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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國際的報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一、中國的軍閥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統治

  廣州暴動之後,國民黨的崩潰更加急遽。汪精衛派自從武漢政變之後,一步一步的反動,從「分共倒蔣」(寧漢政府合併的時候),進到「汪蔣合作」;從「分共以後,要做純粹三民主義的工農運動」以及「二五減租」等等,進到封閉省港罷工委員會,進到提議「停止民眾運動和對俄絕交」。這一派在廣州暴動之後,可以說已完全消滅而歸併到蔣派;軍事上張發奎的勢力幾乎已被黃紹竑、李濟深所消滅,他們除依附蔣派外別無出路,政治上汪精衛被逐,而何香凝等歸降到蔣派。於是開始蔣派與廣西派的鬥爭。現在廣西派佔有兩廣,並且已從湖北攻入湖南。蔣派占著浙江、福建、江蘇,以及江西。同時江蘇的上海仍舊在廣西派之手,廣東派的買辦資產階級與廣西派以相當的贊助,他們又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新走狗(老走狗如傅筱庵[1]等已倒臺了)。湖南之內有唐生智的殘餘軍隊,還有程潛等的湘系軍隊,廣東之內有錢大鈞、陳銘樞等蔣派軍隊。蔣與廣西派的爭鬥,便是爭廣東,爭兩湖,爭上海的鬥爭;廣東的蔣系軍隊要想奪取政權,是在他暗中聯絡張發奎、黃琪翔於十一月十七日打倒黃紹竑時,就可以看出的,現在陳銘樞、錢大鈞軍隊(還有范石生、方鼎英的雜色軍隊)與李濟深黃紹竑之間醞釀著鬥爭。不過最近李濟深讓陳銘樞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似乎這是他們對蔣的一種策略,他們要騰出時間來準備,擴充自己的實力。兩湖之內,程潛、陳嘉佑等軍閥(還有方振武、鄧寶珊[2]等軍隊在豫鄂之間)是與桂系軍閥相仇視的,他們之間不可免的鬥爭,當然蔣介石要利用。現在桂系要教陳嘉佑做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帶著緩和鬥爭使不立時爆發,以騰出時間來準備的策略。上海呢,從蔣介石要重新登臺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蔣派與桂系一直是暗鬥的,蔣派在上海資產階級之中,也有一些勾結,這就是浙江商人虞和德[3]等比較工業些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他們是有親日傾向的,他們在上海現在是失勢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暗中是贊助桂系一派的新買辦資產階級,同時也就反對蔣介石的攫取上海,這是最近《字林西報》公開的警告蔣介石的。蔣派與桂系爭上海的爭鬥,遲早是要爆發的。

  此外,蔣介石現在把持了南京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和最近所開的國民黨中央會議,差不多完全是蔣介石派清一色的。蔣介石的總司令地位與中央政府,還部分的依賴馮玉祥、閻錫山的擁戴。他不得不高唱北伐——幫助馮玉祥。但是馮玉祥與閻錫山之間是有衝突。北伐實際上是停止了。閻錫山是打敗了。蔣介石是要鞏固他在南部的勢力,不願立刻往北打。只有馮玉祥是不能不打,河南的情形是非常之壞。而且他的背後又有于右任部下的鄧寶珊,以及方振武等。他獨力不能戰勝張作霖。北伐大致是停頓的。

  南北各省的軍閥,分裂混戰,這一般的情形。

  帝國主義要在這些混戰的軍閥之上,做支配者。最近,帝國主義者提議督促南北合作起見,開關稅會議。北京政府[4]並且提出實行關稅自主,提議實行——二五的關稅「國定」稅率。

  各省軍閥的統治是異常的動搖不穩定,內部之衝突是非常之厲害。

  各省軍閥統治之下,財政的恐慌達到極點,紙幣價格低落不堪,兩湖,廣東,河南,直隸,山東,東三省,無往不是如此,他們還要濫發無限的不兌換券(只有浙江一隅比較好些)。

  各省的經濟恐慌也是顯而易見的,城市中失業的眾多為從所未見,鄉村中農民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各省軍閥的軍隊日就崩潰,兵士索餉的嘩變,或者簡單的掠奪已經常常聽到。

  國民黨軍閥與國民黨軍閥的統治,一般都是動搖的。

  二、豪紳資產階級的進攻與工農革命潮流

  廣州暴動之後,豪紳資產階級的進攻,便乘勝的急遽起來:

  (一)廣州的工會全封閉,屠殺工人到五六千;最近還有許多機關被破獲,拘捕四五十人。

  (二)武漢已經公佈命令,取消一切「共產時代」工會所訂的條件。最近一月以來被捕被殺的工農及共產黨員,在全省算來,總在一百二三十人以上。

  (三)上海的陰曆新年,也是有極大的資本家進攻,要取消工會的一切條件,要自由的雇用與解雇權,現在已經大批的開除工人、店員。單是新年被開除的,總數在二千以上。

  (四)湖南在戰爭的時候,長沙的共產黨機關破獲很多處,被捕的據說有一百人以上,被殺的已有十幾人。

  (五)其他江西、安徽,差不多沒有一省沒有極嚴厲的白色恐怖。

  (六)對於農民,則江浙屢次嚴令禁止抗租,兩湖則已明令「照舊交租」,說是依佃業雙方自由意志的協定,就是拋棄政府規定減租額的政策。

  國民黨便是這種豪紳資產階級進攻的政權。

  國民黨最近中央會議,更明顯的要拋棄一切「共產黨式」的組織和方法,正式取消工人部、農民部,正式「暫停」民眾運動,取消各地一切黨部,要由蔣介石的新中央,另派人去辦理,總之,凡是有一絲一毫「非軍閥式」的組織和方式,雖然是極表面的民眾運動,也要取消。

  這種反動之中,革命潮流是高漲還是低落呢?

  自發農民暴動正在蔓延發展。

  山東的饑民騷動,河南、直隸的紅槍會、大刀會等的騷動。奉天通化的大刀會已經佔領三四縣。這些運動表現北方軍閥統治的崩潰,一般民眾的反對軍閥戰爭。

  國民黨治下,尤其是廣東,在廣州失敗之後,各地的農民仍是奮勇的起來: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還存在著,他的周圍潮梅,惠來,五華,紫金等處的農民暴動正在發展。北江的樂昌、仁化一帶有農民暴動;南路海康(Xauxah)等處也有農民暴動;西江廣寧等處有農民的鬥爭。可以說,廣東各縣農民都在與豪紳民團等搏戰之中。

  廣東還有瓊崖島上極大的農民暴動,農民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在幾縣之中成立起來。

  現在可以說:廣東有兩個區域,農民有自己的政府和軍隊:——一是海豐,一是瓊崖。

  湖南的南部宜章等處有葉賀的殘部,已經和當地農民聯合起來實行暴動。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地方(茶縣到萬安、遂川一帶)也有以前湖南的農軍及安源的武裝工人,和農民聯合暴動,萬安及遂川的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湖北的東、南、中各區都有農民的武裝鬥爭。

  江蘇、浙江有些縣份之中有爆發這種鬥爭。

  就是職工運動雖然處於城市中極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仍舊有不斷的經濟鬥爭。

  廣州失敗之後,不過一禮拜,而工人的經濟鬥爭又有開始。武漢有些紗廠罷工。上海的罷工及「勞資糾紛」,差不多每天都有。

  革命的潮流顯然不是低落的。豪紳資產階級因為內部的繼續不斷糾紛鬥爭,以至於混戰,因為一般的全國的經濟危機沒有出路,他絕不能在屢次殘暴的壓迫工農革命運動之後,找著絲毫「改良主義」的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一般工農群眾的生活惡化,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都在苛捐雜稅之下。廣州暴動開始了蘇維埃暴動,開始了工農兵三大力量聯合革命的序幕。一般民眾的出路,是只有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這在農民的自發鬥爭——甚至不自覺的攫取地方政權——之中,是很明顯的,階級鬥爭已經到最劇烈最殘酷的形式。

  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但是,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是工人與農民革命運動發展程度的不平衡。農民的自發鬥爭,已經很多處進於群眾的劇激進攻,殺收租人收稅人,殺債主,殺豪紳,進而至於遊擊戰爭,甚至有好幾個地方,進於割據的局面,而建立蘇維埃。這些地方之中,只有廣東有廣州市的工人,能夠起來做他們的領導者,工人群眾已經是感覺到力爭政權的決心。其他地方,武漢,上海,甚至長沙,卻都還沒有進到這種程度。

  第二,是地域上革命運動發展程度的不平衡。廣東、兩湖,在軍閥崩潰上,在農民鬥爭的程度上,在一般群眾的情緒上,是很有開始暴動奪取一省政權的可能,而在江浙情形便不同。中國條件之下,實際上沒有中央政府,經濟生活是許多半獨立性的區域,各區的豪紳資產階級軍閥的統治,是受工農革命潮流的強弱,而異其動搖的程度——開始於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是可能的,但中國革命勝利的保障,自然必須有比較全國範圍的發展,尤其必須有上海——無產階級的中心區域。如今這種不平衡發展的形勢自然使我們不能不想著如何聯絡呼應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切實深入上海無產階級群眾的問題。

  四、工人運動中的問題

  因此,工人運動現在對於我們黨是很嚴重的問題。

  (一)如何取得群眾、深入群眾。赤色工會一律遭著極嚴重的禁閉,殘殺,凡是非國民黨旗幟的工會及一切種種工人團體,都遭著禁止。現在在上海的「工人總會」——蔣介石派工會,開始以小惠引誘工人。國民黨工會的辦法是如此的!凡是非國民黨的工人的一切鬥爭,都稱之為共匪,資本家因此將這些工人整批的開除,如果是經過國民黨的工會,那麼同樣的鬥爭,他們可以給工人一些欺騙的應允,或者還有一些小惠,例如被捕的人可以由他們保釋,開除的工人可以得些償金等等。在這種白色恐怖和強迫的誘騙之下,工人群眾逐漸的畏懼鬥爭,更想在赤色工會之外,另找一種比較不危險的組織形式。最近上海工人之中,甚至工人同志之中,有一種兄弟團,姊妹團的組織。他們找一定人數,大致都是很小的團體(三五十人),他們相約互相幫助,其中一人吃虧,則群起擁護,這一團體以外,他們不管;他們討厭共產黨召集他們去開會,討厭罷工,這些同志有時竟說:「現在不能暴動,你們(黨)什麼時候暴動我們是來的;你們要我們來開會、罷工、發傳單,我們是不來的——這要砍腦殼的」。

  湖北則失業工人已達十六七萬,這個數目已經有不少時候了。那地方也有與上海前一時期相像的現象。大致工人之中有兩種情緒:少數急進的分子是要實行恐怖主義,甚至一切鬥爭,小小的經濟鬥爭,都要求黨另外派人去暗殺某某工賊「然後再有辦法」;多數群眾是畏懼與共產黨相接觸。

  廣州工人的情緒在暴動之後,卻還是好的,與上海不同。

  我們在職工運動之中必須在鬥爭的道程裡,1.創造群眾的赤色工會——秘密工會,同時,這就是說必須在鬥爭中引進更多更廣大的黨外群眾,利用種種可能的公開形式,去領導工人鬥爭;2.必須不斷經常宣傳我黨的政綱,從勞動問題上的政綱,一直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的口號;必須很有耐心的與群眾解釋。這兩種任務是非常主要的。

  五、農民問題

  我黨土地問題的黨綱,固然已經很明顯——一般的我們是提出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但是關於自耕農的問題,還有許多複雜的情形:一方面如江蘇等處,貧農(小自耕農)是很多,最小的自耕農有只有三四畝的,甚至一二畝的;這些貧農以失地農民,雇農等等,聽見「租田當自有」的口號覺得不夠,因為這個口號只有利於佃農;而這些地方的佃農又將「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完全解成租田當自有,所以這些地方的貧農是要求公分。別方面山東、河南等省的有幾個區域私有田地較多的自耕農多,其中有許多表示反對分配土地。

  至於海陸豐的經驗,則自耕農表示不願意鏟去田塋,表示不願意焚去地契。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存在已過三月。最初農民起來是殺豪紳地主,焚地契剷除田塋。東江幾縣蘇維埃大會決定將土地收歸公有,由蘇維埃分配土地,發給土地使用證。令一般農民都焚去田契。但是後來執行這種議決的熱心,比較的低落下來,海陸豐區域內實行分配土地的並不多。一般雇農的情形如何,還沒有詳細報告。

  如果完完全全的分配土地不能立刻執行,那麼,同時就發生雇農的問題。這就是說,在海陸豐等處,一面要更堅決的執行部分的分配土地,一面要組織雇農工會,頒佈保護雇農的條例。其他各地農民暴動尚未勝利的地方,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依照當地情形!有必要時,必須領導雇農的鬥爭。

  這種情形,使我們要極注意的來審查這一問題:是否須要對完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號(土地不但禁止買賣,並禁止雇傭),拿這一口號做中心黨綱,而對於情形不同的農民鬥爭發展程度較差的區域提出過渡的口號以發動自耕農,同時在這種鬥爭過程中組織貧農,——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北方農民鬥爭(河南、山東、直隸、東三省),大半還是原始的宗教的大刀會、紅槍會等。他們的發動是反政府、反軍閥戰爭、反捐反稅。這運動之中,還有豪紳分子的領導。我們在他們之中的影響雖然已經有些,但是還很弱(河南紅槍會在農民暴動時——大致是十二月——已經表示中立,但是亦有許多受豪紳指導而反對的)。這裡,雖是沒有找著相當的方式,——雖然原則上我們是主張征取他們的群眾。

  六、兵士運動問題

  軍閥軍隊的崩潰,已經是開始了。我們的兵士工作可惜也只是剛剛開始。除廣東以外,可以說還沒有工作。

  這一問題是非常嚴重。沒有兵士的參加,工農暴動的勝利是很難能的。

  現在的情形是:(一)財政經濟的總危機,兵士欠餉的日多,所以自發的簡單的兵變,沒有政治意義自然還居多數;(二)因為半年來白色恐怖,湖南的農民協會會員,執委等有許多被驅流落而去當兵。客觀上兵士工作的可能是很多的。黨的工作已經開始。對於兵士的口號也已經有決議(在廣州暴動大綱上)。只是這一工作組織上還太弱,再則這一工作尤其必須有相當的經費。

  但是,兵士問題之中始終有很大的困難。

  大多數的軍隊,除掉湖南唐系軍隊之外,始終是大多數非階級化的群眾,而且他們的駐在地點,都是外省。這些分子——多少是與生產脫離的。他們是所謂普通的窮人。簡單的「土地分配給兵士」的口號不能夠十分吸引他們。因為當地農民暴動,不能分土地給他們,他們也無從立刻取得資本和農具,他們自己不願做什麼工作,他們的「解放」是拼命的方法居多——掠奪愛成土匪;再則地方觀念使他們與當地農民相隔離(海陸豐的經驗是如此)。

  如果我們的政策是完全和一般貧民多少非階級化的貧民(連兵士在內)聯合,那就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必須有更進一步的決定。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方法,也有極劇烈的爆發,要號召一般貧民群眾去摧毀一切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徵發有產階級財產,救濟貧民。同時,要求主、客上組織力量的異常強大,一等到比較大的中心區域,所謂一省或幾省政權的建立時候,恐怕非部分的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不可。

  這一問題我們還沒有確定的見解。

  而且暴動勝利之後,我們自己軍隊的組織也成問題——恐怕初期仍舊不免帶雇傭軍隊的性質。

  七、黨內問題

  客觀上說須階級的不穩定與農民自發暴動的發展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我們黨的力量實在有很大的弱點。雖然,我們在八七會議之後,竭力求改良黨的情形,但是至今沒有多大的成績,尤其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我們最好的黨部受著很大的摧殘。

  現在:(1)白色恐怖到處摧毀我們的幹部。江蘇已經很弱,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簡直喪失極大部分的幹部,書記被殺,北方順直也是如此;(2)城市中組織有削弱的趨勢,有流動「過門」的現象,尤其是上海;(3)鄉村中沒有支部組織,只有個人領袖;(4)群眾,尤其是上海,覺得黨是他們之外的組織,希望党完全解決失業問題,救濟問題。這些現象自然各是不好的現象。

  必須努力使黨能發展而深入工農群眾,提拔新的工農分子到幹部中來,實現必須的民主主義化(在可能的條件之下)。

  這種黨主觀力量的生長,能不能趕得上客觀形勢的需要,是一切很嚴重的問題。

  再則黨內還有許多問題:

  (1)馬哈衣主義[5]。便是反知識分子的傾向,例如廣東省委李(1)[6]將廣州失敗原因,完全歸到知識分子的成分上,主張改組黨部為第一任務。其他事實不多舉了。

  (2)原始的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化是很重要的任務。但是有一種特殊的傾向,就是反對集權,主張「下級群眾」不滿意的政策便要改,下級不滿的人,上級要立刻撤換。主張機關要對群眾公開說以前的党是知識分子的,現在工人群眾應當奪回來(北方)。

  (3)先鋒主義。C.Y.[7]的先鋒主義仍舊存在,中央雖然尚好,但各地C.Y.反黨的空氣,還是存在著。

  (4)盲動主義。最早上海有以暴動影響無錫的傾向,而方法便是以硬打手段逼迫工廠罷工。後來湖北C.Y.又主張在唐倒時立即暴動。湖南十二月十日暴動又是只有軍事準備——軍事陰謀。其他各省,往往C.Y.地方報告已決定暴動(江西,河南等)——然而C.Y.地方來信並沒有提及。這種不要群眾的以暴動為目的的傾向,至今還沒有完全去盡。

  (5)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同時有些同志懷疑革命之高漲,重新從造黨再說。或者主張簡直要提出革命低落時代的口號——就是把現在的口號降低。

  (6)革命性質問題的疑問。有許多同志以為現在既然提出蘇維埃革命,那當然是社會主義,不會是民權主義獨裁制而是無產獨裁。

  (7)因此關於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也有許多意見。一種是說當初不應該加入國民政府。一種是說一切錯誤來源都是由於些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雖然還沒有講到不應加入國民黨)。一種是早就應當實行蘇維埃革命(有人公開說反對派是勝利了)。一種是說國民黨背叛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是不對的,因為國民黨根本是反革命的,他的主義也是反革命的。一種是說國際也有許多錯誤,因為他盡許多力去幫助國民黨。一種是說八七會議,不舉起蘇維埃旗及沒有一切他的口號是「機會主義」。

  這些問題於過去的問題,因為秘密狀態及工作的忙碌還沒有討論終結。(同時党中藉口于各個同志過去參加總的機會主義錯誤,時時有互相的攻擊。)

  按中央檔案原稿刊印

  注釋

  [1]傅筱庵,浙江鎮海(今屬寧波)人。1916年與嚴子均、虞洽卿、朱葆三等集資創辦祥源五金號,任總經理。後又先後充當美商美興洋行和英商長利洋行買辦、內河招商輪船局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行長、漢冶萍公司股東聯合會會長、寧波旅滬同鄉會副會長等。1926年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北伐軍進入上海後,因其曾投靠軍閥孫傳芳而受到通緝,逃往大連。

  [2]鄧寶珊,甘肅天水人。1910年加入同盟會。後在馮玉祥部歷任軍職。1926年9月任馮玉祥國民軍援陝副總指揮。1927年1月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後任第十七路軍總司令。1928年2月,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3]虞和德,即虞洽卿。見本卷《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注20。

  [4]北京政府,即北洋軍閥政府,這裡指段祺瑞的執政府,曾與列強使節召開所謂關稅會議、法權會議。

  [5]馬哈衣主義,又譯馬海斯基主義。馬海斯基(Machajski,1866—1926),俄籍波蘭社會理論家和革命者。在西伯利亞流放期間(1903年逃往西歐),制定了一套獨特的工人運動理論,稱為「馬海斯基主義」。其主要傾向是排斥革命理論,排斥知識分子。

  [6]李,即李立三,當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7]C.Y.,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關於李的問題因時期太促,不多說,材料已另送上並見毛姊函,中央已三函去糾正,並已令李來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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