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答志益|瞿秋白

就《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答志益

　　就《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答志益(1)（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志益同志：

　　來信討論黨內組織問題，布爾塞維克報[1]上當然亦可以登載，但是布爾塞維克報上仍以偏重於討論黨內的策略或理論問題為宜，因為他是為一般讀者而設，所謂黨內問題是指這些問題。故你所提及的「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當然是可以在此刊物上討論的。至於黨內組織問題，則太專門些。雖然如此，我仍舊簡略的答覆你於此：

　　第一你說黨內不應有封建式的集權。什麼是封建式的集權呢？如果說是上級黨部或多數的決議應當無條件的執行，就算是封建式的集權，那就不對了。布爾塞維克的黨，沒有鐵的紀律和集權的行動，是不能成功的。黨內同志對於決議及黨內生活，當然可以發表意見；但是他所認為是革命的主張，必須經過多數同志或上級黨部的採納，方能變成黨的主張，方能見之於黨的行動。如果各個同志可以自由行動，還有什麼黨呢！封建式的集權，必定是以領袖個人的意見威權來集權。這種現象，當然是黨內所不容許的。如果各個同志自己都要以個人意見自由行動，以領袖自居，那麼，這種所謂反對封建式集權，適足造成封建式的紛爭。

　　第二黨內民主化的主要意義，是要一般黨員、工農分子，都參加政策的決定，瞭解政策的意義，並且能自己選擇自己的指導機關（選舉支部書記區委等）。並非說既要民主化，便不可以批評。嚴重的地底下的生活[2]，不能容許完完全全的民主化，這是顯然的事實。固然，批評的時候單說某某有機會主義傾向等等而不加以解釋是不對的。但是，秘密集會，是黨的鬥爭行動機關，不是小資產階級學生、教授的雄辯會，可以容忍長篇闊論的空談。「服從黨的命令去幹」，是非常之好的精神。你如何說是這就「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呢？如果黨員只聽命令方才行動，沒有積極的建議力，一撥一動，這種現象方才是你所謂機械式的動作，若單是能聽命令而行動，如何便是機械式呢？照理應當：第一各同志能建議，能在黨的總政策（革命的階級的政策）之下想出許多具體的提議（在未決定之前，自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第二能將這些提議經過黨部指導機關而變成黨的決議；第三能夠勇敢積極服從這種黨的決議命令去幹。如此的黨部才是活潑潑的階級的鬥爭的機關。不服從這種黨部機關的決議和批評，自然要繩之以紀律，難道必須一般同志各自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才算「活潑潑的氣象」嗎？你這段意思，很有些傾向於小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集權主義。

　　第三你說「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如此而要造成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困難的事」。你這句話的根本精神，非常之不對。工農黨員群眾中，擁出新領袖，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決不能專從解放所謂機械的束縛去造領袖。工農的領袖，只有在嚴格的黨內紀律和黨的實際鬥爭中去造。誰能真正勇猛無畏刻苦的在布爾塞維克政策之上，率領起群眾奮鬥，誰便是新領袖。而這種行動只有在黨的行動中表現出來。很用不著說：一定要破壞紀律（所謂機械束縛），才算是「新領袖」！

　　第四總之，你說黨要在鬥爭的新方針之下，造出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要實現黨的民主化，要實現黨員群眾集體的政治生活，要真正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這些思想都是對的。現在黨的主要工作，正在於此。中央正在督促各地進行這種改造。舊時機會主義的精神，以及反乎布爾塞維克組織原則的現象，固然還有許多存在著，我們大家應當努力的來掃除。然而你信中的傾向，不免矯枉過正的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之觀念。

　　秋白　十二月二日

　　附：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

　　秋白同志：

　　《布爾塞維克》出版了，我們當然是非常的歡迎。尤其是《布爾塞維克》上能發表討論黨內問題的文字。我們很相信中國共產黨，得了《布爾塞維克》的幫助，一定能使黨內意見政策及一切工作，更加集體化民主化，從此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生活，淘養所有的同志及中國無產階級都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黨所必須有的「群眾的黨生活」。

　　我們每個同志，必須擁護及參加《布爾塞維克》的創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對《布爾塞維克》才開始創造的時候，便有幾個疑點，也可說是意見，希望在《布爾塞維克》上求一個明確的解答與認識，不知可否？

　　我們黨過去所以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說是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政策，沒有黨內的民主（德謨克拉西）與集體的行動。今後如何改正這個錯誤，當然不是空談，在黨內已經決定的，我不在此地討論，我所要講的是黨的最近的狀況與我個人的幾點意見。

　　第一，黨內封建式的集權，機械式的紀律，及現在所謂集體化的行動，對於這三點，最近在黨內可算改進了一些，但仍脫不了機械式的狀態，僅僅在黨內指導機關裡的幾個負責同志，集體集權，而一般同志並沒有充分的享受到黨內的生活。所謂民主化紀律化，自然不免流於機械，黨內沒有真正的民主，則集權的結果，自然仍滯於封建式的集權。我們相信黨的集體化，必須先有一個黨的新生活。這個黨的新生活，就是黨內群眾民主的集聚，將一般同志的意識集合為一體，同時每個同志都能在黨的範圍以內，儘量發揮他的能力，這樣才可形成黨內統一的集體化。若是黨內群眾一般的生活（這個生活當然是指黨的生活），比較負責同志落後，甚至連水平線還不能達到，即對黨的一切政策行動都不能瞭解，如此而要講整個黨的集體化，亦是徒然。

　　第二，因為過去黨內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機械式紀律，「東大」式的批評[3]，將黨內一般同志，束縛得像小媳婦一樣。對於執行黨的政策及決議時，至多不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還記得負責同志說過：「你們應當過分的相信黨，服從黨，黨是決不會錯的。」即使同志有了一點意見，或者與黨的議案不一致，在黨的會議中發表，結果，對於意見還沒有得到一個真確的解答，便得了一個「東大」式的批評。什麼不虛心啦，左傾啦，右傾啦，幼稚病啦，小資產階級的表現啦，無政府主義傾向啦，現在又加上一個「機會主義的傾各」啦。固然這些批評是準確的，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往往負責同志，先做出這個批評的結論，而不去詳細的解答或虛心的討論。如果某同志不服從這個批評，必繩之以紀律。這樣一來，嚇得那個同志再也不敢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當然只限於對黨內發表）。於是一般同志，對於党總是抱一個「黨的決議總是對的，服從黨的命令去幹就是了」這樣的觀念；自然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恐怕也因此而變為機械式的動作了。此種現象，如果不能徹底的改變，恐怕再過一個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也未必能夠掃清，布爾塞維克化恐怕終成了一句空話。

　　第三，整個黨的生活不能改變，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不能在同志中表現出來，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如此而要造就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極困難的事。我以為黨內領袖的產生，必須是在鬥爭的行動中，黨內經常生活的經驗，才能發現。決非死板的拖幾個工農同志到党的指導機關裡來，偶像的供奉著，事實上又不積極的使他學習負責，同時他也不能學習負責，僅僅在負責同志成分的比例上，落得一個好聽的報告，這樣就說我們的黨，從此可以避免機會主義的錯誤了，可以布爾塞維克化了，這豈不是笑話？所以最近的改組[4]，固然是很對的，黨的指導機關裡多參加工農同志負責，也是很對的。但這機械式的改組，不能創造一個黨的新生活，不能使每個支部的同志都享受到整個黨的生活，養成革命的人生觀，則黨始終是不能成為無產階級行動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如現在各地的工農暴動，不能在暴動的過程中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出來，僅靠極少數明白的同志，指揮得力，結果，必重使黨陷於滯疲而不能鬥爭。所以造黨，是目前暴動中惟一的任務，並且沒有健強的布爾塞維克党，領導暴動到勝利，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第四，要創造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先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所以《布爾塞維克》，是布爾塞維克党生命的原素之一。理論政策及一切黨的設施，都要由這個刊物傳播出去，同時黨的新生活，亦須藉這個刊物幫助創造，這是《布爾塞維克》的重要使命（自然是比從前嚮導的意義廣泛得多了）。但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黨內問題到怎樣程度為止，我還不知道，是否除去關於秘密的消息，行動，計劃外，都可以發表呢？在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以前，是否可先在這個刊物上討論？還是只限於宣傳主義政策，傳播革命新聞，評論時事呢？

　　以上幾點，是否錯誤，可否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和討論？請即示知。

　　志益　十一月二十六日

　　注釋

　　[1]指1927年10月24日創刊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參見本書《〈布爾塞維克〉發刊露布》注①。

　　[2]指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變後中共在白色恐怖下所堅持開展的地下秘密鬥爭。

　　[3]「東大」式的批評，即「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式的批評。這是當時在「東大」形成的教條主義的批評方式，即動輒給被批評者戴「大帽子」，上綱上線。

　　[4]最近的改組，指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的「左」傾思想的指導，結果造成了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片面強調領導幹部工農化的傾向，影響了中央機構的領導能力。

　　(1)1927年12月12日《布爾塞維克》第8期「讀者的回聲」欄同時發表了11月26日誌益就「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問題寫給瞿秋白的信及秋白12月2日的回信。本篇即是回信，並附志益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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