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瞿秋白

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國革命到了現在的階段，各種社會階級的本性與作用，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的了。中國革命對外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當中國革命在工農群眾運動急劇的發動之中而進展的時候，帝國主義的特權受著了很危險的打擊，最明顯的例，便是漢口、九江租界由武漢、九江的工人苦力收回了。當這種時候，帝國主義以全力來反攻，他們派大軍鎮壓上海、漢口，以武力干涉相恫嚇，以經濟封鎖來鉗制，炮擊南京[1]，封鎖長江。這是四五個月以前的事。當時，工農運動的爆發，戰爭的擴大與延長，交通的阻隔之中，中國資產階級再受著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的威逼鉗制，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反革命，只有投降帝國主義，去做新走狗。帝國主義乘機反攻，在金融上、商業上、政治上的進逼，並不是逼著中國資產階級更革命些，而是逼著他決然的反革命，逼著他向中國工農進攻。中國資產階級受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損失，他是不能向帝國主義反抗而取償的，他只能更加加重剝削中國工農以求取償。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五卅時上海工部局[2]停止供給華商紗廠的電力，中國資本家立刻便向帝國主義磕頭求饒，立刻幫助帝國主義進攻上海總工會[3]，強逼停止對英對日的罷工。這一件部分的事是如此，全中國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

　　何況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是非常薄弱的，他們大都就是地主，至少是與地主豪紳密切相關的。那時革命的浪潮已經走到開始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民在湖南、湖北、廣東都起來奪取政權和土地。豪紳代表的一切種種新軍隊——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便陸續的反動，屠殺農民。中國資產階級的右翼——豪紳階級，實在是反革命中最積極而雄厚的勢力。工業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階級聯盟，來反對工農的革命勢力，他們的根本目標是保持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在城市鄉村中是一樣的。而且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地主豪紳對於農民的剝削。因為中國工業在帝國主義之下不能發展，所以商業資本偏畸的發展，不但形成買辦制度的廣泛的剝削，而且這些商賈富豪的資本，不是做重利盤剝的事，便是購買田地租與貧農，兼併農民的土地。因此，巨商資本家、工業家、銀行家的主要贏利的大部分，都是與剝削農民有關的。豪紳地主與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是勾連著，結了不解之緣。土地革命的浪潮一到，即使沒有帝國主義反攻進逼的原因，中國資產階級也必然要完全走到反革命的道路。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便形成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局面。豪紳資產階級，以前是參加革命，但是他的參加革命自有他的如意算盤。他是受著外國資本的壓迫，他是要想關稅自主，就是現在他也還很膽小的要求關稅自主等等。他當初想利用工農等民眾力量嚇嚇帝國主義——他也會喊幾聲「世界革命萬歲」。這時候他便想同時和帝國主義磋商得些讓步。帝國主義方面表面的讓步是做的，但是他同時以威力壓迫中國革命，威迫中國資產階級替他鎮壓工農。工農民眾力量的發展也正在根本掃蕩著中國的封建式的剝削，動搖著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資產階級想著：他如果鎮壓了工農，一則可以自救，二則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前邀寵，帝國主義可以因為他們已經反赤，而實行應許的讓步。資產階級公開的反革命了，建立了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反共清黨已經殘酷到十二分了。但是帝國主義不但不實行讓步，反而更進一步的進攻。這是客觀上必然的事實。於是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國民黨想在帝國主義統治與工農民眾政權之間創造一個第三者，——實際上完全是帝國主義統治的附庸。

　　中國的舊統治——帝國主義的統治，原本是在剝削中國農村的經濟基礎上；如今形式上大買辦階級北洋軍閥的統治雖然崩潰，換了國民黨的統治（南方各省），換了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那一經濟基礎並未變更，不過形成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聯治的局面罷了。

　　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豪紳已經成了絕對的反革命勢力，他們的內部，正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滯而留著許多半封建半宗法的社會經濟關係，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幼稚而沒有統一全國的政治、經濟力量，所以各地都有無數豪紳資產階級的派別，互相爭奪惡鬥，而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國民黨內的各派以及新軍閥中許多系統不過是全國範圍內這種社會關係的表演）。但是，這種反動統治無論如何動搖變換，如果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不起來推翻他，他始終維持國內豪紳資產階級及國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工農的剝削。要根本達到中國工農解放的目的，必須徹底撲滅中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中國工農的猛烈的階級鬥爭是打倒這種統治的唯一的出發點。

　　至於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店東、小廠主等等以及所謂中小商人，那麼，這種階級在現時亦已經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工商業發展的區域裡，他們經過股份公司等等和資產階級的剝削相聯繫。而且全國各地的小資產階級差不多十分之九是兼著做地主，工商業幼稚的中國，這些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之中得很多贏利，別方面中國經濟崩敗而失業眾多，逼著農民忍受極多重的剝削，只能接受極苛刻租佃苛約，負擔極重的債息；因此這些小資產階級拚命的安頓自己的資本到土地上，買田買地，放重債去剝削農民。再則，店東、小資產階級對於店員、手工工人，也因為自己處於極困難的競爭擠軋之中，剝削得比大資本家工廠主，還要利害；他們比大資本家更不能容忍「什麼」勞動運動。因此種種，無論小資產階級店主、廠主，如何受著帝國主義的壓榨，受著大資本家豪紳地主的壓迫，新舊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但是他們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他們一遇見工農的劇烈的鬥爭，一遇見真正徹底掃除中國的土地剝削制度的革命高潮，一遇見侵犯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他們便寧可去投降於帝國主義，去受豪紳資產階級的壓榨，轉過來替他們當走狗。這種店東、小資產階級，所以現在已成為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他們可以有時候反對這種統治，不滿意這種統治，可以做動搖變換的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互相爭奪時的某一方面的工具；但是他們更堅決的反對土地制度的變更，反對勞動運動。

　　土地革命之中，以及一般革命進展的過程中，希望和店東、小資產階級妥協，希望這種小資產階級是一個革命的力量，——這都是使機會主義發源的幻想。

　　中國革命從無產階級躍登政治舞臺之後（尤其是五卅以後），已經引起農民群眾的鬥爭；一九二四年以來，農民運動從減租減息的運動發動不到一年，便急轉直下的到了政權的鬥爭，到了爭土地的鬥爭。今年一年，尤其可以說是全國普遍的農民暴動的一年；雖然他是互相隔離，此起彼落的發動，而沒有能得著大範圍的勝利，但是農民群眾的傾向與要求是很明顯的：要求群眾自己的革命政權之建立，要求徹底肅清中國的舊土地關係。農民之中一般佃農要求土地，極貧苦不堪的自耕農也要求土地；尤其是失業的貧民苦力要求土地。要求取消一切債務，一切豪紳地主的權力。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重租重債等等），軍閥的戰禍，帝國主義買辦商賈的搜括，使極大多數的農民（即使是自己有幾畝田的）都簡直不能生活。土地問題的解決是萬分的緊迫。中國經濟生活中還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搜括原料，輸入工業品，發展些中國的工業，製造軍閥的戰爭，使極大多數的農民破產，同時，工廠之中不能容納這些「勞動後備軍」，於是他們大都變成所謂「遊民」、「流氓」、「土匪」——以至於兵士。這種巨大數量的遊民，要求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客觀上也是要求土地和工作。二十年來，軍閥用戰爭屠戮來延宕這一問題之解決；但是最近農民運動一起，土地問題解決剛才開始，這一階級的群眾，立刻看見了自己的出路，要求土地。兩湖今年四五月間農民運動公開的時候，顧孟餘、汪精衛、胡漢民[4]、吳稚暉等，就痛駡流氓地痞的農民運動，痛駡什麼「二十世紀的張獻忠[5]、李闖[6]」，——正是因為農民運動之中失業的貧民站著最積極的先鋒者的地位。就是城市之中，失業的「無賴的」貧民，也總是最積極最革命的成分。

　　總之，中國革命中客觀上的力量，無產階級之外，便是農民群眾，尤其是貧農及鄉村中的苦力遊民是主要的力量——土地革命發動力。解決土地問題，必須是這些群眾自動手的沒收土地，不但地主，就是富裕農民（自耕農）的土地，也不能不侵犯到，自然更必須掃滅一切地主，不論大中小的地主，必須由勞農取得政權，實行土地國有。如此，然後中國貧苦的極大多數的人民，方能得著生活的出路。

　　這種偉大的革命變革之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做領袖。中國無產階級數量雖然很少，年齡雖然很幼稚；然而他不比資產階級，他是唯一能領導農民起來解決土地問題的力量；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力量，五卅以來的事變，沒有一件不足以證明這一點，尤其是今年三月間的上海暴動，足以證明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是何等有組織、有力量。而且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外資本家的剝削之下，在豪紳資產階級共同的壓迫之下，他的鬥爭不能不是非常之劇烈的，不能不開始就是政治的——以至於政權的鬥爭。中國工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還不夠；他們的革命經驗告訴他們：即使小小的勝利，也會立刻遇見中外資本家方面殘酷逼迫，封鎖閉廠等等，所以即使為改善日常生活起見，工人也不能不起來實行監督生產，不得不直接去奪著政權——無產階級的這種鬥爭，在中國正和土地革命相並行。他的仇敵，和農民的仇敵是同一個。如果歷史上的農民暴動往往以無組織、無指導而失敗，那麼，現在的農民暴動，得有無產階級鬥爭做他的領導，做他的組織者。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有如此廣大的農民群眾做他的同盟軍。這兩種力量的聯合勢力，現在應當直接起來取得政權。

　　總之，中國革命之中，應當注意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幾個重要點：

　　（一）因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工業不能發達，富豪的資本大多數放在土地上，放在重利盤剝的事業上，所以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的基礎是在中國舊式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是所謂民權派的反封建的勢力，而且是擁護舊剝削制度，亦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統治的勢力。

　　（二）中國的店東、小資產階級與地主豪紳的舊式剝削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他必然是反土地革命的。

　　（三）中國有極廣大的手工工人、店員的群眾，他們在鬥爭中的分量，比較西歐俄國的手工工人、店員要強得多（全國除上海、漢口、天津、香港外，其他各城市中的工人，差不多大半是手工工人或半手工工人。）

　　（四）中國的農民群眾已經萬分迫切的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尤其是極大多數的貧農（自耕農、佃農之中都有）。

　　（五）中國破產失業的貧民非常之眾多，形成所謂遊民、土匪、兵士、苦力等非階級化的廣大群眾。

　　（六）中國無產階級——城市工廠工人及海員、鐵路、礦山工人，數量雖然少，然而革命一開始便是主力，已經有好幾年革命鬥爭的經驗和組織。

　　這種形勢之中，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策略，自然只有堅決的聯合廣大的農民群眾，尤其是貧農，聯合極廣大的兵士苦力貧民的群眾，起來取得政權，絕無猶豫的與已經背叛革命而動搖畏縮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奮鬥，勇猛的推翻豪紳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統治。

　　原載1927年12月5日《布爾塞維克》第7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指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二軍佔領南京。當晚，英、美帝國主義藉口其僑民和領事館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英艦「翡翠」號和美艦「諾亞」號對南京進行猛烈的炮擊，打死打傷中國軍民近百人，造成南京慘案。

　　[2]上海工部局，是外國侵略者在上海租界設立的行政機關，成立於1854年。它不但掌握租界內的行政事務，而且經常干涉和操縱中國上海政府的事務，成為列強執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

　　[3]上海總工會，是大革命時期中共領導的上海工會的聯合組織。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於6月1日正式成立，李立三為委員長，劉華為副委員長，劉少奇為總務主任，下設五個辦事處。發動組織全市工人舉行總罷工，推動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和「三罷」鬥爭的實現。又先後三次發動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變後，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

　　[4]胡漢民，廣東番禺（今廣州）人。早年加入同盟會，任評議部議員、《民報》編輯。辛亥革命中，任廣東軍政府都督、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1914年任中華革命黨政治部長。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8月，因與廖仲愷被刺案有牽連，被迫出國。1927年4月18日，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與蔣介石合作反共，後又受蔣排擠。

　　[5]張獻忠，陝西人。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1630年率米脂十八寨之眾起義，諢號黃虎，稱八大王，轉戰山西、河南、湖廣、陝西等地，為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之一。1643年攻佔武昌，自稱大西王。1644年在成都稱帝，號大西國。順治三年（1646）敗於清兵，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身亡。

　　[6]李闖，即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1629年起義，為闖王高迎祥部將。1636年高迎祥遇害，繼起稱闖王。1643年自稱新順王，進佔西安。次年正月，以西安為西京，建國號大順，稱大順王，年號永昌。同年2月，率軍東進，直搗北京，推翻明朝統治。明遼東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自成兵敗退出北京。順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九宮山遭地主武裝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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