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職工運動問題結束時的講話|瞿秋白

在討論職工運動問題結束時的講話

　　在討論職工運動問題結束時的講話(1)（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因為今天早上與格勒爾同志互相商酌的結果，認為草案[1]中有幾點要修改的，以及對於工廠委員會問題尚沒有弄清楚。或者因為是他用外國語解釋的緣故，所以叫我用中國話再來說一遍，我要說的共有七個問題：

　　①政治路線問題，在這草案之中，沒有這樣一條能夠與整個的政治路線聯結起來，我們同意加上一段解釋下面三點：

　　（a）指出以前的過去的最錯誤的傾向，就是在武漢時期的職工運動的方針簡直不是階級鬥爭的路線，總的方向完全是錯的，職工運動的總方向是脫離了階級爭鬥，有些甚至走到了階級妥協的路上。

　　（b）新的高潮是沒有，但是快要來到，職工運動是在新的任務之前，新的方向之下，在這個時候是要加劇深入階級爭鬥。有階級爭鬥的巨大的開展，無論是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裡，對於新的高潮有比以前更加大的作用。要特別注意不可以再走入妥協的道路上去，要使階級爭鬥在城市之中激烈起來，發動群眾，使他們在新的高潮之下發展，擔任起他們最大的作用。要有廣大的階級爭鬥，才能領導起中國的革命。

　　（c）說以前在職工運動沒有競爭者，這是太死板了。應該這樣說明：以前在工人之中是有各種小的團體的，如交通系，漢口的工業會，廣東的總工會派，上海的旅滬□□勞動同鄉會。同鄉會、幫口、行會等等，很多同志在發言中已經說出來了。不過這種組織在過去一起來的時候，很快的時間即為工會運動所戰勝，職工會運動遂成為共產黨一手獨辦的形勢。

　　這三點，是要在決議草案中第一段中要加進去說明的。

　　②我們所提出的委派制問題。這個問題所要注意的不是在於委派制度本身的不好，不是從上面派一個人到下級是絕對不可能，譬如現在秘密環境之下，有些地方，無論如何接不上頭來，非先派人去活動是不實的。就是歐洲，如德國等有些國家，也用委派的辦法。委派制的不好，不是它的本身根本用不得，而是在運用時的不得當，尤其到了最近更明顯的暴露出來，這種方法竟成為黨對群眾的直接行動了。這裡所見並非本身的不好，而是對群眾的態度不正確（命令主義）。即使用選舉的辦法，如運用得態度不當，也未必一定會是好的。從前的錯誤就是在運用態度的不正確，對群眾工作的態度不當，或許不止於是委派。如周秀珠[2]同志所說，以前我們黨往往是跑到工人群體裡去看一看，誰是他們原有的領袖，於是就想法子將這個領袖變成同志，或是與他弄得很好的私人感情。以前就用這種方式去取得群眾的，這當然是錯誤的。這一點也要說明，要說明怎樣怎樣，便發生如何如何的弊病，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如果說所有以前一切職工運動都是委派的，這是太籠統了，這種錯誤是一天兩天漸漸增加積累起來的。在五卅前後，這種辦法漸漸成為主要方式。在武漢失敗之後，黨與群眾脫離關係，便以此為唯一的方法了。這是要在括弧之內注明的。第三點，決議草案上要加上一點，這一點是大家所已說出懂得了的，就是委派制是有它的客觀來源的，決議草案上沒有明顯的指出來，在討論之中也沒有說到。中國職工運動之發展，是在總的政治的傾向裡，在革命的高潮中間起來的。如五卅時候工人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同時中國廠的工人也起來罷工反對帝國主義並反對資本家。並且不僅工人運動是在這樣高潮之中生長，在一個統計裡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裡說在五卅時北京有一個工廠主人下命令給他的工人，要他們罷工，工資仍照發給，以表示他的愛國。工人運動就受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影響而很快的發展。又如北伐軍到武漢的時候那樣，一天不知成立多少工會，不用委派的辦法是無從料理，於是不得不先派人去，才能發生關係，委派問題在這裡就暴露出來。然而在第一次委派之後，不再繼之建立真正群眾的基礎的方法，這才是錯誤的根源（並不是一次都不可委派）。

　　③命令罷工問題——（a）命令罷工是非常之壞的，不是政黨的行動。命令不罷工是更壞的，如以前上海、武漢的事情，又如北方為了馮玉祥下命令堅決的禁止罷工。這也要說清楚，一定要說清楚。可要說明糾正「命令」的不對，不僅是糾正「命令」罷工，或「命令」不罷工，並且要糾正「命令不准」，如上海二次暴動時之「十大不准」之命令……。（b）要說明這種錯誤的客觀原因，要說明是有這種原因的。我們記得，在很早以前，五卅之前的上海罷工，就有這種事情，在每次罷工的時候，少數的工人罷下來了，怕別的人去上工，於是派些工人或學生去門口路頭去攔工。這種情形，不僅是在職工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並且在沒有職工運動以前就有了的，如上海碼頭工人的打碼頭等等。這種行動在群眾中是確實有根源的。我們不認識這種行動是非無產階級的意識，這是我們的錯誤，我們不但不去糾正這種錯誤，叫他們去說服群眾，並且跟在他們的後面，自己還以為這是群眾熱烈的情緒的表現呢。這種方法開始用得很少，慢慢增多，攔工不夠繼之以罵，還不夠就打起來，到最近更進一步，手裡有了手槍就殺起來了。黨不糾正這種行動，實是錯誤。（c）周秀珠同志說話時已經說到，如果一件事情或如罷工，已經為多數人所贊成，所要求，而一小部分不肯，那時候是可以用群眾的「命令」，用群眾的「強迫」辦法。列寧論獨裁的時候，且不談民權獨裁或無產階級獨裁，真正革命是必須首先贊成「革命的獨裁」，群眾的「命令」，群眾的「強迫」，就是革命獨裁的意義。例如「五四」時，一部分（北京的）學生將章宗祥[3]打了，曹汝霖[4]房子火燒了，全國的人沒有一個說他們不好。抵制日貨中有一部分人將沒收的貨物燒掉，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不是簡單的反對命令，而是反對以這種方法做成工作的路線，以這種方法表示自己僅是「革命的紳士党」。這種觀念存在的結果，將要使黨脫離工會，工會脫離群眾。至於多數人所要的，是應當去領導的。

　　④決議草案第十條，關於小資產階級問題，我們以為是要修改的。武漢失敗的原因，不能說完全是為了失掉小資產階級，如不失去小資產階級就一定勝利。這是太空了。要說明：（a）小資產階級運動確實有些是非無產階級的非社會主義的出發點，他只為了多得一些錢，說：店主你是舒服了，我也要與你一樣，於是才提出增加十幾倍的工資的，分紅要分一百元，固然有些增加了十倍都不能維持生活。不過小資產階級離開我們去，這個確實是武漢失敗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說明工人的要求是必要的，並且是有作用的，但是如果說成當時讓了步就不至失敗，是不可以的。（b）在經濟爭鬥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用八個字來說明：「中外大小，一律待遇」。就是說，中外大小的一切資本家，工人對於他們同樣都是要求加資的，是要……是要……。（c）如說一定不要與小資產階級聯合，這是不對的。如果在政治上，對於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問題上是可以的。比如反日運動，工會是主張的，而商民協會也是贊成的，我們是可以同他們在一起的，很可以暫時的同路走一下，同時在他的工廠內、店鋪內仍舊要求增加工資，如同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時一樣。工人與資產階級都是要求關稅自主的，但決不能因此而不反對資產階級。如在五卅時期，工人一方面反帝國主義，同時也反對資產階級。那時候你越反對他，他越感覺到要求關稅自主，因為他獨自不敢反對帝國主義，但是沒有關稅自主，又不能得到多的利息，只能向工人剝削，現在工人又反對他，就不得不加緊反對帝國主義！再不然就是投降帝國主義，向帝國主義者哀求，可是向帝國主義者要求是很困難的，現在他們已經賣掉了整個的中國的革命還是換不到。對於小資產階級也是同樣的，階級鬥爭愈激烈則愈可以促進他們反苛捐雜稅反軍閥，因為他們在店員、工人身上抽不出東西，就只能希望消滅苛捐雜稅了。如果他們不是如此，那也沒有為顧全他們而我們讓步，只能由他們自找出路。（c）同時要注意，我們不可以跟了小資產階級性的工人——多發財的心理，所提出的要求必使店鋪倒閉的。我們應該經過黨團，決定一定的策略，說服群眾，提出如何樣的要求，不提出過於高的要求，提得過高是容易失敗的——小資產階級性的工人是會如此提出要求的，所以第四點要說明對小資產階級是沒有讓步的，而要用無產階級的觀點來領導小資產階級性的工人。

　　⑤關於黃色工會問題。草案上應該說得更清楚一些，一種是政府官辦的，一種是黃色工會，我們對於黃色工會與純粹反動的是不同意的。（a）反動的工會完全只是一個機關，由國民黨委派幾個人來做的，說不上什麼加入。如果加入的話，做什麼事情呢？去當委員嗎？當科長嗎？還是當秘書呢？對這種政府的工會只有打倒它，暴露他。（b）對於黃色工會就要用另一方式，如上海的郵務工會，他們是有一部分工人的。這種工會我們是要看做另一目標，如果他們有的群眾是比較高級的工人郵務生等，則我們也要取得他們，更要取得下層的群眾郵務工人。我們是要加入他們之中去，團結群眾，領導他們，站在前面，指出黃色領袖的妥協與賣階級行為，而不是簡單的反對與否認。同志們或者說，他們的群眾很少。問題不在群眾的多與少，而是在他們有沒有群眾，而是在於他們有公開的可能，我們在外面反對，拿出上總[5]或別的名義是不可能，不得不加入進去。上海有一個同志在這裡說，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黃色工會，八千人之中可以收到三千人的會費，這一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這不能算少了。（c）除開黃色工會之外，還有幫口結合，兄弟團、姊妹團秘密結社等等。決議草案上已指出，我們不可以否認他們，簡單的說要入赤色工會，到革命工會來。我們要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去，經過黨團的作用引導他們到我們這方面來；不能說，他們落後，不要他們了，而是要去領導他們使他們覺悟，加入到我們這一方面來。這種組織在中國非常多，非常複雜，有很多名詞，但是在職工運動之中，我們是要去實際瞭解，不是在形式上表面上來看的。

　　⑥工廠委員會問題。格勒爾與奧爾加同志對於這一點另外起草了一條，在這裡面說明了三點。不是工會系統中的某級機關的一種組織，至於它的名稱可說是工廠委員會、交涉委員會，或者別種名詞，是一種鬥爭的方式。比如一個工廠之中，只有很少的同志，以工會的名義是不能進行工作，廠主會加你以共產黨頭銜而拒絕你，拘捕你，而落後的工人將因工會在秘密狀態之中而畏縮。如用黃色工會的名義，那就是代他們作事了，如果是勝利，工人以為是他們的功勞，如果是失敗，他們又可以造謠說共產黨搗亂。因此必定要用一個另外的方式，這就是工廠委員會。這一個委員會可以用反抗一件很小的事情來領導工人起來鬥爭，比如反對早上工半小時等等。這種事情全廠工人沒有一個不反對的，不論是哪一派的工人都反對的，不論是紅色工會的，黃色工會的，兄弟團的，青紅幫的，信教的，以至於復辟派的……，可以利用這種機會，用全廠工人的名義選舉代表與資本家辦交涉。所以，表面上完全是為經濟的意義，但是到了一定的時候，經濟的要求與政治的連在一處，自然它也要領導政治的鬥爭，比如說，蔣介石要在工廠工人那裡每人每月捐一角錢的北伐捐時。至於說它是經濟的，是與共產黨的政黨支部的區分，而不是說不可以做政治鬥爭。工會支部是什麼？就是現在的赤色工會。從前的工會是全體工人的，罷工勝利，工人都加入工會，罷工失敗，工人就多又退出，這樣的組織是沒有群眾基礎的，一般群眾不以這種工會當做自己的組織。和森[6]同志所說的是對的，就是加入工會的必定要是明白一點的工人，因此加入赤色工會的比較少了。一個工人他明白必須推翻現政府，要有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等等口號也是比較少的。要他們明瞭要反對黃色工會的妥協，改良，讓步，可以多一些。紅色工會的組織是要靠同志發展的，可以由幾十個人慢慢的發展，算做上海總工會或是別個的工會支部，它要在全廠之內起「黨團作用」（「會團作用」），這樣可以去影響工廠委員會。（「這樣的雙重秘密，工人是要弄不清楚的」——若飛[7]插話）這固然是一個問題，一般工人同志不能明白，是在一種非常困難的狀態之中，但是除了這個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我們必須要使他們明白，使同志在工會之中起作用，使黨的主張，工會會員都能贊成，又使這會員在工人群眾中起作用，使群眾瞭解不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到委員會[8]中可以說得更清楚一些，明天再詳細討論，想出新的方法更好，不然也要使它寫得大家愈易看清楚愈好。

　　⑦產業工人中的問題。那一部分工人是我們所注意的？我們總的精神是要集中於產業工人的身上，如鐵路工人、海員、五金工人、大工廠工人等等。手工業人數多而產業工人組織少，這是危險的，但也決不是丟棄了手工業工人，這是要注意的。討論時曾說到，決議上要說得更明白一些，如郵電、市政、兵工廠、機器廠等都要說清楚。對於工人與農民的關係問題，草案上是說得太少了一點，並且太弱，要更明確一些寫。在委員會中可以提出具體的條文來。女工童工問題，周秀珠同志在這裡說了很多，但沒有具體辦法，在這個決議中不能詳細說到，就要在青年與婦女決議中有清楚、明白、詳細、具體的規定。

　　注釋

　　[1]草案，指由瞿秋白和格勒爾、奧爾加等參與起草，提交給中共六大討論的《中國職工運動議決案》草案。

　　[2]周秀珠，女，出席中共六大的廣東代表，當選為大會主席團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六大後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秘書。

　　[3]章宗祥，浙江吳興人。曾任袁世凱政府法制局長、司法總長。1916 年6月任段祺瑞政府駐日公使，多次經手對日借款和簽訂喪權辱國協定的談判。五四運動時被愛國學生列為三大賣國賊之一。1919年6月10日，被北京政府免職。

　　[4]曹汝霖，上海人。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1915年與陸征祥一起同日本進行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並多次私訪日本公使，密談達成協議條件，5月25日簽訂這一賣國條約。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5月兼外交總長。袁世凱死後，在皖系歷屆內閣中擔任交通、財政總長。多次經手對日借款，出賣國家主權。五四運動中，被列為賣國賊之首，住宅被示威學生燒毀。

　　[5]上總，即上海總工會。

　　[6]和森，即蔡和森。

　　[7]若飛，即王若飛。

　　[8]委員會，指中共六大的職工運動委員會，瞿秋白為委員之一。

　　(1)本文選自六大會議記錄。標題是編者所加，並校正了個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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