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論文集》自序|瞿秋白

《瞿秋白論文集》自序

　　《瞿秋白論文集》自序(1)（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

　　中國的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然已經很久；五四運動之際，《新青年》[1]及《星期評論》[2]等雜誌，風起雲湧的介紹馬克思的理論。我們的前輩：陳獨秀[3]同志，甚至於李漢俊[4]先生，戴季陶[5]先生，胡漢民[6]先生及朱執信[7]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只有陳獨秀同志在革命的實踐方面，密切的與群眾的社會運動相聯結，秋白等追隨其後，得在日常鬥爭中間，力求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的所謂國情。至於戴季陶先生，雖然他首先以馬克思主義來探求「中國之亂源」，胡漢民先生，雖然他首先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上古（戰國）的哲學思想；然而現在他們早已公開的拋棄唯物史觀……這難道是偶然的？

　　中國無產階級處於世界革命的時代及國民革命的中國，他一開始自己的運動，便不得不直接參加政治鬥爭，決不能限於改善自己生活的經濟鬥爭。「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這句話在西歐和俄國仿佛有一時期還是比較抽象的說明，在中國卻是異常明顯而具體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國無產階級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

　　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剛從宗法社會佛、老、孔、朱[8]的思想裡出來，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實說這是無知識的知識階級，科學歷史的常識都是淺薄得很。中國無產階級所湧出的思想代表，當然也不能自外於此。只是革命實踐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來解決中國革命中之許多複雜繁重的問題。「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這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情形。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一九二三年回國之後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我現在收集四年來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於呈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用革命理論於革命實踐上的成績，並且理出一個相當的系統，使讀者易於找著我的思想的線索。固然，無產階級之革命思想的指導，當然是集體的工作，然而我確是這集體中的一個個體，整理我的思想，批評我的思想，亦許對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不為無益。況且集體的革命工作之意義，正在於其自我批評的發展；而集體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於其各個個體之間的切磋。固然，我這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理論裡，可以有許多沒有成熟的、不甚正確的思想，然而我始終亟亟乎將我的成績同著我的錯誤一齊彙集發表，正是因為要發展中國社會思想的自我批評：我們的著作是想要利於革命的實踐的，而並非想「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列寧說：「自然……與其寫革命，毋寧做革命。」我們固然很願意從事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巨著，但是在現時革命潮流洶湧的時機，既不應幻想明窗淨几閉戶著書的餘暇，那麼，僅只我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試作，「做革命」的一部分的成績之彙集與整理，也就未始無益哩。於是瞿秋白的論文集便出版了。

　　論文集分八類：（一）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二）帝國主義與中國；（三）買辦階級之統治；（四）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五）北京屠殺[9]後國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八）赤化漫談。

　　第一、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應用於中國國情，自然要觀察中國社會的發展，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經濟狀況中的資本主義的趨勢，以及中國革命史上的策略戰術問題。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之職任；五卅[10]以前無產階級應當參加國民革命，準備取得其領袖權，認定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於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獨裁制，而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五卅以後，無產階級領袖國民革命的問題，更加成了實際鬥爭的現實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已經因農民問題的要求切實解決而不能久持了，五卅屠殺後之無產階級，實在已經實際的直接的開始了國民革命。

　　第二、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在於推翻世界帝國主義，因為不但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國際殖民地，而且中國國民革命簡直是直接的由世界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所提攜起來的。雖然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不是所謂半殖民地的，而是次殖民地，這句話確有鼓動的意義；然而真實的情形，卻在「國際殖民地」。所謂國際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說中國沒有成為某一帝國主義國家之直接統治地，而是列強互爭的對象。這中間包含著充分的帝國主義列強互相衝突的原素。因此，中國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後，世界革命最容易爆發而勝利的地方。中國國民革命之為世界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於此更加有深一層的意義。雖然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程度很低，還只有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需要，而且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的建設比俄國還要困難好幾倍，然而中國國民革命不勝利則已，如果勝利則必定是顛覆世界資本主義而創造社會共產主義的一支流。因此，我們以前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種種方式及中國革命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之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三、買辦階級之統治——這是我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時論之總題。當時臨城案[11]、賄選案[12]、承認蘇俄問題[13]及廣州買辦軍反革命叛亂[14]等現象，顯然表示是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穩固的統治全國，並且壓迫孫中山政府之時期。反右派的鬥爭已經開始，尤其是在廣州商團叛變時；中山北上的第一次北伐[15]，已經提出國民會議之主張（我當時有一篇《論革命戰爭之北伐》，惜因《嚮導》不載，已經遺失，未能收入此集），——這時期已經是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胚胎。

　　第四、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這是我一九二五年的時論之總題。當時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16]，國民會議[17]始成全國革命平民的旗幟，繼之以上海小沙渡罷工[18]，五卅屠殺後的偉大革命運動，直到反奉戰爭中「變軍閥戰爭為平民推翻軍閥戰爭」之呼號與「為國民會議而戰」之要求，對抗吳佩孚[19]之法統主張。總之，五卅而後，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鬥爭，已有具體的初步表現。這一期的時論，可以《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一文總其成。

　　第五、北京屠殺後國民革命之前途——這是我一九二六年的時論之總題。北京屠殺後，國民軍[20]敗退之時，大致都認為是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反赤勝利之反動局面。然而五卅以來農民奮起，小資產階級的左傾，他們不但積極起來反抗買辦士紳階級，並且漸漸脫離資產階級之民族改良主義的領導，急切的要求反守為攻，尤其是革命戰爭的北伐，以直接繼續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革命平民，尤其是農民已進一步而要求平民政權。同時，民族資產階級攫取領導權，而向妥協政策方面去，因為農民及無產階級的鬥爭，已經對於他們自身都發生危險了。列寧說：「俄國資產階級很恨俄皇政府，但是他是因為俄皇政府的政策會惹起革命。」（列寧引考茨基[21]語）中國資產階級在五卅以來真的走上這條路；他們恨帝國主義，正是恨他的惹起革命。所以如果革命平民要求北伐，是為著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權，那麼，資產階級之贊成北伐，卻是為著要求買辦階級之小小讓步，以便結束革命，制止平民的民權主義之發展。這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領袖權之鬥爭，已經迫近成敗存亡的緊要關頭。這一時期的時論，可以《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及《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化之鬥爭》二文作為綱領。

　　第六、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中國的國民革命發展于世界社會革命的時代裡，我們不能不在世界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勇猛鬥爭；中國的無產階級，甚至於一般的勞動平民解放的目的，都在於共產主義。所以關於共產主義國際[22]、共產主義少年國際[23]、赤色職工國際[24]、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鬥爭、俄國無產階級之勝利與經濟改造事業以及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如土耳其），我亦曾竭我的能力譯述，以供國人的研究，茲彙集於此。

　　第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理論、主義的問題，當然不能離開實踐，所以我在上海大學[25]教課的講義，大半都沒有收入此集。固然，集中很有幾篇文章關涉到較深的純理論的問題，然而大致與中國現時社會思想的階級鬥爭是有關係的，如東西文化、科學玄學的爭辯等。還有與革命實踐密切相關的理論上的爭辯，則已分別歸入其他各類。思想的戰線上，我們不能不對於當代「偉人」梁啟超[26]、章行嚴[27]、梁漱溟[28]、張君勱[29]、戴季陶、胡適之[30]、《獨立青年》[31]派，以及帝國主義御用的曾、左、李[32]（並非滿清貴族御用的曾、左、李[33]，乃是《醒獅》[34]的國家主義派）下無情的攻擊。這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從；而且是中國民族——國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說我喜歡得罪偉人，那麼，我可以順便在這裡「道歉」一聲，只好根據于孔夫子的聖經賢傳，說聲「大義滅親」了！況且我這些文章公佈已久，從不看見他們公開的直接的答覆，足見已是理屈辭窮，不敢接受我的挑戰。「偉人與可笑的人相差原只有一步呵。」

　　第八、赤化漫談——這是我文藝雜著等的彙集。自五四運動中國宗法社會的思想崩潰以來，至今還是遺留著；好像惡瘡似的，從陰處逐漸腐爛，非常之延緩遲滯，其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婦女問題、青年問題，甚至於在已經開始鬥爭的無產階級之中，還保存許多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舊觀念。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要高呼「持續新文化運動時期（五四）之可寶貴的遺產」！這種可寶貴的遺產，便是無情的徹底的反抗宗法社會及一切舶來的反動妥協的文藝思想。再則，我這些雜著中也還反映些國際革命運動中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族之實際鬥爭，如二七流血[35]，敘利亞、摩洛哥的血戰[36]，以及《革命運動年表》[37]與《戰壕斷語》[38]等。因此，我雖自知文藝稚弱，雜著龐亂，也還敝帚自珍，將他們存留在此。

　　《瞿秋白論文集》之出世，正當革命戰爭劇烈之際，中國革命大踏步的前進，中國歷史的軌道正在將轉彎未轉彎的時期，亦許，不久便須更深一層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論文集很快的變成陳舊的文籍！

　　注釋

　　[1]《新青年》，見本卷第47頁注61。

　　[2]《星期評論》，1919年6月在上海創刊。由戴季陶、沈玄廬主編。1920年6月6日休刊。共出53期。

　　[3]陳獨秀，見本卷第365頁注①。

　　[4]李漢俊（1890—1927），原名書詩，一名人傑，以號行。湖北潛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受日本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河上肇影響較大。1920年回國後，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學說，並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作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脫黨。其後任武昌高師、武漢大學教授。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委員、湖北省政府教育廳長等職。1927年11月，被軍閥殺害于漢口。

　　[5]戴季陶，五四運動期間曾編輯《星期評論》，發表過某些談論馬克思經濟學說和勞動問題的文章，但不少地方作了歪曲，表現了改良主義傾向。後曾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活動，不久即退出。參見本卷第315頁注40。

　　[6]胡漢民，五四時期曾在國民黨《建設》雜誌上發表過談論馬克思主義史觀的文章，認為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某些論點在中國是「古已有之」。參見本卷第272頁注321。

　　[7]朱執信，早年留學日本，1905年參加同盟會，曾在《民報》上介紹過馬克思和《共產黨宣言》。辛亥革命後，任廣東軍政府總參議、《民國日報》和《建設》雜誌編輯。十月革命後，他稱讚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刻苦犧牲精神，宣傳社會主義，並設想以蘇俄紅軍為榜樣，建立一支有主義的部隊。參見本卷第272頁注323。

　　[8]佛、老、孔、朱，指佛祖釋迦牟尼、老子、孔子、朱熹。這裡是指維護封建宗法統治的四種學說，即佛學、老莊學說、孔孟儒學、程朱理學。

　　[9]北京屠殺，即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見本卷第40頁注②。

　　[10]「五卅」，即1925年的五卅運動。見本卷第40頁注①。

　　[11]臨城案，1923年5月5日，山東土匪孫美瑤在津浦路臨城附近劫持火車，擄去中外旅客百余人。案發後帝國主義各國乘機要挾，甚至揚言要聯合出兵進行干涉。

　　[12]賄選案，即曹錕賄選總統案。見本卷第74頁注32。

　　[13]承認蘇俄問題，指1924年5月，中蘇兩國政府代表在北京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宣佈兩國恢復正常外交關係。

　　[14]廣州買辦軍反革命叛亂，即廣州商團叛亂。1924年在英帝國主義指使下，廣州商團軍發動叛亂，企圖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建立所謂「商人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廣大工農群眾和國民黨左派支持下，孫中山調集工農武裝、黃埔學生軍及其他軍隊，一舉鎮壓了這次叛亂。

　　[15]1922年5月，孫中山與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結合三角反直同盟，在韶關設立大本營，分兵三路進攻江西。6月，北伐軍曾先後攻佔贛州、吉安，直逼南昌，是為孫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後因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致使北伐失敗。

　　[16]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見本卷第150頁注21。

　　[17]國民會議，見本卷第43頁注21。

　　[18]上海小沙渡罷工，指1925年2月上旬，上海小沙渡日商內外棉11個廠以及同興、日華和楊樹浦的大康等紗廠工人4萬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的大罷工。罷工雖然遭到失敗，但為五卅運動的爆發作了重要準備。

　　[19]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0]國民軍，見本卷第41頁注⑦。

　　[21]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首領和理論家。他的早期著作對解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起過積極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積極支持帝國主義戰爭，成為社會沙文主義者。十月革命後，不斷發表著作，攻擊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

　　[22]共產主義國際，即第三國際。見本卷第127頁注34。

　　[23]共產主義少年國際，即少共國際。1919年11月成立。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國革命青年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

　　[24]赤色職工國際，見本卷第263頁注253。

　　[25]上海大學，1922年由上海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改組而成。于右任任校長，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著名共產黨人在該校任教任職，是國共兩黨合作創辦的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大學。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國民黨軍隊封閉。

　　[26]梁啟超，見本卷第98頁注④。瞿秋白曾在《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等文中批判過梁啟超。

　　[27]章行嚴，即章士釗。見本卷第44頁注32。瞿秋白曾在《現代中國的國會制度與軍閥》一文中專門批判了章士釗。

　　[28]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生於北京。當時是鼓吹東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瞿秋白在《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等文中批判了梁漱溟。

　　[29]張君勱，見本卷第74頁注30。瞿秋白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及《社會科學概論》中批判了張君勱。

　　[30]胡適之，見本卷第62頁注③。瞿秋白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胡適之與善後會議》等文中批判了胡適之。

　　[31]《獨立青年》，1926年1月創刊。與《醒獅》週報互相配合，共同鼓吹國家主義。瞿秋白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等文中批判了《獨立青年》派。

　　[32]帝國主義御用的曾、左、李，指反蘇反共反對國民革命的國家主義派——中國青年党首領曾琦、左舜生、李璜。瞿秋白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等文中批判了國家主義派。

　　[33]滿清貴族御用的曾、左、李，指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封建武裝首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34]《醒獅》，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在上海創辦。曾琦任總編輯，左舜生任總經理，是中國青年黨的機關刊物。

　　[35]二七流血即二七慘案。見本卷第62頁注⑤。

　　[36]敘利亞、摩洛哥的血戰，參見本卷第313頁注19、18。

　　[37]《革命運動年表》，原載《新青年》月刊，已收入本卷。

　　[38]《戰壕斷語》，即《中國革命者的雜記》，第一部分原載《新青年》月刊第3號，收入本文集第3卷。第二部分原載《新青年》月刊第4號，收入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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