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瞿秋白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1)（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政治局的工作報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一系列通告，以及各地方黨組織工作情況的各種材料，均已獲悉。我們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和你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國變化了的形勢所通過的、爾後又由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批准的新策略方針，新的中央委員會已基本掌握，不過全黨整個貫徹執行得還很差。由你們的工作報告和通告中可以看出，在黨的隊伍中依然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驚慌失措和組織癱瘓的情況，從而嚴重地妨礙著黨的活動的開展。因此，必須通過清楚地闡明黨的路線來儘快消除這種狀況，並要始終不渝地、堅韌不拔地激勵黨員群眾去解決那些迫切的主要任務。

　　首先，必須通過深入的布爾什維克式的解釋工作來消除這種危險情況，即在革命高潮時期曾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過鬥爭的一部分黨員群眾和同情革命的工人，可能悲觀失望，喪失革命信心。當前，在開展革命的工人運動極為艱難的情況下，這種危險是非常現實的。革命失敗以後，在令人窒息的恐怖環境下，這種驚慌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情況消失得十分緩慢。由於狂暴的反革命勢力沉重地打擊了共產黨組織、赤色工會和革命的農民組織，在某些膽怯的人的眼裡很容易映現出一幅比現實更為淒慘的景象，甚至是革命運動已陷於絕境的景象。從另一方面說，內戰停止以後，國內出現的局部經濟繁榮景象，必將為傳播幻想造成條件，認為中國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健康發展」的時代，開闢了政治和經濟和平發展的道路，從而排除了革命高潮重新出現的可能，或者至少是這個新高潮已被推遲得遙遙無期。

　　與此同時，又完全忽略了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形勢分析定能揭示出來的那個情況，即：引起中國革命前一個浪潮的一些基本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執政的剝削階級所採取的措施是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的。

　　你們最近的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一再強調的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情況，不只是出於理論上的推斷，而是經過對去年事態的認真研究和對當前形勢的分析，在許多方面得到了實際的證明。

　　當前政治形勢中的基本矛盾

　　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盡力在人民中造成一種幻想，使他們認為可以逐步地、和平地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帝國主義列強雖然允諾中國有某些形式上的權利（如關稅自主），而事實上，卻是在勒緊繩索，而不想「滾出中國」。特別是最近期間，英國在南方、日本在北方都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從而加強了自己的控制地位。從這些實際情況看來，與其奢談什麼通過「外交途徑」去幻想解放中國，莫如談談瓜分中國以及從而必然引起的帝國主義戰爭和軍閥內哄問題。

　　當然，帝國主義列強對付中國的陣線絕不會是團結的，而且是不可能團結的。這裡首先暴露出來的是美國和英日同盟的競爭。如果說，這個競爭沒有起作用的話，那日本對華北的軍事侵略就不會躊躇不前了，英國也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從未允諾中國關稅自主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事實，但不應誇大這個事實的意義。

　　中央委員會的一份通告中錯誤地認為，美國的「基本政策」同英、日兩國的政策「完全相反」。這不正確。美國和英、日的對華政策毫無二致，都是帝國主義政策，區別僅在於執行政策的方式不同而已。美國口頭上宣揚的「門戶開放」原則[1]並不意味著它趨向於非殖民化政策，這是自由派的假面具，借助於這個假面具，可以推行、而且今後有利於掩飾美國推行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因為目前的客觀條件要求美國採取不同于英、日的帝國主義擴張方式。美國憑藉自己的經濟實力，暫且把重點放在掌握經濟命脈上，放在控制中央政府的財政和外交上，以期藉以彌補自己不如英、日在中國佔有勢力範圍那樣的損失，這樣一來，以後在採用強制手段時，就可以利用這些業已鞏固的陣地了。

　　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對帝國主義實行獨立的民族政策。它希望利用帝國主義列強的彼此爭奪，尤其是想依靠美國的支持，在獨立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方面做出一番顯赫的成就。但是，這是幻想。實際上，它除去那些適應於某個大國當時帝國主義政策目的的權利以外，別無所獲（比如現在就適應於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目的）。至少承認關稅自主是一種比形式上的權利更實惠的東西，這表現在南京政府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起開始施行新關稅稅率上。這實質上只是國庫稅率，其目的是增加一些政府的收入，並不符合於民族工業發展的要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軟弱性，鮮明地表現在這個稅率上。目前，使南京政府得到某些鞏固和加強，根本無損於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特殊利益。相反地，從保障償還新舊外債的角度著眼，甚至希望如此。但是，中國每一個保障債務的條約，都更加使中國陷於殖民地奴役的枷鎖之中。

　　去年，中國出現的經濟繁榮，迄今為止，主要有利於恢復帝國主義者掌握的工商業，中國民族輕工業僅僅略微有所受益（特別是絲織業，仍然十分不景氣）。同時，在一些地方，仍有一部分中國工業易手於外國的情況（許多企業轉讓給日本人）。誠然，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其中也包括工業資本主義，可能會得到某些發展，雖然這種發展是暫時的而且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因此在國內引起的在民族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的意向，總要同世界帝國主義奴役殖民地的意向發生衝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這種衝突中每每都要叛賣民族獨立的利益。認為中國整個資產階級在投向反革命陣營以後都已「買辦化」，而且完全襲用了中國地主軍閥舊政府的政策，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由於民族工業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它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就不能完全放棄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綱領。但是，這個綱領本身就要求實行同帝國主義者經常妥協的政策，而實際上，這會導致民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再加上中國某些資產階級集團的直接經濟利益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日益結合在一起，乃使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制定對帝國主義的統一聯繫的個別資產階級集團，遇有機會就會按照該大國的利益政策。同某一帝國主義大國有（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虛偽旗號下）激起某些階層居民去反對與之角逐的另一大國（如現在漢口的反日運動[2]）。

　　但是，甚至在這樣的資產階級運動中，廣大人民群眾一旦參加了反帝運動，資產階級就會改變原意。

　　共產黨的任務是：揭露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反革命性，動員廣大勞動人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進行毫不調和的反帝鬥爭，使他們從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脫出來，同時揭穿國民黨政府的反革命角色，因為它只是口頭上反對帝國主義，藉以掩蓋其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卑膝的行徑，從而為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殖民奴役開闢道路。

　　無論是使國家徹底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任務，還是實現國家真正統一的任務，對於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府來說，都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也是不利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南京政府）僅僅是徒具虛名的全國政權，它從未實現、也不可能實現中國的真正統一。不僅是滿洲、而且許多西部和南部省份的地方政權，實際上完全與南京政府無關。國民黨陣營中的軍閥們，大體上是按照舊督軍[3]的模式在各省各自為政。這些軍閥不只是依靠保存半封建關係和國家的經濟分裂狀態來謀求發展和維持生存。還必須注意到，國民黨內部的各派軍閥集團，都有某些帝國主義大國作後臺，這些帝國主義大國力圖利用它們來加強自己的陣地，使它們在即將到來的內部鬥爭中作為工具使用，這樣一來，就把國民黨及其政府變成各帝國主義集團掌中的玩物了，最後成為聽命於帝國主義集團的傳聲筒。

　　在中國各統治階級之間的內部矛盾中，不僅反映出各軍閥集團之間以及其背後帝國主義者之間由來已久的競爭，而且也反映出封建地主豪紳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資產階級通過國民黨參加了統治同盟，而這個同盟的內部正進行著爭奪階級領導權的鬥爭。但是，在這裡誇大中國資產階級的鬥爭意志和戰鬥能力，乃是錯誤的。這種誇大，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中，有一段話明顯地流露出來。這段話說，資產階級目前正在給予「地主豪紳階級以致命打擊」。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布爾什維克》[4]（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也是這種說法，說資產階級、特別是商業資產階級，正在準備力量「推翻地主政權」。不對，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既不能這樣做，也不想這樣做。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動盪和工農運動的高潮，並非毫無代價地過去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件，導致了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為一方，以資產階級和地主為另一方的階級鬥爭的急驟加劇，中國資產階級終於轉入反革命陣營，向帝國主義者屈膝投降了，它放棄了消滅封建殘餘的鬥爭。統一中國和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任務，是同土地革命和消滅一切封建殘餘密切相關的。但是，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個第三個大問題，乃是這樣一個任務，即只有那個能徹底消滅封建殘餘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政府掀起了強大的革命高潮時，這個任務才能得到解決。至於說到目前的形勢，中國現在的農業危機日益嚴重，農民的狀況更加貧困。中國有許多地區歉收（山東以北地區，直隸和山東交界地帶以及甘肅地區），概略估計，有兩千萬人挨餓。未必可以認為，這僅僅是偶然的現象和自然災害。主要的是這種饑饉與中國農業的普遍凋敝有關。農業所必需的灌溉設施和河道整治工程，已經荒廢。地主、高利貸者和軍閥對農民無盡無休的掠奪，使農民甚至喪失了最起碼的生產資料，難以在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繼續在小塊土地上耕作。由於大都是小土地佔有（就其性質來說，甚至連減租都不能實行），因缺乏多餘的土地資源，即使採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方法，特別是採取向富裕農民和土地租佃者讓步的方法，也必定不能解決土地問題。甚至微小的改革都不能實行。去年在革命的壓力下實行了減租，而反動派得勢以後又撤消了。還有一個事實，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同土地佔有制有密切關係，它的大部收入或則直接來自地租，或則間接通過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剝削而取得，這個事實就排除了資產階級實行任何認真的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更何況去期待那個體現軍閥、地主和資產階級同盟的政權（即國民黨政府）進行土地改革了。

　　因此，毋庸置疑，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對於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府來說，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根本不能解決。一切關於中國可能有「基馬爾式」[5]發展的說法，純屬空談。中國現有的基本矛盾不是解決了，而是加劇了，這必然會大大加快比過去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新的革命總危機的成熟過程。

　　極為重要的是，要根據對每個時期的具體形勢所作的確切分析，向黨員群眾和所有革命工人經常提示和闡明這個過程和前景。同時，應當在具體觀察的基礎上，始終冷靜而細心地估量新的革命高潮成熟的速度問題。

　　顯然，目前就這個問題所能提供的新看法，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所給予的指示相比，還是很少的。代表大會認為，已出現「初步的」、十分微弱的革命新高潮的象徵，並且明確地提出告誡，不可過分估計上述現象，因為這些現象即便「綜合起來」，也還不能形成真正的運動高潮。這個估計對於目前來說，也還是具有意義的，儘管最近在許多地區發生了自發性的群眾罷工，這證明工人群眾的情緒已有一些轉變，他們正在排除意志消沉的狀況。

　　一部分中國同志產生了一種希望盡可能「走捷徑」的意向（革命的急性病很容易有這種情況），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也多少受到這種意向的影響。因此，對反革命陣營內部瓦解的程度和矛盾的深度，就有些估計過高了。例如，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的一份通告中看到這樣的論斷，說資產階級希望準備反對桂系[6]的戰爭，所以「反動政權必將更快地走上徹底動搖和瓦解的道路」。這個結論未免下得有點太匆忙了。不能說，國民黨政府的地位在過去一年半期間「已大為削弱」。新高潮成熟的過程一直是比較緩慢的。

　　還有一些同志所表現的意向是，他們片面地認定中國未來的革命高潮將長期推延，這同樣也是錯誤的。一般地說，在理論上不能否定直接革命形勢，即適於武裝起義的形勢，有推遲許多年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認為甚至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整個經濟結構沒有經過極為深刻的動盪（農業危機加劇、饑饉、民族工業某些部門發生危機），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沒有尖銳化，軍閥之間沒有發生武裝衝突，無產階級沒有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中沒有爆發新的農民起義——也能出現一個「安穩的」、「和平的」、漫長發展的時期，這就大錯而特錯了。在目前中國現實的條件下，由於鬥爭中的各派勢力進行肮髒的妥協，資產階級地主政權的許多危機都可能暫時求得延緩，但是，因為每一次妥協都是背著勞動群眾幹的，這就會引起他們的反對，造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觀前提。

　　共產黨的事業就在於，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不是依據這個或那個極大「可能性」，而總是依據對形勢的清醒而確切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確定自己的方針。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認為，目前中國正處於「準備群眾迎接革命新高潮」時期。這一點極為重要，中國共產黨現在應當記住這一點。黨本身必須做好準備，同時又要使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產階級群眾做好準備，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推翻封建主和資產階級同盟的鬥爭，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鬥爭。如果共產黨不能及時團結自己的隊伍，不能加強自己在工業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影響，不能加強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對農民鬥爭的領導，那麼，一旦全國革命危機到來，党就不能充分利用客觀的革命形勢，保證革命取得勝利。

　　黨的策略路線和當前的主要任務

　　在過去一年裡，中國共產黨不大善於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客觀條件，這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弱點。

　　黨是在群眾的革命衝擊的條件下誕生和成長起來的，它在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和公開、合法工作的情況中取得了鬥爭經驗。它沒有準備在殘酷的恐怖情況下做地下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襲擊使它驚慌失措，陷於組織癱瘓狀態。現在它必須排除萬難去消除這種狀況。由於黨的主要骨幹多半是知識分子，所以就更加不易克服這些困難了。如同中央委員會的一份通告中所說的，有些同志，甚至是很不錯的同志，他們沒有足夠的布爾什維克的經驗，不善於做日常的革命工作，依然是萎靡不振，「好像期待著什麼似的」，一些人期待著軍閥戰爭（如蔣桂戰爭）[7]，似乎這場戰爭會成為推動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另一些人期待著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出現民主與合法活動的制度，等等。過去右的與「左」的傾向和情緒的殘餘，同這種現象有密切關係，而且力圖在某種程度上採取新的形式。党應當清楚地看出由此而產生的危險。

　　在當前情況下，特別危險的是右傾，中央委員會在一份通告中已正確地注意到這一點。這種右傾是由於片面地強調一項任務而引起的（這項任務本身是無可非議的），這就是利用一切合法條件在群眾中開展革命工作的任務。從表面上看，這種片面強調似乎是危害不大的策略上的片面性。但實際上，這是以自己的工作要適應新的客觀條件為口實，從而放棄運動原有的根本任務。使革命工作適應變化了的客觀條件，決不意味著要放棄、削減革命運動的原有任務，而只能是為了實現原有的任務和口號，根據新的條件在工作形式和方法上有所改變。只能這樣去理解利用合法條件的口號。但是，合法主義者卻恰恰相反。他們唯恐喪失合法的工作條件，堅持要降低黨的政治口號。他們唯恐有傷政府當局的耐性，竟而回避對現行統治制度進行革命性的批判。因此，在他們那裡參加合法的群眾性組織的活動，實質上乃蛻變為改良主義的勾當，而且是只知進行合法活動，唯合法活動是從。他們已不相信秘密工作能取得成效，他們覺得，共產黨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相比，是徒勞無益的。更有甚者，他們認為，處於地下的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原則性批判，是在現實條件下不起任何作用的教條，而共產黨的指示也是不切實際的、不得當的干預，貽誤實際工作。可見，這種合法主義傾向，最終會造成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不要共產黨這樣的嚴重後果。中國當前第一個主要任務是鞏固秘密的共產黨，加強黨的組織，提高党的威信與領導作用。合法主義傾向對這個任務，始而輕視，繼而阻撓，最後則是否定和反對。

　　右傾危險對中國革命運動之所以更加嚴重，是因為當政的國民黨目前正在採取一切措施，以便把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群眾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目的，除了繼續對共產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外，開始提出一些社會改革方案（如縮短部分工作時間，利潤分紅等），例如南京政府勞動部的法案和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的法令。他們力圖用民主派和民族改良派的花言巧語大造聲勢，造成一種幻想，似乎國民黨的某些「左派」領袖願意對反動的封建主和軍閥作鬥爭，願意維護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民族自由的事業。

　　這種對群眾的矇騙是不能持久的，因為言行之間差距太大。不過，在一定時間內，它會對群眾產生一些影響，因而我們不可忽視這種危險。由於當前共產黨組織軟弱無力，而且工作環境極端艱苦，國民黨將會利用國家機構的一切手段，在所有剝削階級的支持下，可能在某一時期內支配一部分勞動群眾。既然連共產黨員中間都有些人（不管人數多麼少）贊成對國民黨實行投降主義和尾巴主義政策（如「不要損害國民黨」的口號），那麼顯然，在共產黨隊伍之外，在一部分勞動人民中間，更加遠遠沒有肅清對國民黨政策所抱的幻想。

　　消除這些幻想，揭露國民黨的政策，動員勞動群眾去反對這個政策，發動群眾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這就是當前的第二個重要任務。右的傾向會輕視和抹殺這個任務，而且（緊接著）會直接反對這個任務。

　　我們決不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右傾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派別或危險的集團。目前，右傾在黨內主要表現為個別的右傾錯誤和動搖現象，但是，如果黨不對這一切右傾錯誤和動搖現象加以警惕，進行尖銳的自我批評，及時予以制止，那它可能就會成為嚴重的危險。去年發生的為數不少的脫黨事件（甚至有自動向國民黨當局投案的），就表明了黨內右傾危險的全部嚴重性。但是，這種危險在黨外更為嚴重，例如在工會運動中。所以，在反對黨內和群眾中的小資產階級動搖現象的鬥爭中，執行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絕對必要的，而不管這些動搖現象出現在哪裡和表現為何種形式。同時，應當特別注意揭露譚平山[8]的所謂「第三黨」[9]之類的小資產階級集團，它們暫時還從左的方面批評國民黨，但實際上是反對共產黨，討好國民黨。在我們所瞭解的中央委員會的各項指示中，還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反對這些反共集團的專門指示。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堅決號召黨改正「左傾」偏向（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個人恐怖主義）以及所謂對群眾的「國民黨式」的態度（「命令主義」）。由於客觀條件所致，盲動的做法和軍事冒險主義，在去年一年裡大大失去了基礎。但是，如果認為黨內「左傾」頑症的殘餘已經消除，那是錯誤的。在中央委員會去年夏天所發的通告中，還詳盡地制定了一份把全國劃分為一些軍區的盲動計劃，它的目的首先是要準備軍事行動（通告中這樣說的），消滅桂系集團這支最反動的力量。由幾份通告中可以看出，有時以「左的」詞句來為缺乏革命行動打掩護（如「打倒土豪劣紳和地主！消滅一切封建勢力！」）。甚至在中央委員會關於地方組織十二月至一月工作的最近指示中，我們還看到向農村發出的這種號召：「都到地主豪紳家去過年！」如果這些高調在當前形勢下變成空洞的、吹噓的喊叫，而不能激起任何群眾運動，那就根本無助于加強勞動群眾對共產黨領導的信任，而是相反，只能使共產黨的領導在勞動群眾的心目中喪失威信，表明它脫離群眾。

　　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說明「左傾」偏向時，還強調指出了「不願進行日常的、準備性的經濟和政治鬥爭」、「否認為局部口號而鬥爭的必要性」，這種「左傾」弊病在黨的隊伍中依然沒有剷除。現在還有這種現象：不理解工會工作所具有的重大革命意義，不理解正確地運用合法條件，不理解合法工作應與秘密工作正確結合起來。正是因為他們不善於按照革命的原則去運用合法的鬥爭方式和方法，所以擔心運用這種鬥爭方式和方法會導致卑鄙的右傾行為，會助長合法主義的幻想。他們不願意在實踐中學習對不覺悟或半覺悟的以及動搖的群眾做說服工作和進行革命教育這種費力的藝術，過低地估計這種工作的意義和必要性。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時期的第三個主要任務是：消除党脫離廣大勞動人民階層的現象，提高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革命意識，並爭取這些群眾。「左的」傾向會輕視和實際阻撓這個任務，甚至會破壞這個任務。

　　不錯，中國同志們口頭上接受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世界代表大會關於爭取群眾的指示，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準備實際上認真地去執行它。現在，「左傾」危險主要就在這裡，黨應當無條件地徹底清除這個危險。

　　党在勞動群眾中開展工作時，應當考慮到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因而必須首先充分地考慮到民族因素（特別是反帝鬥爭）的特殊意義。代表大會宣稱：「忽視反帝運動，不去力爭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乃是異常重大的錯誤。」但同時應當清楚地理解，我們參加這個運動絕不能認為是對國民黨假反對派的活動的支持。我們既參加這個運動，就必須使這個有某些資產階級階層參加的反帝運動變成勞動人民反帝的群眾鬥爭，同時也要反對國民黨。

　　最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局部要求，這些要求可能成為黨的行動綱領的基礎。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假民主政策和動員勞動群眾反對國民黨，提出工農政治自由的要求（如結社、出版自由等），可能比過去有更重大的意義。

　　但是，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不一定能夠順利解決每個時期的迫切的局部要求與黨的基本口號正確結合起來的任務。在某些情況下，或則群眾的日常要求，或則革命運動的主要目標被擠退到次要的地位，因而黨的利益受到損害。在另一些情況下，黨的主要宣傳口號與黨的直接行動口號機械地並列提出來。舉例來說，如果不加任何解釋地同各種行動口號一起提出這樣的口號：「沒收地主土地」或「建立工農政權——蘇維埃」，那麼這只會引起混亂。

　　在目前時期，在進行任何局部鬥爭的時候，必須始終記住一個實際的目的，即盡可能使党和廣大勞動群眾做好準備，以便將來去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務，去進行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從這個觀點出發，這種局部要求，如要求帝國主義軍隊撤出中國，或加強對鐵路工人和南京政府士兵的工作等，在目前時期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必須予以特別注意。

　　在開展一切群眾性活動時，在發動罷工和農民起義以及開展反帝群眾性運動時，共產黨人都應當堅決參加，以期實現下述戰略目標：發揮工人階級的革命積極性，把城鄉千百萬勞動群眾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從而保證無產階級取得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因此，中國同志們應當特別注意做好周密的準備工作，在一定的革命形勢下認真地組織和運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方法（如革命同盟總罷工、鐵路大罷工），而且要記住，這種可以把全國一切革命分子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鬥爭形式，能夠而且應當在中國革命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關於工會

　　全體黨員都應當認識到，如果不能牢固地深深紮根於工人階級群眾之中，如果在企業中和工會運動中沒有廣大的組織基礎，黨就不能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他們應當認識到，如果在目前時期，黨能在企業中、工會運動中、罷工運動中取得更為牢固的陣地，那它在即將到來的階級搏鬥中就將擁有更為強大的力量。

　　早在第六次代表大會前夕，中央委員會就曾指出，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革命工會的數量，自武漢時期（中國革命的武漢時期）[10]以來，已由七百三十四個減到八十一個。同時，中央委員會計算出一共有十四個群眾性的和六十四個非群眾性的黃色工會[11]。從那時以來，革命工會運動的狀況，在不斷的迫害中江河日下，而國民黨的工會卻在繼續發展。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情況。如果認定中國的條件根本不是產生一般改良主義工人運動的廣闊而堅實的基礎，那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即低估了黃色工會（類似上海的七大工會）對中國工人革命運動的發展所起的阻礙作用。執政的反革命黨，企圖通過這種工會，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為自己造成一個堅強的組織基礎，以便維持自己的政權和推行自己的政策，它企圖讓自己的代理人一手壟斷工會的領導權，並設法迫害和摧毀一切階級性的工會運動。共產黨人應當在工人階級中間，在黃色工會內外，普遍地堅決進行有系統的頑強鬥爭，以反對國民黨的這種工會法西斯主義。

　　只要環境允許，就必須盡一切努力來恢復和加強階級性的革命工會。秘密狀態當然使工會難以忍受。因此，重要的是，或者為秘密工會找到合法的掩護，或者運用一些不致剝奪這些工會實際的半公開身份的方式來發展它們的組織和開展積極的活動。應當在一切企業中開展反對迫害和限制自由組織工會的運動。應當在企業中，在共產黨支部的領導下，為每個工會打下牢固的基礎。但是，如果共產黨黨團（甚至在赤色工會中的）不想減輕國民黨特務的「工作」的話，那就不應以本身的面目出現。凡是革命工會在大企業中有了堅實根基的地方，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未經官方許可就取得實際的合法地位。例如，革命分子所領導的勝利的罷工運動就有了達到此目的的有利條件，現有的各種幫會和同鄉會，在某些情況下對於赤色工會來說，可以成為合法的掩護組織，因為通過它們便於接近工人（可用某種名目建立此類新團體）。可以通過組織工廠委員會和定期舉行工人代表會議的辦法，更大規模地、公開地發展革命工會的工作。

　　如果認為，鞏固了秘密的和半合法的革命工會，共產黨員就算做好了工會工作，那就是很大的錯誤了。不要忘記，除去這些工會以外，還有人數眾多的、合法的、黃色的國民黨工會。因此，任務就在於，要打進人數眾多的國民黨工會，使群眾拋棄黃色工會的領袖。共產黨員和其他有覺悟的革命工人，應當毫不遲疑地加入黃色工會的隊伍，並在那裡進行反對國民黨代理人的鬥爭。必須盡一切努力來爭取這些組織中的多數工人，把他們團結在秘密的共產黨黨團的周圍。在發生各種衝突事件和工人罷工時，必須揭露黃色工會領袖所起的妥協和叛賣作用。必須發動工人去反對國民黨任命的工會幹部，反對國民黨發號施令和進行干涉。必須要求徹底實現工會民主，要求有權按多數人意志自由選出自己的代表、專職人員和領導機關。應當堅決拒絕工會選舉的專職人員必須加入國民黨這個條件。應當讓工人根據自身的經驗確信，國民黨制度是壓迫人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摧毀國民黨工會的法西斯制度，才能進而在黃色工會中為革命的工會運動打下堅固的基礎。同時，還應當進行宣傳，以反對國際聯盟勞工局[12]，反對阿姆斯特丹國際[13]，反對日本改良主義者鈴木文治之流在加爾各答召開亞洲工會大會。

　　在反對工會法西斯主義、爭取工人群眾的直接利益、爭取加強革命工會運動的鬥爭中，罷工鬥爭在此時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準備罷工和選擇時機時，應當盡可能確切地估計取得勝利的客觀前提。負責領導鬥爭的罷工委員會，與黃色工會毫不相干，從一開始就應由有關企業的工人選出，而且必須預先在企業中進行充分的宣傳，以保證罷工委員會的選舉和選出可靠的成員。應當同當地的（或附近的）党的領導機關保持經常的秘密聯繫。在每一次罷工工人大會或代表會議召開之前，共產黨人應當同盡可能多的可靠的同情者取得聯繫，並同他們就一些重大問題和議案達成一致意見。必須在罷工工人中大力進行宣傳鼓動，以便使仲裁法院、國民黨的調停喪失威望，並揭露黃色工會領導者、企業主和政府代理人的面目。必須設法說服罷工工人，使他們除經濟要求外，還要提出一部分政治要求，而這種政治要求應具有這樣的性質，即罷工工人認為這是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攸關的重要要求。在罷工期間，應全力進行鬥爭，務使企業主和當局承認，不僅罷工委員會，而且由工人選舉的常設代表機構，都是參與談判勞動條件的全權代表。如果工廠委員會掌握在國民黨人手裡，就應當宣傳改選，無論如何應採取各種措施，使罷工委員會在罷工結束時不立即解散，若是可能的話（如有必要，可進行局部改組），使它實際上成為工廠委員會。

　　關於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鞏固

　　正如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中所顯示的，目前黨的組織狀況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中央委員會的一份通告中寫道：「城市中的支部，大部分處於渙散狀態，大量工人積極分子找不到党，因而自動脫離了我們的組織。許許多多活躍的黨員失掉了工作，脫離了群眾，依靠黨過活……」。根據政治局的報告，全黨的工人黨員，「充其量」不過四千人（其中上海有一千三百人，香港有六百人，而其他大城市則很少）。在很多城市中，甚至在武漢、天津、廣州這樣集聚大量工人的中心，都「沒有開展任何工作」。

　　鑒於這種情況，中央委員會在自己的組織通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正確的指示：首先要集中注意力於工業區、大城市和重要工會團體；要吸收工人積極參與党的工作，同時使盡可能多的失業和無業黨員轉到企業中去工作，建立產業支部並確定其工作方法；要提高黨員的政治水平，建立和加強地方黨委並改善地方黨委的工作；要改進領導機關的工作，等等。目前的任務是使中央委員會下達的指示能夠真正付諸實施。

　　中央委員會提出的上述任務中，有兩項對於中國共產黨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們想特別強調一下這兩項任務的重要性。

　　第一項任務是建立產業支部和正確地開展工作。党還沒有那種能在工人群眾當中起領導核心作用的產業支部。目前，產業支部的數量很少，而且越來越少。特別在主要的大型企業中還沒有或幾乎沒有任何支部。「比如說在上海，那裡的手工業企業中和店員中有大量的支部，而產業支部只是徒有其名，實際上是沒有的」（中央委員會通告）。各支部的內部生活也極其貧乏，多數支部既沒有集體討論政治問題，也沒有集體討論實際任務，而且沒有分工，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支部不但脫離群眾，而且也不能對自己黨員進行革命教育（在某些場合，甚至有人說：「勇敢的工人入黨以後也會變壞」）。這方面的任務就在於，要竭盡全力地堅持進行耐心細緻的工作，以恢復各個生氣蓬勃的產業支部。不這樣做，黨就不能前進；不這樣做，黨就要衰弱和瓦解，因為它將失去自己存在的組織基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這方面的豐富經驗，中國同志應當借鑒，並要根據中國的特殊條件加以正確運用，以便由這許許多多生氣蓬勃、積極工作的（秘密的、小規模的）產業支部建成黨組織的可靠基礎。

　　第二項任務是從思想上武裝黨。為此，第一，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記住，不僅党的領導核心，而且宣傳鼓動人員都應有深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否則，黨就有喪失必要的思想基礎的危險，而只有這種必要的思想基礎，才能在風雲多變的形勢中，在對黨與革命進程具有重大意義的複雜的政治問題上，正確地掌握方向。為此，第二，必須對黨員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必須在黨員群眾和革命青年中進行專門的啟蒙工作（如成立黨校、政治學習班、自學小組，出版和發行通俗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等），以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特別是在當前，我們提請注意這樣一個任務：使全體黨員瞭解共產國際的綱領，以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最近的代表大會的各項極其重要的決議。

　　現在，在反對黨內右傾和「左」傾的鬥爭中，也應當採用耐心的、堅持原則的說服工作和同志式的批評，把這作為主要的方法；只是在特殊情況下，對於那些不可救藥的同志，才應當使用政治清洗的手段，即開除出黨。目前，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大規模地使用這個方法的依據。

　　中央委員會和党的工作者應當貫徹執行第六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確立黨內民主的指示，因為在必要的保密條件下，這一點是可以辦到的（自然，例如選舉制的原則還不能在各級黨組織中充分執行）。不能在黨內民主的藉口下，縱容無紀律現象、庸俗的派系鬥爭和無原則的糾紛。為了清除這些現象（可惜這些現象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中還屢見不鮮），黨應當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而首先應當採取說服的辦法。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是要堅定地捍衛黨的統一、黨的紀律和党的領導機關的威信，反對個別同志的一切非組織行為。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要竭盡全力加強自己的黨，並要牢記，如果沒有團結的、堅強的、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共產黨，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附言

　　（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除中央委員會外，各省委和地委的積極工作者，最好也能瞭解此信。

　　（二）鑒於農民問題極為重要，我們在此信中並未談到這個問題，所以打算專門就這個問題給你們發一封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注釋

　　[1]「門戶開放」原則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于1899年9月提出的。他要求列強開放在華租界地及「勢力範圍」，俾使「利益均沾」。還要求中國內地全面開放，使外國人享有投資權利。

　　[2]漢口反日運動，指1929年1月9日爆發的因漢口人力車夫水杏林被日本水兵炮車撞死，對日交涉失敗而激起的漢口工人對日大罷工。

　　[3]督軍，官名，又稱督理、督辦，北洋軍閥時期各省的最高軍政長官。

　　[4]《布爾什維克》，見本卷第173頁注⑩。

　　[5]「基馬爾式」，指土耳其基馬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參見本卷第164頁注⑥。

　　[6]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廣西一派軍閥。

　　[7]蔣桂戰爭指蔣介石同桂系發生的戰爭。1929年3月，蔣桂在武漢一帶開戰，4月，桂系失敗。

　　[8]譚平山，見本卷第20頁注③。

　　[9]第三黨，見本卷第11頁注⑨。

　　[10]武漢時期，指從1926年12月7日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起，至1927年7月汪精衛實行分共為止的武漢國民政府這一段時期。

　　[11]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12]國際聯盟勞工局，國際聯盟，又稱國際聯合會，簡稱國聯。1920年1月成立，以「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宗旨，1946年6月解散。勞工局為國聯下屬的一個組織。

　　[13]阿姆斯特丹國際，即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又稱國際工會聯合會，1919年7、8月間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該組織為各國右翼所把持，長期同赤色國際相對抗。1945年10月世界工會聯合會成立之後宣佈解散。

　　(1)本文是作者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起草的給中共中央關於政治問題的信件。譯文據《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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