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瞿秋白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1)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1)（一九二八年二月五——十一日）

　　（一）中國豪紳的民族及其主義

　　孫中山是中國的革命者，反對外國壓迫的革命者——民族主義者，他真心真意的要富國強兵，從他上書李鴻章建議採取西洋物質文明起，一直到他遺囑取消不平等條約止，自始至終他的確是要為中國的解放而奮鬥。他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中國的「愛國者」多得很呢，尤其是現在，——蔣總司令「代表全中國」三番四次的說：「必須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這個所謂「全中國」是誰的中國？——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中國。中國大多數工農貧民不准階級鬥爭，不准爭自由和平等以及民眾自己的政權，卻應當為「國家盡義務」，應當「犧牲自由」，當苦力，來爭「國家之自由與平等」。如此的民族主義，老實說起來，李鴻章、張之洞[1]、康有為等等都非常之贊成的！如此的民族主義實行之後，所謂中國的民族地位恢復之後，中國國富而兵強之後，才能進而實行孫中山想像之中的世界主義，——那就是或者用「霸道」去併吞世界各國，或者是用「王道」去平天下。這樣的世界主義，老實說起來，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等等，也可以舉起兩隻手來投票贊成的。

　　可惜，中國現在還是「次殖民地」，事實上辦不到如此這般的世界主義。因此，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還很客氣說「我們不要學列強的帝國主義」。不但如此，他當時很實際的見到世界無產階級可以幫助中國的民族的運動。孫中山為要得著這種幫助起見，不得不說：

　　「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同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白種人主張公理的，黃種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種人主張強權的，和黃種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

　　孫中山這——關於階級戰爭的預言，已經開始實現了。「大戰」雖還沒有爆發，「小戰」卻是早已開始：黃種的強暴者蔣介石等中國豪紳資本家、日本帝國主義和白種的強暴者英、美、法、意等等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極殘暴的向黃種的中國工農貧民和白種的蘇聯無產階級國家及世界的革命無產階級作戰，——對俄絕交，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屠殺中國各地的工農貧民以千萬計以及殺戮蘇聯駐華的領事外交官。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忠實信徒，如此的「忠實」啊！

　　這些忠實信徒如果是忠實的，那麼，他們的總理就太不忠實了。國民黨的不忠實的總理何以這樣勇敢的忽然敢說「階級戰爭」呢？不是的。他並沒有主張階級戰爭。他是將這種「赤化」（現在的時髦名詞是「惡化」）——他是將這種「惡化」的言詞恐嚇帝國主義罷了。因為他見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太厲害，他那時是想用聯俄政策嚇嚇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讓些步。他亦許真心願意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階級戰爭，能夠幫助中國的解放。——他雖然根本上是反對中國國內的階級鬥爭，但是他深深感覺到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所以他一方面要求中國工農不准鬥爭，別方面又仿佛要聯合世界的工農，來實行階級戰爭。他的地位，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生來是自相矛盾的。他就連在民族主義上這一點革命的傾向，也是不能徹底。

　　他在民族主義演講之中，歷歷敘述帝國主義的侵略。他說外國壓迫中國是比壓迫純粹殖民地還要厲害。他稱中國為「次殖民地」。他說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有三種力量：政治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和人口的力量。他說中國人口增加太少了，快要滅種。其實，帝國主義要中國的工農當牛馬，未必見得要消滅中國人，他們正需要廉價勞動的牛馬，中國工農亦許求死不得呢。他說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洋貨的輸入（關稅入超），外國銀行的紙幣，國內外商銀行的匯兌，外國銀行裡的中國存款，外國輪船上的貨物運費，租借地租界上的地租地稅，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產業，外商的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這幾種「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至於亡國滅種而後已。」他說「我們」損失每年十二萬萬元。誰是「我們」呢？他沒有指出。中國幾萬萬工農的血汗，被中國豪紳資本家剝削去的，還不知道幾百倍幾千倍於十二萬萬元，——這是他沒有見到的。而帝國主義從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方面每年奪去了十二萬萬元，他卻是知道了。他仿佛代表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說：「我們」賺來的錢每年要進貢帝國主義十二萬萬元，這太可惜了；如果「我們」剝削中國工農貧民而得來的錢之中，再多十二萬萬元，那多麼好呢。如此的民族主義，簡直明顯的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爭剝削中國工農之權的民族主義。

　　但是，事實上中國資產階級沒有這個力量去爭，中國還是在列強壓迫侵略之下。孫中山的辦法是怎樣呢？——他是去號召工農群眾起來力爭民族的解放，就是去推翻這些豪紳地主以至資本家，建立真正代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國家嗎？不是的。他不看見中國的所以受壓迫受剝削，是由於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根本上是賣國的，他們寧可投降帝國主義，請帝國主義幫助他們來多剝削些中國的工農。孫中山和這些豪紳地主的區別，只在於教訓他們說：中國的貧弱，是因為失掉了一件寶貝，就是民族主義。他只看見中國人失掉了民族主義。他的意思是只要把這民族主義恢復了，中國就可以富強，——這就是說：豪紳資產階級呵，你們趕快拿出民族主義來，工農貧民被民族主義的大帽子壓住了，便可以剝奪他們的自由平等權利，使他們為「國家」而盡義務，多做些工提倡本國工業，多耕些田提倡本國農業，如此，你們可以多賺錢了，此其一；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因為「為民族起見」工農貧民等「無智識的人（四萬萬個阿斗）」，應當把「全權交給聖賢才智」的豪紳（諸葛亮），才能「爭得國家之自由與平等」，如此，你們賺錢的壓榨方法更可巧妙了，此其二；再則「為民族起見」，你們可以驅使馴服的工農貧民，替你們搖旗呐喊的恐嚇帝國主義，至少可以在十二萬萬元之中爭回這麼二萬萬元的收入，或者，也爭得到豪紳的「中國之自由與平等」，此其三。你們看看這民族主義是多麼好的寶貝呵！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得著許多苦的經驗。他去請豪紳士大夫拿出民族主義來反對滿清。但是結果呢？他知道了：「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為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他知道民族主義不能靠文人（土豪紳士）去維持；他知道「那些有智識的階級的靠不住」，所以民族主義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裡頭……保存民族主義。」既然如此，他是不是明白了只有「下流社會」勞動人民的工農是真正能力爭民族的解放呢，他是不是明白了豪紳階級是沒有民族主義呢？不是的。他說民族主義要保存在「下流社會」之中，「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裡頭，到了遇著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所以孫中山民族主義的主人，並非「下流社會」的勞動人民，而是富人。如果民族主義向來只在「下流社會」之中，照他的意思，這也不過是豪紳階級暫時借個極污穢的地方，放一放他們的民族主義罷了。「下流社會」是極污穢的地方。「下流社會的智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為人所利用。」誠然不錯，他們是會被人利用，現在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也正在想利用。但是，孫中山是不是主張喚起「下流社會」的階級自覺，使他們不為人所利用，而自己起來鬥爭呢？當然不是的。他的結論是：上等人失掉了民族主義，下等人雖然有民族主義但是「智識太幼稚」、「極污穢」；所以要中國能解放，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復上等人的民族主義。

　　他要恢復民族主義，他便以為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不共戴天的。他於是竭力的反對世界主義。他所反對的世界主義是什麼呢？他說：「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誠然不錯，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之後，青年之中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思潮便高漲起來。孫中山如果是反對這種世界主義，他就應當公開的說：我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反對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我贊成各國勞動人民受各國資本家的蒙蔽，為各國資本家保護「祖國」，而「自相殘殺」。但是孫中山沒有如此的勇氣。他胡纏一頓的說：「康熙[2]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東西夷狄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孫中山又說帝國主義者「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因此便做一個結論說：世界主義我是反對的，因為現在中國是弱國，要到「公理打破強權」之後，才可講世界主義。如此說來，仿佛當時的新青年，曾經主張中山自己想像之中的平天下的世界主義，而要他來反對。這豈不是笑話？孫中山雖然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偉人，但是階級性的作用，竟使偉人變成無賴：他心上（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要反對勞動者的世界聯合，但是不好意思說出口，於是誣賴當時的新青年主張「變相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而來反對他。孫中山還舉了一個著名的譬喻：「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杠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銀錢……買了一張呂宋[3]彩票……就把所買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內。到了開彩那一日，他一見號單知道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幾乎要發狂起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繩子去做苦力了……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杠好比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照他的意思，丟了民族主義是不好的。但是，這個苦力將竹杠連同彩票都丟了固然是太蠢，可是他是不是應當取出那張彩票來去領頭彩呢？孫中山沒有說下去。中國的勞動民眾決不丟掉竹杠，他們是真正在爭民族的解放，亦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必定將彩票從竹杠裡拿出來去領頭彩，他們必定在力爭民族解放的時候，要去聯合國際無產階級。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卻願意中國勞動民眾只去幫著他們搖旗呐喊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可以使他們多賺些錢，他們決不願意勞動民眾聯合國際無產階級而根本搖動資本主義的統治；因此，照他們的意思，最好是那個苦力永久抱著自己的竹杠替他們挑行李，而忘記掉自己中了頭彩。孫中山的反對世界主義，其真相是如此。

　　孫中山以為救國的唯一方法，便是一方面恢復民族主義——豪紳階級的民族主義，別方面消滅世界主義——勞動民眾的世界主義。

　　他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呢？他的民族主義第五講整整的講了一天。照他的意思：中國原是一盤散沙，沒有民族的結合，然而中國人注重家族，可以「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結實的。」他是要如此來恢復民族主義的精神。這顯然是封建宗法社會反動思想的幻想。一則，中國經濟日益資本主義化，事實上是宗族崩潰而成較小的家族，家族崩潰而成小家庭甚至於無產階級以及失業貧民，都剩得個人的「光棍」。孫中山的希望完全是復古的，是事實上決不可能的。他說「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成為一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讀者想想，這是不是空前絕後的大烏托邦呢？二則，中國階級分化日益急遽，階級鬥爭日益劇烈，譬如江蘇南通姓張的大豪紳資本家（張謇的財產繼承者），他們能夠和許多姓張的佃農、雇農、貧農，姓張的木匠、裁縫、工人等結合鞏固團體麼？他們只能利用這種家族團體壓迫工農，蒙蔽工農的階級意識。不錯，姓張的勞動者都知「大禍臨頭死期將至」（而且已經被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會同帝國主義者殺了不少）；但是張孝若[4]等等大資本家正在大大剝削工人，賺錢享福；他們不但不覺得「大禍臨頭死期將至」，而且一定要勞動人民天天「大禍臨頭死期將至」，然後他們才有錢可賺。孫中山的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反動的豪紳階級的思想。或者孫中山更聰明些，他向豪紳說，你們不但可以借宗族關係蒙蔽工農，而且可以由宗族擴大而成民族去蒙蔽他們，這是老的方法新的運用，再巧妙也沒有了。

　　孫中山如此這般的民族主義精神恢復之後，要做什麼？——他的目的是：「可以代各宗族之爭，而為對外族之爭。」於是他講到做成國族團體之外，如何恢復民族的地位了。

　　他說：第一要恢復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第二是要恢復固有的智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三是要發展固有的能力——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等的能力。第四還是要學一學外國的新發明。如此這般，便可以恢復中國民族的地位，而且可以「平天下，去統一世界。」

　　孫中山說中國人革命之後便不要忠是很不好，應當忠於國。中國的工農自從辛亥革命之後，他們是多覺悟了些，他們不願忠於豪紳階級的國，是當然的；他們要建立自己的國，才能忠呵。孫中山要資本家、地主講仁愛，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屠殺工農。孫中山要中國人講信義，但是中國資本家卻在到處取消一切與工會所訂的條件。中國這些宗法社會的道德，已經不能存在。中國工農勞動民眾正在創造自己的新道德，勇敢忠實堅決團結的道德，在他們自己的鬥爭與組織之中創造出來。他們知道只有自己鬥爭才能爭得解放，不能希望資本家、地主的仁愛和信義。孫中山希望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能夠恢復那些舊道德，便可以救國，可以增高中國的民族地位，不但是妄想，而且是反動的思想。

　　最有趣的，是孫中山很驕傲敘述他和英國領事的談話，他對英國領事說：「我們因為已經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他大概認中國的和平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可以拿來「統一世界，用王道平天下。」但是他說到建立國族，須從宗族擴大的時候，又說「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這是可以「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各國。」如此說來，中國的和平道德也未必見得有多大高明，不但械鬥，軍閥的混戰和屠殺，早已是中國的家常便飯；就是孫中山自己，也還主張以宗族械鬥的精神，從事於民族戰爭，就是有可能時，不妨用些霸道來平天下。

　　豪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必然產物，他們想以「民族」來蒙蔽工農，同時，也沒有不想用民族主義去侵略其他民族，而變成帝國主義的傾向的。何況孫中山民族主義演講的通篇意思，雖然包含著些「赤化惡化」的話頭，如稱讚蘇聯等等，可是一貫的意思，是要模仿日本。他一則曰：「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抬高國際地位。從前以為歐洲能做的，我們不能做。現在日本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像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像歐洲。」再則曰：「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總起來說，孫中山要中國模仿日本是什麼意義呢？就是用宗法封建的方法，結合成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族，以提倡民族主義精神及固有的宗法道德為名，禁止工農的階級鬥爭，禁止工農與國際勞動民眾聯合，以圖創立中國豪紳的民族及其主義。如此的「民族主義」，現在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正在實行；其結果只是軍閥混戰屠殺破壞中國經濟，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支配，以反對蘇聯及國際無產階級，對外是和平友好妥協的政策，博得帝國主義的誇獎，實際是賣國，是幫助帝國主義維持其對華統治。

　　因此，我來替孫中山說情罷：孫中山雖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裡，說了些惡化的話，其不忠實的程度還是很有限的，他的根本精神還是忠實于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呵，你們饒饒孫中山罷，不要開除他了，不要通緝他了，省得他也和汪精衛一樣，受了通共嫌疑，要亡命到外國去。

　　再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之中，還有一個精義，就是將蒙、滿、回、藏四民族，同化於漢族，以造成中華民國的國族。這一精義，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之中「忘記」講了，——也許是逼於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命令，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寫上了「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綱，因此不敢說了。現在既然分共，國民黨忠實同志應當將孫中山從玻璃棺材里拉出來，叫他補講一講清楚：這種同化異族的民族主義，實在是民族主義的很呵！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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