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與民族解放|瞿秋白

蘇俄與民族解放

　　蘇俄與民族解放(1)（一九二六年四月）

　　此生先生：

　　來書所提出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蘇俄與中國民族解放的問題。

　　蘇俄與中國民族解放這一問題，與階級鬥爭問題一樣，都是目前中國民族革命策略上討論的中心問題。中國目前反對蘇俄的人，分子是很複雜的，自反動的軍閥至國民黨右派，他們一致攻擊蘇俄，說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說蘇俄侵略中國；國民黨右派雖然偶然間也有主張聯俄的，但他們仍然拿蘇俄看做是一侵略的國家，說蘇俄是「某種屬性」的帝國主義。這一層層的社會分子——自反動的軍閥到國民黨右派，為甚麼要這樣攻擊蘇俄呢？顯然因為蘇俄與占全國絕大多數的工農階級及革命民眾切實聯合起來之後，對他們或多或少是不利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各不相同，蘇俄援助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對於他們的危害程度自然也不相同，因此他們雖然一致攻擊蘇俄，但其攻擊蘇俄的形式態度亦是不一致的：譬如國民黨右派之攻擊蘇俄就與反動軍閥之攻擊蘇俄不一樣。不過他們對於蘇俄的攻擊中，總可找出幾個共同之點。第一、他們都不瞭解（或不願意瞭解）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蘇俄，在人類社會進化歷史上的意義，其立國的原則及其現行的政制。第二、他們不瞭解（或不願意瞭解）民族問題的意義及其解決的方法。第三、他們一面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一面對於中國從前的所謂藩屬，又企圖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這不過是他們攻擊蘇俄的幾個較顯著的共同點，自然還有其他的共同點，較次要的。但他們攻擊蘇俄的根本原因，乃在或直接執行帝國主義的意志，或間接受帝國主義所催眠。前者是絕對沒有希望的，後者則借解釋先生對蘇俄的三點懷疑，或者能夠解除一般人對蘇俄的誤會，能夠按照此次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議決案，更進一步與蘇俄聯合起來。

　　首先，先講蘇俄本身，《醒獅》週報[1]第五十四期關於蘇俄的報告直是俄國反革命者及各國帝國主義的造謠。蘇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專政的國家，政府就是工農自己，那裡會有壓迫工農的事實？俄國工人的工資近年日益加增，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工資則日益減少，現在各交戰國工人的生活皆劣於戰前數倍，而俄國工人的生活已將近恢復戰前的狀況了。這不是蘇俄的宣傳作用，這乃是事實，乃是統計表的證明，乃是去年英國、德國、挪威、捷克斯拉夫等國工人代表赴俄考察回來的報告。至於農民，則自革命以後已由政府給予沒收自地主貴族的土地，現在不僅名義上解放了農奴制的束縛，事實上也是土地的所有主，這也是一切遊俄者公認的事實。總之，革命後的俄國工農，無論在經濟上或在政治上，都得到自由。說蘇俄壓迫工農，那不是造謠便是完全不知蘇俄的狀況。蘇俄政府辦事人員，在工農管理國家人材尚未充分養成以前，自然不免要利用一部分帝國時代舊有的熟練的人員，因此自然不免有幾個腐敗分子混進去，但這是小的一部分的現象，不足傷害無產階級專政，何況這些腐敗分子已日加淘汰而工農出身的政府人員已日加增多了呢？最能令人誤會的，是新經濟政策問題。一般人動輒說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便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便是恢復資本主義。說這種話的人簡直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而又要假充內行。馬克思主義絕未主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即刻便實行共產，馬克思主義乃主張這個過渡時代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底下的經濟不是共產主義的經濟，乃是新經濟政策的經濟；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前的經濟，所謂「軍事共產主義」，其實並不是甚麼「共產」，乃是戰爭內亂時代「圍城中」，必不可免的一種救急辦法，這種辦法不僅蘇俄行過，即在歐戰緊急時期德、法諸國都多少行過。新經濟政策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蘇俄不行新經濟政策而馬上「共產」起來，那才真證明「馬克思之科學的共產社會主義不可行於世哩！」《醒獅》週報登載「一個俄國老共產黨員的報告」，恍惚以為這是共產黨的自供。其實俄國共產黨中有一二叛黨的「老黨員」並不足為奇，即如陳炯明[2]又何嘗不是國民黨的「老黨員」呢？關於蘇俄的真實狀況，請參考最近出版之《新青年》[3]第二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之研究」一篇文章。

　　我們還要明瞭蘇俄的世界歷史意義尚不僅在它解放俄國的工農，剷除帝國時代的腐敗官僚氣習，以新經濟政策建設俄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而且在它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指導全世界被壓迫者為推翻最後形式之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而奮鬥。換一句話說，即蘇俄不僅擔負解放俄國的使命，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它不僅幫助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無產階級起來推翻其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幫助殖民地民族起來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再換一句話說，即蘇俄對於中國民族運動的運命亦有密切關係的。這裡，我們須得略說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意義及其解決的方法。

　　蘇俄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則它不僅要領導先進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也要幫助殖民地民族的革命，因為如果殖民地民族不起來革帝國主義的命，全靠先進國無產階級單獨的奮鬥，則世界革命必然不會成功，至少帝國主義的壽命也要延長很久很久。所以，民族殖民地問題是方今世界革命中最重大問題之一。蘇俄十分明瞭這一問題的意義，它而且根據列寧主義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確定民族政策。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根本上，就在承認被壓迫民族之民族自決權，這自決權是無條件的，甚至可以自由分離而建立獨立的國家，先進國無產階級應該盡力幫助被壓迫民族爭得這自決權，無產階級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權而奮鬥，同時亦即是為自己利益而奮鬥。蘇俄歷來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一點，孫中山先生是很瞭解的。孫中山先生明白知道蘇俄是無產階級國家，其民族政策根本就與資產階級國家不同；換一句話說，即資產階級國家主張民族自決是騙人的；而蘇俄主張民族自決則是真誠的，因為徹底的普遍的民族自決，對於帝國主義不利，而對於蘇俄所從事的世界革命則十分有利。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上即說（見《三民主義》十四至十五頁）：

　　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這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

　　可見，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絕不是國民黨右派所偶然提起的「聯俄」政策，即孫中山先生根本認定蘇俄是「沒有侵略野心」的國家，而是真誠幫助中國的民族自決運動的。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絕不像以前國民黨聯英、聯日等政策，而現今的國民黨右派縱然偶然也提起聯俄，但他們的政策恰如他們以前主張聯英、聯日一樣，即他們恰把蘇俄看做是「有侵略野心」的國家，是某種屬性的帝國主義。這是大錯而特錯。這就是根本不瞭解蘇俄，根本不瞭解民族殖民地問題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亦即是根本不瞭解孫中山先生。

　　我們明白以上所解釋了，然後我們再來討論中俄的關係。蘇俄的民族政策既如上所述，則它對於中國——半殖民地所采的政策自然也是根據這種真誠幫助被壓迫民族之民族自決運動的政策，不能獨外。蘇俄成立即向中國民族宣言放棄舊俄帝國侵略中國所得的種種特權。一九二四年五月的中俄協定[4]尤開中國外交上沒有的先例。當時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即宣言此種條約完全有利於中國，實出於蘇俄政府的友誼及思想。先生所稱引之研究系[5]曾友豪，本是極端反對蘇俄的人，曾經為蒙古問題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6]上作文與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7]大打其筆墨官司，但在先生所稱引的他的一篇論文中，究竟指出整個中俄協定是「蘇俄野心欺騙中國」沒有呢？恰恰相反，穎悟的讀者讀了他的論文只能感覺中俄協定之有利於中國，乃是中國過去與帝國主義國所訂諸條約所未曾有過的。曾友豪在其論文中，自己也就說過：「中俄協定對於中國的利總比害多些」。他指出中俄協定中最滿人意的有六項：

　　（一）中俄兩國聲明採用平等及相互讓與的原則，重新締結條約及廢止舊約；

　　（二）將中東路化為商業鐵路；

　　（三）取消領事裁判權[8]及放棄租界；

　　（四）中俄兩國規定新關稅稅則時採取平等及互相讓與的原則；

　　（五）解釋條約的文字並不偏於兩締約團體之任何一方；

　　（六）拋棄庚子賠款[9]以補助教育。

　　這六項已夠告訴我們：中俄協定之有利於中國，是中國外交史上創見的了。何況尚有許多點，有利於中國，而為著名反蘇俄之曾友豪所未曾指出的或不願意指出的呢？曾友豪所指出最滿人意的這六項，都經他自己詳細解釋，說是中國與別國過去所訂條約都未曾得這樣便宜。實際上，即在這六項中，我們也明顯看出如取消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關稅自主等的要求，恰好就是中國民族目前緊迫的要求，五卅屠殺就是帝國主義拒絕中國民族這種要求之表示，而蘇俄早在五卅屠殺前一年正式明文規定答應中國民族之這種要求了。我們再看曾友豪所謂中俄協定中最不滿意的，又是甚麼？他只能指出二項：

　　（一）中俄協定雖規定中東鐵路為商業鐵路，而該路的管理權仍由俄人操縱；

　　（二）蘇俄撤退外蒙古駐兵問題仍舊不能解決。

　　我們姑假定「不滿人意的」這二項能夠成立，然而拿「滿人意的」和「不滿人意的」相比較，在數量上是六與二之比，而在質量上則相差更遠了！何況曾友豪所謂「不滿人意的」這二項並不能成立？不知道這篇論文怎樣證明「蘇俄野心欺騙中國」？不知曾先生以何根據證明「該協定確實給與片面的利益於俄國」？不知曾先生怎樣又說：「表面上」中俄協定對於中國的利總比害多些呢？哦！我們明白了。曾先生以為蘇俄放棄上述種種特權，乃是「慷他人之慨」，「縱使這一次蘇俄政府不肯放棄前俄帝國與中國締結的條約，蘇俄也沒有法子使中國承認。……縱使蘇俄政府不肯放棄這些權利，也沒有能力強迫中國政府再把這些權利送給蘇俄。」此生先生，你看曾友豪便根據這個「事實上」的所謂「理由」來證明「蘇俄野心欺騙中國」！曾友豪分明是不願意瞭解孫中山先生所說「蘇俄是沒有侵略各國野心的」，分明是把蘇俄看做與英、日、美、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分明是不願意瞭解一九一七年十月世界上發生過甚麼事！然而蘇俄既然是「侵略的」國家，它安得沒有法子使中國承認前俄帝國與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它安得沒有能力強迫中國政府還把一些權利送給蘇俄？帝國主義者尚能干涉中東路權，尚能「刁難不肯讓出俄使館及領館」——他們一點權利的根據也沒有，尚有「法子」有「能力」如此做，何況蘇俄有舊俄條約可據，安得沒有「法子」，安得沒有「能力」？帝國主義者藉不平等條約可以霸佔中國的海關，但不藉任何條約也可以霸佔上海租界的司法權（現行的會審公廨制度是超出不平等條約以外的侮辱！）。假使蘇俄是侵略的國家，它要中國承認前俄帝國和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它要中國政府再把這些權利送給它，又何患無辭呢？

　　何以說「最不滿人意」的二項：中東路問題和蒙古問題，是不能成立的呢？

　　中東路問題表面上是中俄間的問題，而事實上則是帝國主義奪取該路的問題。中俄邦交未恢復前，法、英、日、美等帝國主義群欲染指該路，乃是明顯的事實。東三省是誰的勢力？中東路朝交還則夕入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此種形勢經過今年一月下旬「中東路事件」之後尤顯而易見。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東路之虎視鷹瞵已成司馬昭之心了。我們不能以此問題非難蘇俄。

　　至於蒙古問題，則尤為明顯。本報一四六期中已有解釋[10]，這裡用不著多說。根據以上所說，則顯然以朝鮮、臺灣比蒙古，以日本比蘇俄，可謂「擬於不倫」，蘇俄絕非為併吞弱小民族，而煽惑其獨立；蘇俄之幫助被壓迫民族乃真誠的幫助，貫徹列寧主義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即承認各民族直至于有自由分離獨立之權，而盡力幫助使之實現。蘇俄幫助中國民族，同時亦幫助蒙古民族，我們自己要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亦應當幫助蒙古從中國軍閥「殖民者」統治下解放出來。我們自己不怕蘇俄鼓吹中國向帝國主義獨立，而有吞併中國之危險；同時我們亦可不怕蘇俄幫助蒙古獨立，而有吞併蒙古的危險。誰也不敢否認蒙古是一種被壓迫民族，那我們便應該承認蒙古民族之民族自決權，直至于能自由分離而獨立。蒙古共和國憲法之頒佈正是蒙古民族自決的顯示。蒙古憲法已經宣佈否認不平等條約；而我們一喊「取消不平等條約」口號，便被指為「赤化」應受通緝。蒙古憲法已經宣佈土地、礦山、山林、江河等富源悉為公共所有；而我們還在為曹家憲法[11]肉搏相持。相形之下真令我們愧死！

　　記者代答

　　原載1926年3月27日、4月3日《嚮導》第148、149期

　　注釋

　　[1]《醒獅》週報，見本卷第446頁注92。

　　[2]陳炯明，見本卷第6頁注⑨。

　　[3]《新青年》，見本卷第483頁注③。

　　[4]中俄協定，指1924年5月31日中蘇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5]研究系，見本卷第132頁注⑦。

　　[6]《學燈》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

　　[7]《覺悟》是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

　　[8]領事裁判權，見本卷第146頁注⑥。

　　[9]庚子賠款，見本卷第354頁注⑤。

　　[10]指《對於階級鬥爭的討論——再答明致先生》一文，見本卷第570頁。

　　[11]曹家憲法，指1923年10月10日由賄選總統曹錕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

　　(1)本文是作者以《嚮導》週報記者名義代陳獨秀答覆汕頭嘉應學藝中學劉此生的公開信，曾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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