」，隨後是要求「鄉村的聯合戰線」——聯合正紳反對「土豪劣紳」。武漢時代[1]，因為「國民黨內只有贊成反帝國主義的左派，沒有贊成土地革命的左派」，所以認為兩湖農民運動太危險了，而有發動「第二個五卅」[2]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提議，目的是在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這樣，農民運動策略上的機會主義的第一方式，就是把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八七會議[3]之後，機會主義派的首領（例如美國的彼彼兒[4]），還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5]上，企圖說廣州暴動[6]是盲動，斷定中國共產黨只是「關門革命」——領導農民運動，而「忘記了」國外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國內的敵人和國外的敵人，仿佛應當分別對付似的，而且，仿佛首先要緊的是「國外敵人」；為著反對「國外敵人」，安安逸逸的做反帝國主義「運動」（示威，集會，叫口號）起見，可以暫時不管農民土地革命運動的指導，只要去要求「鄉村自治」，民權立憲——和「國內敵人」妥協！

　　當農民群眾自動的從減租減息，進到抗租抗稅，自動的打倒「四權」（紳權、神權、祖權、夫權），——直到沒收地主土地，均分田畝，到了這種時候，國民黨內的資產階級固然堅決起來組織地主豪紳的反革命屠殺政策，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也極快的動搖而至於反動。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呢？——逼不得已要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了。從前有很久，是否認中國有土地問題的，以為中國並沒有教科書上所說的封建諸侯，也沒有農奴制度，就不會有土地問題。農民要求分配土地了；然後沒有辦法，要再想法拖延這個問題。於是機會主義者又苦心研究大地主和小地主的問題，——要想定出一個限度叫農民群眾不要過火，盡在這個大地主的範圍內沒收土地。臨時的對付敵人的策略，固然可以在相當的戰鬥時候，加緊進攻地主的某一部分。但是，機會主義的對共產國際指令的解釋，卻是認為中國地主有嚴格的「大」「小」之分，中國士紳有嚴格的「正」「劣」之分：於是不去領導革命的群眾前進，卻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按照「黨的命令」去阻止群眾的鬥爭。仿佛小地主既然和外縣中等商業資本家很難分辨，而聯合小資產階級的策略又是「國際的命令」，所以農民土地問題的政綱，從「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變成了「決不沒收小地主」的罰咒。地主的大小問題，所以在黨內費著這許多精力去研究，正是因為問題的所在，恰好是怎樣保存資產階級在革命戰線之內，——「罰咒不沒收小地主，亦許資產階級可以安心了」。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第二方式，就是把小地主和大地主對立起來。

　　武漢時代終了，農民群眾不管大小地主，不管二百畝一百畝，到處暴動起來就沒有一切地主田地。於是又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均分田地，這是再徹底也沒有的了，再激烈也沒有的了。凡是徹底的和激烈的，都是社會主義革命，凡是均分財產的，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7]的邏輯。這是拋棄無產階級的觀念，而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完全混淆起來。同時，對於這種劇烈的農民群眾行動害怕，而夢想著安逸的職工運動，於是說這種農民暴動和遊擊戰爭是無政府的運動，中國歷史上這類的農民騷擾多得很，不能算做革命勢力，這不是我們真正十二分道地的工業無產階級的事情。——無產階級的事情，只是有組織的職工運動。這又是行會主義的表現，用「無產階級」的名義，來做拋棄領導農民土地革命的旗幟。漂亮是很漂亮的了，但是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的關係！總之，農民運動裡機會主義策略的表現的第三方式，就是或者拋棄無產階級的立場，不去領導農民，而做農民的尾巴，或者拋棄農民土地革命的領導，而暴露行會性的經濟主義。

　　最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8]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對於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加以嚴重的駁斥之後，中國革命正在完全新的條件之下重新收集力量，向著新的高潮進行：鞏固無產階級的基礎，爭取主要的產業和城市，準備去領導那正在醞釀的農民戰爭，正是共產黨的任務；在中國革命的這種新的階段之上，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正需要極堅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需要更詳細的確定的對於農民裡各階層的策略，需要正確的爭取農民群眾的策略；可是，我們又發見機會主義的傾向：說——「總的策略任務，是反對地主階級，必須和富農結合聯合戰線，如果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那就是不對的」，「黨的總的策略路線是聯合富農，可是並不因此而應當停止貧農反對富農的階級鬥爭」。這樣，因為「瞭解了」中國革命還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上，所以反對沒收土地的行動弄到富農身上去；因為要反對地主階級，就只看見富農是無產階級的同盟。這樣的瞭解，根本和列寧主義是不相容的。所以農民運動策略上機會主義表現的第四方式，就是聯合富農，拋棄農民群眾，以及土地革命的領導權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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