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瞿秋白

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

　　——廣州暴動周年紀念（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廣州暴動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他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工農兵的暴動，成立了東亞第一次的蘇維埃政府——廣州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他是被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反革命勢力所摧殘了，幾千百的英勇的廣州公社烈士被殘殺了，中國革命的最好的領袖張太雷[1]周文雍[2]等都成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工農群眾，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都在紀念廣州的烈士，都在繼續廣州公社的鬥爭。十二月十一日將要成為世界的革命紀念日，他已經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光榮的一日。廣東的廣州，從此成了蘇維埃革命的廣州了！

　　一　蘇維埃與國民黨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經過極迅速極猛烈的鬥爭，發動了極廣大的群眾——這一革命過程之中階級分化的表演亦是非常之劇烈與迅速。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質，亦就同為他這兩種任務而決定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引起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參加，而為民族資產階級所利用，這是一九二四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形勢及一般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事實。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抵制仇貨」，示威遊行，無數次的學生會議，罷課罷市，一直到五卅的上海總同盟罷工，廣東省港的大罷工[3]，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工人的奪回英租界[4]，他的發展是非常之猛烈的了，他的發動群眾是極廣大的了。但是，一般中國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自然要激起廣大的農民鬥爭，反對地主豪紳的鬥爭，爭取土地的鬥爭。只有地主豪紳的政權與封建關係推翻之後，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基礎方能徹底肅清。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歷史上及經濟發展上是極深切的與地主豪紳相勾結的；因此，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之深入，不但必然要轉成土地革命之發展，並且不能不危害到民族資產階級。此其一。其二，一般民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中，在最初，當然中國資產階級，甚至北洋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壓迫之下的豪紳地主都會參加，都想利用的。這種反帝國主義運動既然不能永久限於示威遊行，抵貨罷工，而必須匯合起來，組織成革命的中心，成立廣泛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以至代表這種政治聯盟的革命政府，於是即發生國民黨及其政府的組織。我們由此可以看見：（一）中國革命初發展時，有代表反帝國主義的廣泛的政治聯盟之國民黨及其政府；（二）中國革命的深入與發展之過程中，國民黨或者成為工農勢力獨佔的政治組織——政權形式，或者成為豪紳資產階級獨佔的反革命政權之形式，因為當初廣泛的政治聯盟，到此已不能分化而至於完全破裂，豪紳資產階級不能不反動了。

　　當武漢時代，國民黨的旗幟已經漸漸的由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旗幟變成了反革命的旗幟的時候，革命的群眾雖然還在自發的鬥爭，但是，革命的指導機關已經動搖猶豫，不能率領群眾鬥爭，以徹底打擊反革命的勢力。於是革命受著接連的巨大失敗：一九二七年四月的滬粵反動[5]，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的武漢反動[6]，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葉賀失敗[7]。當這種時候，廣州的工人，久經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之一，首先提出鮮明的口號：「青天白色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只有鐮刀斧頭的紅色旗，是我們革命的旗幟。」（十月十四日廣州工人的示威）

　　總之，國民黨從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變成了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這是廣州工人群眾所明顯的看到的了。中國工農群眾的鬥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間英、日、美各國帝國主義決然的聯合進攻中國革命之後，受著極巨大的壓迫。因為，列強帝國主義的威嚇和軍閥官僚的反動勢力，共同進攻革命勢力，於是早遲不免叛變的地主豪紳民族資產階級，更快的投降反動，自己搶著做保障「外人生命財產」，維持「安寧秩序」的帝國主義統治之健將。反革命營壘之中，因為中國社會階級的相互結合形勢變更而增加了新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於是久已要想完全撲滅工農革命勢力的地主豪紳性的國民黨將軍（李濟深[8]起一直到唐生智[9]），便大膽的進攻，公開的反動，將國民黨完全變成反動的政黨，先後宣佈清黨——開除一切革命的工農及共產黨以及普通的革命分子。

　　中國的工農革命勢力之伸張，促成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改組[10]。中國的工農群眾已經將國民黨相當的變成了群眾的政治聯盟，變成了特殊的政權形式。中國群眾亦就不會輕易放棄國民黨的旗幟的：他們從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政變之後[11]，曾經經過無數次的英勇的鬥爭，要想將國民黨最終的變成群眾的革命的組織，要從這種群眾的革命組織之中產生革命的群眾獨裁的新的政權。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暴動[12]，實現了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同時，湖南、湖北等省工會、農民協會等群眾組織，同樣運用國民黨的旗幟，事實上建立起工農民眾的革命獨裁，——帝國主義與軍閥資產階級都惶恐失措的叫駡「這是第二政府」！這很明顯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力爭革命領導權之鬥爭。

　　上海暴動失敗之後，無產階級在力爭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之中受著一次巨大的失敗。滬粵的反動使無產階級及農民群眾激發更劇烈的鬥爭。當時廣東五華、海陸豐的農民暴動起來，廣州的廣九、粵漢、廣三鐵路工人武裝的反抗李濟深，以及武漢工農的積極贊助武漢政府鎮壓反革命，尤其是反蔣的鬥爭，這都是工農群眾竭力保持革命勝利而要使革命深入的過程之中開闢新的前途。隨後，武漢政府之下反動勢力也進攻起來，那時，最明顯的這種鬥爭，便是馬夜事變[13]之後，四方農軍的十萬撲城。這些鬥爭——上海暴動，廣州反動後之工農武裝反抗，馬夜事變後之長沙撲城——雖然革命指導機關的策略並不明顯，並無堅定的建立工農獨裁的目標，但是，客觀上群眾的鬥爭是自發的向著這一道路進行：上海暴動是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黨形式之市民會議政府，廣東的工農武裝反抗是以國民黨工農討逆軍的名義要領導起武漢反對南京的革命戰爭，長沙撲城是農民答覆許克祥解散湖南的國民黨省政府之戰爭。工農群眾自己鬥爭之中得來的勝利——是要佔領國民黨而形成工農獨裁的新政權，這是他們鬥爭進一步的前途。直到南昌暴動，革命的旗幟仍舊是國民黨，鬥爭的形式，仍舊是工農與豪紳資產階級爭奪國民黨，鬥爭的實質就是工農民權獨裁與豪紳資產階級反動之間的鬥爭。

　　可是，歷史的事實告訴大家：這些鬥爭之中無產階級是受著屢次的失敗，每次鬥爭之後，革命勢力客觀上是往後退卻。同時，國民黨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他的旗幟已經被豪紳資產階級所佔領，而最終的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幟。

　　於是廣州暴動，便高高的舉起蘇維埃的旗幟。蘇維埃旗幟的意義，便是證明中國革命中階級分化的劇烈，不但民族資產階級完全變成反革命的力量，完全變成贊助並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力量，並且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劇烈和農民土地革命運動的深入，一切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都震恐失措，急急拋棄革命的旗幟，投降到反動營壘之中。蘇維埃旗幟的出現於殖民地，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上反對封建的革命鬥爭，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群眾能夠實行；殖民地上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真正勢力，也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勝利，建立起來的革命的群眾的獨裁政權。中國國民黨的旗幟不但是被白色恐怖所包辦了，而且已經不能適合這種歷史使命了。因此，蘇維埃的旗幟便由廣州暴動的工農兵所舉起了。他指示東方各國受壓迫與剝削的群眾：最終的解放，只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是可能的。

　　二　廣州公社之英勇的鬥爭

　　中國工農群眾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偉大的艱巨的鬥爭之中，自發的要爭取政權。然而政治上的目標是不十分明顯的。國民黨形式之下的鬥爭，雖然客觀上始終發展到了政權的鬥爭，但是革命的指導機關當時是過於薄弱，不能領導群眾去認識鬥爭的目標。

　　廣州公社的特殊意義，便在於他指出：中國工農群眾的鬥爭必須要建立革命的群眾獨裁——蘇維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包含各種職業的工人群眾，他自己選出蘇維埃的執行委員，廣州革命的兵士以及市郊的農民，也都選舉自己的執行委員，這些執行委員組織廣州的蘇維埃，指揮暴動，形成革命的政權。中國的民眾第一次見著：普通的「下等人」——工農兵士自己的代表，能夠組織政權，管理「國家大事」，只有如此，才叫做革命。廣州蘇維埃公佈沒收地主土地的法令，公佈分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的口號。這使幾萬萬農民和兵士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出路：只有在世界的以及中國的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只有贊助中國共產黨，他們能夠組織廣大的群眾力量，去戰勝豪紳地主和軍閥。中國工人階級自己，也在廣州暴動之中看見將來勝利的模範：除非是武裝暴動勝利，不能實行保障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反革命資本家的銀行企業……一直到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在殖民地落後國家之中，開闢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種廣州公社的偉大意義，是深入於中國勞動群眾的意識之中。

　　廣州公社的存在期間不過三天，英勇的廣州工人不能開展他的革命事業。廣州暴動之中，群眾的熱烈參加與英勇的鬥爭，都被反動勢力所摧殘了。可是，廣州暴動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廣州暴動之中的英勇的模範，可能的疏忽，以至很大的錯誤，都值得研究的，都必須研究的，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都要加以慎重的注意，而獲得他的教訓。

　　對於廣州暴動，西歐的社會「民主黨」[14]說是共產黨的盲動，國民黨的劊子手殺人兇犯胡漢民[15]等說他是共產黨「擾亂北伐後防」的陰謀。甚至杜洛茨基[16]也說「廣州暴動是純純粹粹的盲動，是絕對的軍事冒險」。何以如此呢？難道是因為廣州暴動失敗了嗎？如果凡是失敗的暴動，凡是因此而犧牲很大的暴動，都稱之為盲動，那麼，自有天地以來，無產階級暴動的勝利，還只有一次——就是十月革命，其餘的暴動都是盲動了！不是的，決不是因為廣州暴動失敗，所以他們稱之為盲動的，而是因為廣州暴動足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而這些人（社會民主黨及國民黨）正在熱心擁護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呢！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說：

　　大會認為將廣州暴動認做盲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暴動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Arriergard Fight），雖然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軍事冒險和盲動是什麼？就是不得群眾贊助的暴動。難道廣州暴動不得群眾的贊助麼？

　　廣州暴動之前，正是全中國反動派內部糾紛混戰的時候：武漢方面有桂系軍閥與唐生智派的戰爭[17]；南京方面正是西山會議派的「中央特別委員會」[18]倒臺而蔣、汪各派糾紛互鬥的時候；廣州方面尤其是桂系軍閥與張發奎派直接戰爭的時候。工農民眾在廣東久經李濟深的壓迫，已經幾次起來武裝反抗。廣州市的工人示威與罷工運動，自十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初不斷的發展。海陸豐則十一月初蘇維埃政府已經佔領縣城，海南島的農民暴動也已發展了好幾個月。兵士群眾間的革命情緒，反對國民黨的情緒，正在開始發動。暴動的當時，工人代表會之下的一般工人群眾都是熱烈的同情、贊助以至積極的參加（十二月十一至十二日，工人群眾擁擠在暴動參謀部之前要求領槍的，自早至晚總有四五千，實際上發出的槍也確實不下八千）。「廣東總工會」之下的群眾工會以及所謂革命工人聯合會（汪精衛派）之下的群眾也都求參加。甚至完全在資本家指導之下的機器公會的群眾也鮮明的表示中立。只有資本家所辦的機器公會之雇用的打手（所謂機器體育隊）開槍攻擊暴動軍。暴動之中有一千二三百兵士的自覺的參加，隨後，政府軍隊中的兵士轉到暴動方面來的，又有三千人光景。廣州市郊以及花縣、東莞、佛山等等地方的農民，都在這幾天（十二月十三日）暴動起來，他們暴動的所以失敗，大半是因為廣州已經失敗了。海陸豐的革命軍隊沒有開到廣州，也只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原來是有了些準備的。不但工農兵士群眾積極的贊助廣州暴動，而且廣州暴動顯然的得著貧民小資產階級的同情，甚至一部分貧苦的智識階級的贊助。

　　廣州暴動中群眾的英勇的鬥爭，真是東亞歷史上的空前的事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從初期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時期起直到廣州暴動，他所發動的群眾是非常之廣大，尤其是在廣東——革命的發源地。三五年來革命鬥爭的發展和群眾的組織，如省港罷工以及廣州工人代表會的組織，顯然是「國民黨時期」革命發展的成績，廣州暴動中，工農兵士群眾對於共產黨的信仰與擁護，顯然是革命初期共產黨爭取群眾的正確策略之結果。

　　可是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策略之中，也有機會主義的成分。這些機會主義餘毒，對於廣州暴動中的錯誤與缺點，也有顯然的影響。機會主義的表現之一，便是完全不注意群眾之中對於革命獨裁的宣傳與解釋，群眾奪取政權的意義是非常之模糊。因此而有很奇特的現象：在北伐時北方群眾之中「等候北伐來解放」宣傳無意之中減弱許多群眾的積極性；武漢時代李濟深、蔣介石叛變之後，上海群眾可以等待東征，廣東群眾可以等待南伐。武漢反動之後廣東又可以等待葉、賀南征。對於群眾組織（工會、農民協會以及國民黨的群眾的下級黨部）之自發的變成政治機關之現象，不去加以領導，甚至加以抑制。這些機會主義的傾向，有年久的全國的性質。因此，雖然廣州群眾自己覺悟起來，自己提出蘇維埃紅旗的口號，可是往年的對於奪取政權之消極態度，仍舊保存著自己的影響於落後的群眾之中。廣州暴動前政治上準備的不充分，亦就包含在宣傳「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之意義尚未能深入群眾——極廣泛的群眾之中。至於組織上：暴動參謀部，工人赤衛隊，蘇維埃的政府機關，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以及宣傳鼓動的系統與工作——自然更有許多弱點。我們這篇文章之中來不及一一詳論。

　　錯誤之中的主要點，卻是暴動一開始的時候，不能一直取得進攻的形勢。暴動軍主力所攻擊的地方，並非敵人的要樞。於是經過一些時候，李福林[19]的軍隊由河南過江，暴動軍便陷於反攻為守的形勢。革命初期，對於國民革命軍之中的兵士運動，絕對不加注意，這也留著很大的影響。反革命軍隊中的兵士運動是太不充分。革命方面雖然已經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贊助，但是李福林的兵力並未動搖，加以英日帝國主義積極的組織反動勢力，直接幫助他們反攻廣州的暴動，於是廣州暴動便失敗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廣州暴動之中，我們看見的是：變軍閥的混戰為工農兵士群眾反對軍閥的戰爭，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鬥爭，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兵士群眾推翻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戰爭。反革命各派各種勢力的聯合，超過了革命的勢力，戰勝了革命勢力。但是應當知道：廣州暴動已經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受著三次巨大的失敗之後，已經在許多次工農群眾武裝反抗，以求保持革命勝利，要使革命轉入更高的階段，要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獨裁而建立工農群眾的革命獨裁，而屢屢失敗之後。廣州暴動之前的這些鬥爭：廣東四月間工農的武裝反抗李濟深叛變，湖南五月間的長沙撲城，湖南、湖北九月間的農民秋收暴動，八月一日南昌暴動與葉、賀南征……等等，都是中國無產階級保持革命而要使他進于更高階段的鬥爭，他是有完全的權利來實行這種鬥爭的。這些鬥爭的最高的表演，樹立新的階段之旗幟的，便是廣州的蘇維埃暴動。廣州暴動的失敗，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屢次要想抬頭起來的新的高潮，受著最終的打擊，而廣州暴動的本身便成為過去革命高潮之退兵時的一戰，同時，也使他成為開闢中國革命的新的階段——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廣州——是革命工人運動的廣州，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最高發展的廣州，是兩年久經戰鬥的省港罷工工人的廣州。廣州——是孫文改組國民黨及國民黨最初組織國民政府的廣州，是國民黨還是革命組織時最初建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政府的廣州。同時，廣州——亦是最初發展農民運動的中心，最早聽見農民的土地革命呼聲的廣州。廣州是工人、農民與革命的兵士軍隊結合聯盟的最早的表演地。不但如此，廣州是中國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相互矛盾表演得最劇烈的地方，他是豪紳資產階級與北方官僚買辦階級互相矛盾互相鬥爭得最長久的地方，他又是英、日、美帝國主義互相衝突的焦點之一（省港罷工時的實例）；同時，他也是英國帝國主義剝削南部中國的總口岸，他是在香港與沙面帝國主義艦隊的直接監視之下。廣州暴動雖然在蔣桂汪[20]各派國民黨政客軍閥互爭的時候，但是他們之間的衝突還沒有到絕對崩潰的程度。武漢上海無產階級經過嚴重打擊之後，還沒有能恢復自己的氣力。因此種種，廣州無產階級當時鬥爭的環境是非常之艱巨。廣州工人與農民兵士的力量，這一次是沒有能戰勝反革命的聯合勢力。

　　廣州暴動到如今已經差不多一年了。廣州暴動的失敗，使中國革命進入新的時期，更加艱苦的爭取群眾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之時期。中國的無產階級在這時期之中收集積聚自己的力量，領導農民群眾于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領導他們的遊擊戰爭。偉大的強有力的國內的革命聯盟者——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便是中國幾萬萬的農民。中國資產階級是決沒有能力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廣州暴動正是表示只有無產階級能解放中國農民于封建關係之下，也只有如此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廣州公社的英勇的戰士，在這解放鬥爭之中犧牲了，我們的張太雷、周文雍等以及五千七百戴紅領帶而被殺的廣州工人，為蘇維埃的中國而戰死，在英勇的鬥爭之中犧牲了。中國工農的責任，不但是紀念他們，並且是繼續他們所開始的事業，繼續他們的鬥爭！

　　「偉大的人物，革命的戰士，不但用自己的生命和鬥爭去從事於偉大的事業，而且往往用自己的死和血去填平達到勝利之艱難荊棘的道路。」中國工人的勝利之道路鋪滿了最好的戰士與領袖的屍首，流滿了他們的鮮血！國民黨帝國主義等等反革命的劊子手，如胡漢民、蔣介石、馮玉祥、白崇禧[21]、李濟深、汪精衛、張發奎[22]之流，將革命的廣州變成屠宰革命工農的場所。他們必然要重重的償還這些戰士的血呵！

　　至於廣州暴動的國際的意義，我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的殖民地問題結論[23]之中（見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莫斯科真話報[24]）就說的：

　　如果以為沒有殖民地小民族的暴動，沒有歐洲小民族的暴動，沒有一部分具有種種成見習氣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爆發，沒有不覺悟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群眾反對地主教堂民族君主等等的壓迫之運動，就可以有社會革命，如果這樣想法，那就是放棄社會革命……只有如此之迂腐可笑的人，才會去罵愛爾蘭暴動是盲動。誰要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他永世也等不著的。這種人只是口頭上是革命家，不瞭解真正的革命的。（列寧）

　　馬克思就說過的：如果德國會有第二次農民戰爭，那麼，革命進行起來便很好了；馬克思就說到所謂德國農民戰爭的「第二版」的。現在馬克思的希望是在實現起來，而且是在世界的規模之中實現起來。我們現在有中國的農民戰爭，我們一定將要有印度的，羅馬尼亞的，阿拉伯的以及一般東方國家之內的農民戰爭。馬克思對於農民戰爭的態度是如此的。我想，馬克思對於農民戰爭的這種態度，也就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應當如何去觀察中國革命與廣州暴動，國際的無產階級應當如何去對待中國革命和廣州暴動。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已經在他的告中國工農書裡，說出這種態度，讓我引他的話來結束我的結論罷：

　　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動群眾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將來廣泛的工農群眾暴動，組織在列寧主義的徹底堅決的策略之下的，得著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為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

　　統一獨立的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萬歲！

　　受壓迫民族的暴動勝利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原載1928年10月《布爾什維克》第2卷第2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張太雷，見本卷第65頁注60。

　　[2]周文雍，見本卷第117頁注24。

　　[3]省港大罷工，見本卷第61頁注24。

　　[4]1927年1月3日，武漢工人、學生和市民在英租界附近集會，慶祝北伐戰爭勝利，遭到英國水兵襲擊，當場死傷數十人。1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武漢數十萬人舉行大示威，抗議英帝國主義暴行，示威工人當即驅逐英國巡捕，收回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帝國主義被迫與武漢國民政府簽訂協定，將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中國。

　　[5]指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李濟深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

　　[6]指1927年6、7月汪精衛在武漢搞反革命政變。

　　[7]指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部隊南下潮汕，遭到失敗。

　　[8]李濟深，見本卷第11頁注⑩。

　　[9]唐生智，見本卷第63頁注43。

　　[10]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產黨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農民部的部長，都由共產黨員擔任，工人部實際上也由共產黨員領導。全國大部分地區也改組或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的各級國民黨黨部。

　　[11]指蔣介石一手製造的打擊和排斥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

　　[12]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見本卷第63頁注40。

　　[13]馬夜事變，即馬日事變，見本卷第63頁注45。

　　[14]西歐的社會民主黨，見本卷第15頁注11。

　　[15]胡漢民，見本卷第62頁注32。

　　[16]杜洛茨基，即托洛茨基，見本卷第60頁注18。

　　[17]1927年「七一五」後，寧漢合流，唐生智不滿南京政府的權力分配，與南京方面實力派李宗仁之間的矛盾激化。10月，便發生桂系與唐軍的直接衝突。不久唐兵敗下野，出國赴日。

　　[18]中央特別委員會，見本卷第136頁注23。

　　[19]李福林，見本卷第66頁注62。

　　[20]蔣桂汪，即蔣介石、桂系軍閥、汪精衛。

　　[21]馮玉祥、白崇禧，見本卷第15頁注⑤、⑦。

　　[22]張發奎，見本卷第64頁注55。

　　[23]即本卷第83頁《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的結束語》一文。

　　[24]《真話報》，即《真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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