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瞿秋白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一）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觀的革命形勢

　　本年八月裡中國共產黨中央通過的政治任務決議案[1]，已經考察武漢七月反動之後中國的一般政治狀況，斷定那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穩定，在現時中國這種社會經濟、政治的基礎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時指明：一般政治、軍事、經濟的大危機，因資產階級軍閥反革命的結果，必然要大大的擴大發展起來，這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實。中央曾經指出：雖然中國革命受著兩次巨大的失敗：四月間滬粵的反動，七月間武漢的反動，然而中國革命決不會就此長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認為這種悲觀的觀念是絕對不正確的。中央那時認為必須繼續擴大深入革命的鬥爭，並且要堅決的採取組織工農武裝暴動的政策。以後的政局，完全證明中央這種考察是正確的，中央的大政方針是對的。固然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於潮汕，固然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但是革命雖然又遇著了這幾處部分的新失敗，然而三個月來一般的鬥爭經驗，更證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對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農民眾的鬥爭又重新猛烈的爆發，一般政治狀況及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經過了很嚴重的變更。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考察現時的新時機而決定適應這種客觀時機的策略。

　　（二）中國社會的總危機與農業經濟

　　中國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雖然勝利，然而那些產生偉大的中國革命之社會經濟、政治關係仍舊存著。滬、粵、武漢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解決那些中國社會關係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這些矛盾劇烈起來，增多起來，更加使這些矛盾的爆發急遽起來。這就是因為得著勝利的反動勢力，竭力在那裡鞏固中國的舊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是陳舊腐朽落後野蠻的制度。於是這種情形的背景裡，那一般的總危機便儘量的大大開展起來。這就必然要引起無產階級城市貧民，尤其是農民的廣大群眾之革命鬥爭的高潮。

　　農業經濟的衰落破敗，一天天的更加帶著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質。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當的「豐年」（除直隸、山東兩省已經完全被戰禍天災所破滅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時，照例應當使農業經濟相當的改善，但是事實上差不多全國都因過去的災荒與戰禍，同樣是成千累萬的人餓死殺死，不過是比災歉的直魯略好些。），可是這所謂「豐年」，不但沒有阻止些農民經濟的崩敗，而且更加增進農民經濟崩敗的過程。因為「豐年」的結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錢米租費給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藉口豐年迫繳歷年欠賦），地主和重利盤剝者要追取農民的舊欠，買辦和商人要抑低農產品的價錢，軍閥更藉口增加稅捐至兩倍三倍（江蘇今年增收田漕的畝捐）。所以所謂「豐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農民破產，至少也和荒年一樣。地主的剝削農民，商人重利盤剝者的剝削農民，軍閥的掠奪農民，豪紳官僚等等的壓迫農民，現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弄得農民不但不能恢復自身的生產能力，甚至於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已經被這些有產階級剝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農業經濟的「重複生產」，即使在極隘小的範圍內也簡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賈重利盤剝者的直接剝削外，軍閥還要掠奪農民，他們不但徵發糧食牲口，並且要拉夫，再則因為戰禍連年的關係，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國家秩序混亂分崩，天災日益頻數（這些天災亦大半由於中國社會制度而來的），還有財政金融的紊亂，使鄉村中多量的出產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著相等的報酬，商業和市場的停滯紛擾，使農業經濟上技術方面的準備也日益破毀，鄉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種種，都使農業經濟崩敗衰落。農業經濟的危機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趨勢，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工農革命的徹底勝利和劇烈的土地關係的變革。

　　（三）工商業的危機

　　中國工商業及金融中的危機，尤其有明顯的表演。中國革命客觀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造成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一革命任務，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中就應當解決的。但是國民黨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走近解決這一任務的一步，而且更加使這一任務的解決遠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不但增加中國的分裂離析，而且發生許多新的混戰，各省之間有戰爭，每省之內也有戰爭，現在全中國都是混戰。商業交通在各省之間固然是時常斷絕，就是在一省之內也往往東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亂的金融狀況，原料機器燃料的運輸減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簡直斷絕了。反革命的屢次政變之後，外國資本家的競爭勢力又增加了好幾倍。再則中國農民的家庭工業，手藝等類的事業，更加破產停滯。國內國外的貿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輸入減少百分之五十）。外國資本利用銀價的低落，財政的紊亂及國民黨的屈服，更加在中國多量搜括金錢財貨。全國的破產窮困，經濟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墮落下去。幾百萬農民，幾十萬工人店員，都在失業，都從商業及一般生產過程之中排斥出來。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反動，就是如此的「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四）帝國主義侵略之急進

　　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在國際關係上，便是完全降伏於外國資本主義，而增加帝國主義的侵略。英國帝國主義已經實際上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統治了上海。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得著了絕大的勝利，滿洲內蒙正在變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國資本，他已經拋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不敢再爭收回租界的問題；關稅自主的問題，他竟無恥的完全屈服。他絕對的背叛了民族解放運動。現時國民黨的所謂「反帝國主義」宣傳，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過掩飾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那種無恥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只想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矛盾，而實在則替其中最強的當工具。從革命開始到現在，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統治力，從沒有現在這樣強大的。偉大的中國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雖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階級向帝國主義做買賣的「投機事實」的對象，但是從沒有像現在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國民黨）治下這樣厲害的。

　　（五）民族資產階級與國民黨

　　國內政策方面，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便是只能採取法西斯蒂主義及亞洲式的野蠻專制之兇惡手段。白色恐怖，窮凶極惡的鎮壓工農運動，屠殺勞動民眾，這種反革命政策，在國民黨治下，達到了空前的野蠻程度。中國舊式的野蠻毒刑，對於革命黨人的非刑拷打，還要加上建立黃色工會[2]的把戲和警察包探所組織的工賊性的「工會」，滲入工人運動。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日益增長，同時他自身之內的分化崩潰的過程卻也在急轉直下的前進，中國資產階級，固然絕對沒有能力實行反抗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反動的革命使命，而在群眾運動高漲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能力做穩定團結反動勢力的動力。對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他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統一中國，建立集權的國家，或者就在資產階級地主聯合的基礎上統一中國，都簡直是他沒有絲毫能力去實行的事。這是他歷史上的運命。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地主的聯盟，其結果是使中國更加分崩離析，使割據互爭的局面更加糾紛，自然要造成繼續不斷循環不息的軍閥混亂的屠殺戰爭，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各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最不成熟最沒有力量的階級，最不能負起歷史上的改造社會制度之責任的階級。一切建立鞏固的國家政權之嘗試，就算在一個小小省縣的範圍裡罷，都是完完全全破產。無間斷的屠殺、混戰及空前的貪婪、淫佚、腐化，——便是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國家機關之致命傷。國民黨曾經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墮落，完完全全變成無主義、無目的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狗窩，屠殺工農的劊子手的党，貪贓舞弊殺人兇犯投機奸商的官僚党，這事實很明顯的反映著資產階級反動的全部腐化崩敗的景象。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八月間便預言：國民黨要變成一個像樣的資產階級反動的政府黨，尚且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很對的。本次會議[3]完全贊同中央九月間關於取消組織左派國民黨之計劃及提出蘇維埃口號之決議[4]。本党認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本黨不但要號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國民黨，而且要努力揭發國民黨的欺騙壓迫民眾的罪惡，要領導民眾起來推翻國民黨。

　　中國資產階級是歷史上的流產，甚至於連造成自己政黨的能力都沒有。他們不能造出一個有一定政綱的黨，更不用說要他造出一個真有政治意識的政綱了。

　　（六）中國革命的前途

　　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特別的作用，使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完全沒有穩定的可能。經過革命的三次失敗，仿佛反動穩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須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夠由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一些，同時，必須在現時國際國內之中，有漸進的，算作是非常遲緩痛苦的改變社會制度之可能，可是實際上現時在中國沒有這些條件。中國沒有這樣一個階級，能夠負起責任來，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不過是奪取革命領導權蒙蔽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手段，領導權到手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立刻便不得不將他轉交給豪紳地主階級，就是完成反革命勢力的復辟，結果是反革命的領導權仍舊在豪紳地主階級手裡，而不在資產階級手裡。如汪精衛等類的政客，想「改良」土地關係（如應允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這種政策在幾天之內便完全破產，單是這一例子便證明改良政策不過是公開的欺騙。再則全世界客觀的形勢是革命的，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又在急進的施行，這種情形也就是使中國沒有由改良主義得著外國資本家的幫助，而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要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兩個條件：（一）使中國完全永久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二）帝國主義戰勝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戰勝蘇聯。此外中國不能由改良主義的方法去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卻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革命雖然受著屢次很大的失敗，而中國勞動民眾革命運動的力量不但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用盡，而且現在剛在重新爆發革命鬥爭的高潮。

　　最近幾月的經驗，鐵一般的證明這件事。中國偉大的革命已經喚起如此廣大的工農苦力群眾，他們都起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民眾激憤的革命力量，決非幾個月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所能完全撲滅的。

　　所有這一些情形，都使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5]；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這一觀察，並不帶著「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的幻想。中國的客觀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並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中國革命帶著長期的性質，但是是無間斷的性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稱為「無間斷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質上，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行推翻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所以中國革命進展的過程中決不能有民權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勢（所謂二次革命的理論）；這一革命必然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的責任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著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因為治者階級之間自身的衝突矛盾非常劇烈，他們的統治不能穩定，民眾革命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自發的到處爆發，而有匯合起來成為工農民眾的暴動推翻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趨勢。這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爆發，顯然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總之，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劇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漲與低落的問題

　　中國革命的無間斷的性質，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裡農民暴動的高漲，就可以證明。九月間農民暴動普遍廣東、湖南。雖然這種互相隔絕的群眾自發的暴動，遭著屢次失敗，然而農民運動的爆發仍舊繼續著，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於更加厲害起來。十月間農民暴動又在江蘇、直隸、熱河、山東開始了。同時幾個主要的無產階級的區域，如上海、廣州、武漢，經過一期退落情形之後，工人運動又帶起比較猛烈的革命性質。農民運動的潮流，已經引起了工人階級鬥爭的爆發，不過暫時還比較的弱罷了。南京與武漢軍閥爭奪地盤的屠殺戰爭、強盜戰爭開始之後，勞動平民反加受著痛苦，廣大的工農群眾更加憤激。雖然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對於群眾的革命運動非常之嚴重的壓迫屠殺搜捕，然而群眾的革命鬥爭，卻正在剛經失敗損傷的地方，陸續的繼起。群眾正在自己失敗的經驗上，學習革命的鬥爭。

　　固然，過分估量革命的高漲及群眾的革命力量組織力量，因而認為可以有大範圍內立刻的勝利，這是錯誤的；然而經過革命三次大敗之後，在現今這種反動局面之下，群眾的革命鬥爭終於重新爆發：如果對於這種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藥不能輕恕的錯誤。

　　因為革命潮流的低落條件，至少是：（一）資產階級軍閥統治的穩定；（二）改良主義的漸次實行；（三）革命群眾之潰散與消沉。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才使敵人驚慌失措而拚命的嚴厲鎮壓。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黨，不去積極發動群眾，領導革命潮流的發展，而以為自然的革命高潮到來，自會勝利，那也是機會主義的錯誤。

　　（八）現時的總策略

　　現時形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盡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中國共產黨應當避免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發動，那是會變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党應當去領袖一切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之發動。所以共產主義者應當做一切農民暴動的指導者。如果農民暴動的發動，事實上不能有多分準備起見而推遲，如果這種暴動事實上不能估量到較大範圍內的勝利，那麼，黨應當使這種暴動採取遊擊式的戰爭（不去佔領縣城或巨大的地域，長久的時期，不去費力建立大規模的軍隊等等，而以人數雖少卻是團結鞏固的暴動軍，經常不斷的襲擊政府的軍隊或地主的武裝）。這種遊擊戰爭，隨後很容易發展而生巨大的農民暴動，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的範圍內奪取政權。固然，遊擊戰爭開始之後，攻襲城市，尤其是小縣城，是農民群眾常有的傾向，本党尤當領導這種鬥爭，使適合於戰術上的目的，襲其不備，奪其武裝，殺戮豪紳，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但是，農民暴動之後，如果專意佔據縣城而忽略鄉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發動更多更廣的群眾，不使群眾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權（蘇維埃），那麼，這便是軍事的機會主義。

　　至於城市之中，則遊擊戰爭的策略，比較起來要難實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適宜採用這種策略的時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經最終決定舉行暴動，巷戰已經開始，那時，黨才可以運用這種遊擊戰爭的策略。然而現在在一切工業區域，已經要建立工人的武裝隊、自衛隊，訓練戰術，利用他們在日常的反抗黃色工會的鬥爭之中；這已經是工業城市之中現時所不可遲緩的任務之一了。城市暴動的必須條件是：工人群眾的革命高漲及革命情緒——工人日常經濟鬥爭的加緊與擴大，形成總的政治鬥爭；（二）治者階級統治之動搖崩潰的形勢；（三）一般市民（中層階級）的慌亂、猶豫、搖動，對於治者階級厭惡而反對，甚至於同情於治者階級之顛覆；（四）工人階級之革命力量之組織，技術上的準備。因此，黨不但不應當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謂軍事工作之準備而忽略各市以及各縣工人、手工工人、店員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之指導與發動，而且應當更加加緊這種鬥爭，每一次極小的鬥爭之中，也要引導工人群眾去瞭解暴動奪取政權之必要，及與農民暴動聯合推翻統治階級之必要；這樣，於是切實的在政治上準備城市之中暴動，關於工人暴動與農民暴動的聯絡關係，是黨的最重要的責任，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贊助，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獲得最終勝利的；但是，這種聯絡，只有經過黨的組織與規定計劃。群眾的暴動，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要適合當地的環境與時機，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沒有立即暴動的形勢中，而以軍事投機的方式做軍事上的互相影響。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做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再則，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下，可以發生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是軍事投機主義，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發動，固然是軍事投機主義，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不以發動群眾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眾的力量，而只相信軍事的力量，只知道軍事上的佈置準備攻守進退的規劃，因此，暴動之中只見軍事的行動，並不充分發展群眾鬥爭的根本工作。二是藉口準備的不充分或者採取等待政策，而不發動當地的群眾，甚至群眾已經多數的起來暴動，尚且對於領導這種暴動仍舊是怠工或動搖猶豫，這種傾向的不信任群眾力量，不發動群眾的政策，甚至限止群眾自發的鬥爭，可以使黨在群眾之中喪失政治生命。黨對於這兩種錯誤的傾向應預先指出他們的危險性而努力掃除之，中國共產黨對於民眾暴動的責任，固然是使他盡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組織性，但是，一切群眾自發的鬥爭，即使是黨所認為過早的，黨也有起而領導之責任。

　　最後，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一般貧民苦力群眾（小資產階級群眾）應當盡力吸引他們參加工農的鬥爭，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

　　現在雖還沒有到總暴動的時機，而黨的任務卻正在於努力鼓動各地城鄉革命的高潮，創造總暴動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組織農民自發的暴動，而且要去領導貧苦農民，領導起潛伏待發的暴動，發動遊擊鬥爭；應當發動工人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領導他們匯合而成總暴動，獲得盡可能的大範圍內的勝利。

　　（九）蘇維埃的口號與工農政綱

　　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只能在蘇維埃制度的形式裡建立起來。黨應當在文字口頭的宣傳上，對於最廣泛的群眾解釋：「為建立工農兵手工工人城市貧民代表會議政府，而實行革命鬥爭的必要。」（「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但是，只有確實無疑的群眾革命運動的巨大高潮，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只有到了這種時候，方才可以並且應當組織蘇維埃，以為革命的政權機關。這所謂「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是說暴動在一定區域內已經有固守較長時間的可能；只要有這種可能，便應當建立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只要暴動真正是發動群眾的，那麼，暴動勝利時，這便是事實上不能不執行的任務。至於遊擊的農民暴動，還只在襲擊移動的時候，當然，那組織暴動的當地革命委員會，繼續以臨時政權的性質為暴動之指導機關。總之各地農民暴動的發動，應當以當地農民的秘密團體（農民協會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員會來指導（城市暴動便是工會等推舉的革命委員會），應當儘量發動群眾，引進更多更廣大的群眾參加，實行自動手（「民眾式」）的沒收土地，殺戮豪紳，工賊，摧毀中國一切舊社會關係，實行遊擊式的戰鬥——解除敵人的武裝，組織工農革命軍；這種暴動在一定範圍的區域內得勝而有固守的規劃之可能，便應當建立蘇維埃（農民代表會議）；如果已能佔據城市一縣或數縣，以至於一省，工農暴動已經聯合起來而獲得勝利，那便有建立蘇維埃之必要。城市中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廣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員的群眾；城市暴動一開始，甚至尚未開始之前，已經要有群眾鬥爭組織的雛形，如總同盟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大會，革命委員會等，要積極領導這種群眾鬥爭的組織，使成為革命的暴動的中心機關，實行革命暴動獨裁的機關。暴動勝利一有鞏固的可能，這類的群眾組織便要變成蘇維埃，而為革命的政權機關。暴動的勝利，只有在建立蘇維埃的過程中，能使工農群眾真正自己獲得政權，而更加儘量的來發展革命鞏固革命的勝利。——所以蘇維埃的組織既不能在勝利絕未鞏固之時開始，因為這可以陷於忽略軍事戰鬥而專事選舉，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成見，因而減弱革命的獨裁制以至党的領導權之危險；蘇維埃的組織也更不能藉口於軍事尚未了結，基礎尚未穩固，而延遲推宕，因為這便更加要增長暴動中的軍事投機主義，這便將工農暴動完全變為軍事行動，只去攻城奪地，只知道軍事上的規劃。

　　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是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城市貧民應當包括工匠手工業者及一般非剝削者的小資產階級。

　　黨應當在鬥爭的過程中組織農民于農民協會等類的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依各地的情形、群眾的信仰而定）。這種農民組織必須是貧苦農民群眾（破產貧困之自耕農，佃農，雇農，失業農民）之階級鬥爭的組織，且是暴動的組織（決不能視為類似工會的經濟的組織）。然而黨應當確定方針：暴動勝利之時，要農民協會變為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現時就應當宣傳蘇維埃的口號及農民協會的過渡作用。所以蘇維埃口號並不與組織農民協會相衝突，可是「鄉村政權歸農民協會」的口號，應當取消，蘇維埃口號之外，還要團結農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農民暴動未發動的地方，秘密的農民團體是有需要的，本黨應當引導他們到抗租抗稅不還債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沒收土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總方針，已經載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之中。黨應當堅決的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分子猶豫圓滑的修改或謬解土地問題上的黨的主張。土地革命的主要口號應當是：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稅，取消一切苛約、重利債務，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堅決的反對用減租，沒收大地主，打倒劣紳惡地主等改良主義的口號，來替代上述的革命口號。本党應當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遊擊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蘇維埃口號以外，還有勞動問題黨綱：八小時工作制，絕對的增加工資，規定休息日，社會保險，要求監督生產等。再則，應當對於工人群眾及城市貧民解釋，並且要在暴動勝利之時實行下列的事：例如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厲行勞動法，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改良貧民生活，如建築工人貧民住宅等。只有在這種革命的口號之下，本黨才能組織被壓迫群眾的暴動，而得到勝利。

　　（十）反對軍閥戰爭與軍事問題

　　反對一切軍閥戰爭的問題，是中國現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贊成中央最近所發反對軍閥戰爭的宣言，認為對於軍閥戰爭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的政策，是非常之對的。「失敗主義」便是要使交戰的雙方軍閥都失敗，因為軍閥的失敗崩潰，就可以開展群眾革命運動的環境，而使工農暴動容易得勝。本次擴大會議更特別的指明：失敗主義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舊軍閥戰爭的時候，對於本黨是天經地義。對於勞動民眾，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的統治，與白崇禧、唐生智、汪精衛的統治是一樣的。北方軍閥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盤剝者，是最大的官僚買辦資本家的代表（商業資本與重利資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權）；南方軍閥是豪紳地主（重利盤剝者）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他們雙方雖然現在還是反動之中互不相同的種類，可是工人階級及農民對於他們的態度是一樣的。本黨的任務，便是在一切軍閥戰爭之中，努力將這種軍閥戰爭變成革命戰爭，將這種屠殺掠奪的戰爭變成勞動民眾反對富豪軍閥的國內戰爭。本党應當向勞動工農民眾解釋的，對付軍閥屠殺戰爭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農兵士群眾起來實行推翻自己當地的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之革命暴動。本黨應當組織群眾以備暴動，在優越的時候發動群眾而指導他們暴動，領導工農群眾起來奪取這些混戰殃民的軍隊的槍支武器。

　　中央認為必須更加加緊在一般廣泛的平民群眾之中做反對軍閥的宣傳。「反對戰爭」的口號，中央認為是對的。但是宣傳這一口號的時候，必須解釋，要能永久消滅這種軍閥的掠奪戰爭，只有勞動貧民的革命勝利，而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軍隊之中的革命工作，因為戰爭的關係，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緊破壞這些軍閥軍隊的工作。中央現時特別指明：雖然中央政治局屢次提及這一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到處受摧殘，或者簡直沒有做。農民暴動屢次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認為就是這一工作沒有絲毫成績的緣故。本次會議現時特別命令各級黨部立刻開始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號之外，軍隊中的宣傳，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餉項，要求發清欠餉，給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廢除肉刑，反對軍官侮辱兵士，兵士監督軍官的財政收支等等。本党應當號召兵士參加工農暴動，沒收軍閥財產，兵士派選代表參加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的政權。

　　同時，中央認為必須特別指出：中國革命總經驗，尤其是屢次失敗的教訓，都證明要使中國現在的雇傭軍隊，變成革命鬥爭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動勝利而有可能組織正式的革命軍隊的地方，本党應當組織完全與雇傭軍隊不同的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組織上的主要原則，便是志願兵制度，工農革命軍的主要成分，應當是階級覺悟的革命的工人和農民。黨代表政治部的制度，應當在新軍隊的各級組織之中建立起來。新軍隊中應當有集權的軍需供給的機關。新軍隊的名稱定為工農革命軍。

　　（十一）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八七緊急會議[6]以來的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階級鬥爭劇烈的時期，這種情形自然的結果，竟使本黨以全力去指導無產階級農民的鬥爭；在這種艱苦困難的條件之下，本黨所以沒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上來。同時，正在這一時期之中，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保鏢的軍閥（國民黨）逐步屈服，實行其賣國的親帝國主義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工人苦力群眾赤手空拳奪回來的英租界，國民黨竟歸還了英帝國主義者，這是何等的恥辱。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經企圖使鹽務署的外國督辦服從自己，但是英國領事幾聲抗議便把國民黨嚇退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而國民黨政府一句硬話也不敢說。所有這些事實都更加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是徹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無產階級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引進極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群眾。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應當領導中國勞動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嚴格的揭發治者階級的賣國行為，以及國民黨虛偽的「反帝國主義」的口頭禪。本黨應當號召無產階級及廣泛的被剝削民眾起來奮鬥：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立刻撤退外國海陸軍，沒收外國資本家的工廠，企業，銀行——歸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中國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債——滿清政府及軍閥政府零躉出賣中國所借的外債。

　　同時，本黨應當經常不斷的對工人及一般勞動民眾解釋：中國人民要完全戰勝帝國主義，只有推翻治者階級，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真正的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同時，也只有得著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

　　（十二）機會主義之遺毒

　　八七緊急會議雖然嚴厲的反對以前黨的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半孟雪維克主義[7]的政治方針，中央臨時政治局[8]雖然屢次糾正地方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然而黨內仍舊有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之遺毒。葉賀潮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動政治上意義的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前敵指揮者不是實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種主要問題上採取妥協的改良主義的方針（只提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張減租到收穫百分之三十，不注意農民群眾的革命宣傳，不准工農自動的獨立的實行殺戮豪紳地主反革命派，拋棄徵發沒收地主豪紳財產之政策等等）。軍事上很壞的策略，也表現前敵黨的指導，沒有革命的建議力，沒有果斷的意志和方針。許多次的農民暴動之中，指導者猶豫動搖，沒有革命的堅決的意志，都是多次失敗的主要原因。這種機會主義的特點，便是不相信群眾運動的力量，不去依據工農民眾，而總想依靠靠不住的軍隊力量，總只想做勾結雜色軍閥的把戲。中央這次會議認為必須以全黨的力量，來排除這種危險的致命的機會主義之遺毒，這種機會主義遺毒猶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導幹部是非無產階級的成分，本次會議命令各級黨部立刻用最堅決的方法，使指導幹部工人化，肅清其中的機會主義的分子，要知道最近兩湖、廣東及葉賀南征的失敗，其原因由於主觀上的錯誤的占極大部分，沒有強固健全的非機會主義的黨的指導，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再則，本會議認為還要預防黨內別一種危險傾向發生之可能，——這種傾向便是對於工人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部分要求的鬥爭，職工運動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實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不但和指導部分要求的鬥爭的工作不相衝突，而且更加要黨積極的去領導工人階級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共產黨發展成為群眾的革命的組織。

　　原載1927年11月28日《布爾塞維克》第6期

　　未署名

　　注釋

　　[1]指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其中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于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下」的策略方針，以便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

　　[2]黃色工會，本指資本主義國家中被資產階級所收買，並為工賊所控制的工會。1887年，法國蒙索明市的一個廠主收買工賊組織假工會，用以破壞罷工。據傳說，當時罷工工人打碎了這個工會會所的玻璃窗，資方為之用黃紙裱糊，因而被稱為黃色工會。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為國民黨所操縱的工會，亦被稱為「黃色工會」。

　　[3]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

　　[4]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指出最近幾個月的經驗表明，以前復興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徹底的民權革命即掃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經不能用國民黨作自己的旗幟。因此，中央對八月決議案中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及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

　　[5]「直接革命」形勢、「無間斷革命」等，都是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提出的，顯然帶有「左」傾盲動主義傾向。

　　[6]指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

　　[7]這裡的機會主義、半孟雪維克主義，指中國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或曰投降主義。

　　[8]指八七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

　　(1)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瞿秋白主持會議，並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的意見起草《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又稱《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會議原則上通過，中央常委會14日會修改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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