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買辦階級的威權與商民|瞿秋白

上海買辦階級的威權與商民

　　——談談上海的商會和上海的「華人」（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

　　偌大的上海，究竟有幾個中國人呢？獨秀[1]先生說「革命的上海」有二百多萬居民；最近罷工、抵稅、抗捐、搶米等的風潮裡，確實看見不少「下等華人」萬頭攢動的「吵鬧」。要說上海沒有這許多人，誰也不能相信。哈哈！可是這二百余萬的居民裡，真正有「人」的資格的實在是不多。一來是，工人雖有五六十萬，我們再加上做手藝的、拉洋車的、當店小官的、做娘姨大姐的、做小攤子小鋪子生意的、縫窮的、討飯的、江北老、小癟三……一搭刮子算起來，至少要有一百三四十萬。然而這些人一天到晚挨打挨駡牛馬似的做工，吃不飽穿不著；這還不算，譬如平涼路工人住的草篷子，一間烏黑大暗的住房，至少要擠七八個人，外國老爺還要跑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這種人那裡有「人」的資格！所以號稱代表華人的總商會向來是不管他們，並且要拿他們的利益，去向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做買賣，譬如修改五卅要求[2]，幫助封閉上海總工會等等。如果總商會是代表華人，那麼，這一百多萬的居民當然不是華人了！

　　上海總商會不久以前還爭工部局裡的「華董」[3]。如果照上述的計算來說，就算工人等不是華人至少還剩得五六十萬。可是，明天便要開納稅華人會[4]了；據一月前的調查，上海總共只有二千九百四十七人享有納稅會的選舉權，依「法」鑒別後又只剩了一千五百七十人，享有被選舉權的只有八百五十一人。這樣一來，上海的華人又減少了五十萬七千多人。其實照我們下等人的心理來說，高等華人雖然因為納稅，便有參與市政的權利；下等華人未始不走馬路，吃自來水，未始不納路燈捐、門牌捐、車照捐等等，也應當管理市政。再不然，上海幾十萬的商人有這麼一萬八千塊錢財產的，總可以身膺「高等華人」之尊稱了罷！何以連他們也剔除了呢？其中有個道理。原來納稅華人會和總商會是一鼻孔出氣的。只看上海總商會居然組織了自己的軍隊（保衛團），曾經以總商會「會令」特任江政卿當保衛團「總司令」；這一軍隊的給養卻取之于南市、閘北的居民，就是所謂保衛捐，仿佛是因為保衛團駐紮在閘北、南市之故。可是閘北自治問題[5]，華界捲煙稅、門牌捐、宅地稅等的爭執裡，卻不曾看見總商會出來代表華界居民說話。閘北、南市的商人和一般市民現在起來反抗，拒絕保衛捐，說：我們窮人拿出錢，保衛你們富人，這事太沒道理。誠然不錯，照下等華人的道理，這事本是講不過。但是，高等華人自有高等道理。他們本來是把普通商人只算奴隸牛馬看待。所以窮人只管窮，米糧只管貴，有納稅資格的房主還是盡著在那裡加增房租。所以他們向外國人要求參與市政，只說按照納稅額比例，由納稅華人會選舉三名華董。這樣一來，上海華租各界的普通商人也不是華人了。

　　除去這些飯沒得吃，房子沒有住，拿出錢來保衛富人，挨打挨駡做苦工受剝削的上海居民，當然算不得華人，甚至於算不得人的牛馬奴隸之外，上海的華人自然只剩得納稅華人和總商會會員了。讀者諸君，你們不要又拿下等人的道理來推論，說：「阿彌陀佛！總算上海還有一千五百多位的納稅老爺和五百四十多個會員大人——可以算得華人。」事實上是大謬不然。

　　第一，納稅華人的選舉資格和被選舉資格還沒確定。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6]屢次要求公佈納稅人資格、選舉名冊和手續，想必也是要拿個「高等」頭銜。但是，納稅會申斥他道：「無論何種機關，不得妄指為有疑義……，請貴會謹守權限。」總而言之，是罵得個狗血噴頭。商聯會裡也有兼著總商會會員的，也有兼著納稅選舉人資格的，為什麼碰著這個大釘子呢？原來納稅會裡和總商會裡，還要分出一小部分的「中堅人物」，才是真正老牌毫無假冒的華人；平常代表「華人言論行動」的只是這一班「優秀分子」，如今普通會員和依「法」有選舉資格的人，敢起來表示懷疑他們作弊等等，自然要受著當頭棒喝。這次總商會選舉風潮[7]也是同樣的事實。總商會會員雖然有五百四十多人，可是會董卻只有三十五人。這一班「優秀分子」和納稅會的主持人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總商會會董是些甚麼「東西」？一大半是洋行買辦，直接的或間接的。各行各業的大商人並不能當選做會董，卻有些大公司大銀行，和帝國主義軍閥最密切的，每每一家占了十幾個。這三十五位天神天將名紳巨賈整天到晚假借代表華人或人民的名義招搖撞騙，和帝國主義軍閥做買賣。有位總商會會員朱燮臣君說得好：「卑鄙齷齪，以千方百計，運動當選（會董），利用商會名義，藉以接近官僚，招搖過市，自以為無上尊榮。」這次總商會選舉風潮內幕，就這幾句話已經形容得淋漓盡致。趙南公、馮少山等，還在竭力爭會員資格和選舉法律的遵守；殊不知道這些天神天將似的商會領袖原用不著甚麼法律。譬如中華民國的約法說「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可是總商會現時的中堅人物竟向工部局告密，說商會中不安分子私自集會參與滬商協會的組織。於是這一普通商民的組織便在開籌備會的時候即被封閉，而且巡捕包探潑頭潑腦將與會的商人痛打了一頓。我們下等華人見著報紙上這種事，自然是說「豈有此理」！可是，這被打的還並不是下等華人呵，恐怕還有總商會會員在內哩！這樣情形，自然證明總商會不但不能代表華人，不能代表商人，並且也不能代表商會會員。再不然，便是做到了商會會員，也還不能算是華人了。

　　第二，商會會董三十五人，也許還不能完全算得高等華人的優秀分子。原來優秀分子之中還有優秀分子。打個比喻。一樣的姨太太也有村的俏的，拍馬屁的本領也有高明蹩腳之分，床笫之間的功夫也有活潑笨拙之別。一樣的買辦，有英國的有日本的，又有手段高明不高明，性情馴服不馴服的區別。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就和老爺對姨太太一樣，總有個挑選。高等華人之中，誰能得寵誰不能得寵，完全看他們誰會服侍誰不會服侍。如果我們是帝國主義者，憑良心說話，像上屆總商會會長虞洽卿[8]先生等，實在已經是高等華人中之優秀分子了。然而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都是天之驕子，即使不是三頭六臂，至少他們的「精神」和「良心」，是超越塵凡，與我們下等人的良心是不同的。所以他們在華人之中挑出高等華人，從高等華人之中又挑出優秀分子，從高等華人之中的優秀分子之中又挑出優秀分子之優秀分子。五卅以來，虞洽卿一班人不能算不盡力為帝國主義者「解除困難」了。他們先刪改工商學聯合會的五卅條件，壓迫日廠工人以屈辱的條件上工，又幫著封閉總工會，停止英廠罷工維持費……觀光日本，提倡中外諒解，中日親善。然而他們對於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還是太不馴服。他們爭關稅自主和關稅庫保管，爭華董人數須依納稅額為比例，說「國家主權和民族平等」——尤其「混賬」的是，居然敢維持五卅罷工到兩三個月，居然敢領導罷市一個月；他們爭兵工廠，爭保衛團的管理權，反對販賣鴉片的勾當。不論他們做這些事是否徹底，是否誠意；總之，他們竟有些赤化嫌疑。他們雖屢次稟告帝國主義和軍閥說「不受極端派之扶持」，卻始終對於洋大人、土大帥等弄出些麻煩的事。這種「優秀分子」的優秀程度還太低。如今有學問淵博的丁文江[9]，他是最早主張不要抵制外貨的；有鼎鼎大名的傅筱庵[10]，他是和方椒伯[11]等一樣的「純正」，五卅罷工時一個錢也不肯「浪費」的……還有些這類的分子，大半都是能使帝國主義軍閥的老爺更加暢心適意的享受豔福。要這些分子主持商會等「華人民意團體」，才能使會審公堂[12]案件秘密解決，不再力爭徹底；三名華董，可以叩首謝恩的接受，不再爭執；販賣鴉片，搜括大批民脂民膏，不再遇見麻煩。這兩種人：傅筱庵一類的馴良分子，和虞洽卿一類的赤化嫌疑犯——兩相比較起來，自然是傅筱庵等更加優秀些。所以商會會董之中還要選出一部分更優秀的出來，才能真正「代表華人意見」。三十五名之中連虞洽卿、霍守華、馮少山等還要減去，才是此後上海「華人」的代表；於是虞洽卿等也幾乎不能算做華人了。

　　這次總商會選舉得勝的大多數便是這班人；孫傳芳[13]更等不到會長選舉，便欽賜傅筱庵為上海總商會會長的頭銜（見其致農商部電）。果不其然！前天總商會選舉會長，傅筱庵當選了，虞洽卿落選了。這次總商會選舉的意義，便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挑選的「民意機關」代表的結果。固然有人說虞洽卿等是親日派，傅筱庵是親英派，也許這次選舉是英日之爭，和北京巨頭會議一樣；然而現時的英日爭執還不成甚麼問題，北京巨頭碰頭之後，華政府代表顏惠慶[14]換成了杜錫珪[15]，總商會選舉之後，華人代表虞洽卿換成了傅筱庵。英日雖然有爭執，暫時在這些問題上，他們要能妥協，以便進行反赤——穩固他們的共同統治。上海在五卅之後，民眾赤化的力量太大了，把高等華人中之「惡劣分子」都誘惑了。這種引誘大家姬妾的行為，使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擔了一年多的心。如今「略有赤化嫌疑」——曖昧情事的分子，雖然自己力辯與馬夫戲子無關，也不得不為下堂之妾了！帝國主義的報紙，最近對於總商會會長選舉大發其樂觀之論調，也就為此呵！

　　照在下這筆賬算來：一則是上海的華人，一減至於只剩商人，再減至於只剩納稅人，三減至於只剩總商會會董，四減至於只剩高等華人中之優秀分子的優秀分子。二百多萬人結果只剩得二三十人。二則是上海華人的「民意機關」，不但為商會等所霸佔，排斥工會、學生會、各馬路商聯會，並且這些機關裡稍微帶著些中國人色彩而買辦性質較少的分子也都排擠下來。結果是買辦階級大占勝利。從此可以二三十人買辦階級之把持，包攬一切賣國賣民的勾當，肆行無忌了。

　　「嗚呼，何洋行買辦權威之盛，而上海之人之少也！」

　　原載《嚮導》1926年7月14日第162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獨秀，即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委員長和總書記。後為中國托洛茨基反對派首領。

　　[2]修改五卅要求，指上海總商會擅將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五卅案交涉條件17條改為13條，企圖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結案。

　　[3]工部局、華董，見本卷第41、45頁注4、48。

　　[4]納稅華人會，見本卷第83頁注④。

　　[5]閘北自治問題，見本卷第47頁注63。

　　[6]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見本卷第48頁注66。

　　[7]1926年7月，上海總商會屆期改選，傅筱庵依靠孫傳芳當選為會長。馮少山指控選舉舞弊，退出總商會，與霍守華等組織滬商正誼社，與總商會對抗。部分議董亦相繼辭退，釀成總商會的選舉風潮。

　　[8]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9]丁文江，見本卷第162頁注⑦。

　　[10]傅筱庵（1872—1940），名宗耀。浙江鎮海人。上海資產階級頭面人物。英、美洋行買辦。曾任中國通商銀行董事、上海總商會議董、招商局經理等職。1926年任上海總商會會長。

　　[11]方椒伯，上海大有裕榨油廠董事長，1925年五卅運動時任上海總商會副會長。

　　[12]會審公堂，見本卷第46頁注50。

　　[13]孫傳芳，見本卷第46頁注55。

　　[14]顏惠慶，見本卷第44頁注31。

　　[15]杜錫珪（1875—1943），字慎丞。福建閩侯人。北洋海軍將領。曾任北京政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官、海軍總司令、討逆軍海軍總司令、海軍總長等。1926年6月任代理國務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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