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伍豪同志|瞿秋白

致伍豪同志

　　致伍豪同志(1)（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

　　伍豪同志：

　　我旅行到巴古（Baku）[1]，已離莫[2]將近十日，除俄報外別無消息。然估計此信到莫，你們或已在準備返國。此次任務重大之極，回想來時，不能不說：兩次大會[3]所給我們的確是不少。技術上的原因，使我們不能迅速的廣泛的傳播此次所得教訓於廣大群眾——這實在很可恨。

　　政治上的認識，我自覺「自信力」增長很多。黨的政治上之生長是異常的明顯，兩次大會之中，至少使一般參加的同志，得到了更深的瞭解。我在動身時曾經匆匆忙忙的和你談過，現在仍想再寫一遍。

　　（一）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其中最重要的是工會的建立。最近的消息，又說上海有米店店員罷工，一千余米鋪歇業。如果再記起上海七大工會[4]率領「三百餘工會」赴寧請願事（聲言反對工整會[5]），那麼，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中國職工運動的確有復興的徵象。問題只在我黨如何去運用「工廠委員會運動」（赤色工會[6]支部的信用，黃色工會[7]中之黨團作用……以至「女工會議[8]運動」）等的新的工作方法，而取得工人階級中之群眾基礎，不放過任何瑣屑細小的廠內廠外之勞資衝突，工人與當地政府（警察、巡捕）之衝突——大規模的發動日常之政治經濟鬥爭（爭工會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加資減時，反對開除，要求□□[9]條件等）。職工運動中，現在應當竭力注意的是兩種可能的壞傾向：（一）是空洞的否認國民黨及黃色工會之影響——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國民黨（即政府）官辦工會雖無積極的影響，但有消極影響，他能威嚇住群眾，可利誘極少數工頭領袖；黃色工會表面上對國民黨處於反對派（opposition）的地位，尤其能蒙蔽群眾。（二）是回復到純粹的舊方法，就是不做群眾的黨團工作，而只做「製造領袖」的工作（如少奇同志以前的說法）——這亦是危險的，因為這樣在群眾之中始終不能有黨的作用，始終不能真正有黨的組織的基礎。我們的任務正在擴大黨所有的政治影響而在組織上鞏固之。

　　（二）爭取群眾的意義是收集力量，尤其是爭取城市的意義。城市之中——政治的中心與工業無產階級的中心之中，我黨的力量客觀上有極好的條件可以生長擴大。問題是在工人階級如何運用農民的力量來減輕自己鬥爭中的困難。工人階級爭取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這是總的目的。一切日常鬥爭都是以發展這一革命鬥爭為目的。既然如此，則工人階級必須同時收集農民的革命力量。中國農民現時的鬥爭（從蘇維埃區一直到紅槍會、大刀會[10]），都是動搖豪紳資產階級政權而積聚革命力量的鬥爭，工人階級不能不很肯定的很正確的去領導他們。蘇維埃區域中必須實行土地革命，創造紅軍，領導一般農民的瑣小鬥爭到推翻豪紳政權的鬥爭——遊擊戰爭。但是，政治中心——城市的革命高潮未到相當程度時（指上海、武漢、廣州等），農民的地方暴動，還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眾的鬥爭，還不是爭取一省或幾省政權的鬥爭。所以一面要注意擴大蘇維埃區域，同時別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擊小的紅軍的遊擊策略。紅軍的遊擊可以散佈土地革命及工農獨裁的宣傳于廣大的區域，而積累革命的軍力。現時特別要注意盲動主義[11]情緒的餘波與再生，特別要注意忽視農民革命作用，而稱為無政府黨的輕視態度，是足以使黨走到極不正確的道路上去的。

　　（三）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看來是正在深入而擴大，當然，他不能有和「五卅」的同樣形式，可是他的發展，正是調動廣大的群眾，更加深入階級的分化。上海學生反對官辦的學生總會，最近在法界[12]示威，都可以證明。新的高潮中，反帝的成份可以成為導火線，這是無疑的。同時要注意新高潮的發展必然很快的成為階級戰爭的形勢。現在客觀上凡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工、農、兵士和貧民），都在反對軍閥（國民黨）的互鬥及戰爭。群眾反對軍閥的鬥爭——抗稅、欠餉等鬥爭，將來會變成直接推翻政府的戰爭，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將能保證這一鬥爭的勝利。所以宣傳武裝暴動是需要各方面的注意。

　　（四）黨的任務在組織上我不必詳說，主要是建立、鞏固工廠的支部，肅清一切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的流毒。必須根據兩次大會期間的決議□□[13]反對盲動主義及復活的機會主義，發展黨內群眾的討論。

　　（五）理論的重要與教育幹部的重要是顯然而又顯然的。我將在最近兩禮拜間，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計劃：（一）馬列選集，（二）國際經驗，（三）國際時事，（四）蘇聯時事，（五）中國革命問題的編譯。至於國內則此次決議的通俗宣傳宜速進行（和森[14]、仁靜[15]可以做，超林[16]也可以做，立三[17]亦可以開始這種工作）。

　　我個人最近三禮拜內將（一）準備一本集子（或兩本），重編中國革命問題之小冊子。

　　我自己很想即回莫，但我在葛諾茲納（Grozny[18]）等處做過報告後，有些發病，此醫生說我必須赴南俄休養。我將在喬治亞京城（Tiflis）[19]等候國際的決定。如果我來不及趕在你們動身前回來，請你寫封信給我。

　　我在俄做國際工作（政治）及理論的工作，本是黨的需要。國內工作自然是你們多負責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國的。我又要養病，又要做許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秋白　九月十四日，巴古

　　注釋

　　[1]巴古，今譯巴庫，蘇聯阿塞拜疆共和國首府，黑海西岸大港。19世紀下半葉起開發油田，20世紀初成為外高加索的工業中心。1928年9月中旬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結束後，瞿秋白隨共產國際代表團到巴庫參觀訪問。

　　[2]莫，即莫斯科。

　　[3]兩次大會，指1928年6—9月間先後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4]上海七大工會，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上海出現的七個合法工會組成的聯合體，包括上海郵務工會、上海報界工會、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工會、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上海華商電氣工會、南洋煙草公司工會、上海英美煙廠工會。在1927年底至1929年間的上海工運中具有較大影響。曾以七大工會名義多次向國民黨中央呈文、請願，闡述有關工人運動的意見，在總體上擁護國民黨工運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改良建議。

　　[5]工整會，全稱為上海工會整理委員會。1928年5月由國民黨中央直接出面組織的御用工會，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清除工人運動中的共產黨勢力，解決國民黨控制下的工會之間的矛盾，以利於完全控制上海工運。1928年10月奉命結束。

　　[6]赤色工會，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會。

　　[7]黃色工會，指國民黨和資本家控制和操縱的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8]女工會議運動，是共產黨在工廠女工群眾中進行的宣傳教育運動，女工會議或女工代表會是聯繫和領導女工群眾的一種組織形式。

　　[9]手稿兩字不清。

　　[10]紅槍會、大刀會，見本卷第15頁注⑩。

　　[11]盲動主義，指「左」傾機會主義，它表現為思想超越客觀過程的一定階段，脫離現實，陷入空想和行動上的盲動。

　　[12]法界，即上海法國租界。

　　[13]手稿兩字不清。

　　[14]和森，即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5]仁靜，即劉仁靜（1902—1987），湖北應城人。當時在蘇聯列寧學院學習。1929年後成為託派。

　　[16]超林，即鄭超麟，當時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委會成員。1929年後成為託派領導人之一。

　　[17]立三，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部長。

　　[18]葛諾茲納，今譯格羅茲尼，蘇聯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首府，高加索北部地區石油中心。

　　[19]喬治亞，今譯格魯吉亞，蘇聯加盟共和國。Tiflis（第弗裡斯），今稱第比裡斯，格魯吉亞首都和經濟、文化中心。

　　(1)這是瞿秋白寫給周恩來（伍豪）的信，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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