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階級鬥爭的討論|瞿秋白

對於階級鬥爭的討論

　　對於階級鬥爭的討論(1)——再答明致先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明致先生：

　　綜括來書，先生此次提出討論者，約有：階級鬥爭與階級間聯合戰線問題，階級分野的標準問題，階級與國家問題，蒙古問題等四點。茲依次答覆如下：

　　階級鬥爭與階級間聯合戰線　我在前次覆信中說過：「在階級鬥爭中，必要時，利害有相同之點的幾個階級仍然可以暫時聯合戰線，共同反對別的階級。」先生不能確信其必然。先生並未說明所以不能確信其必然的理由，只拿五卅運動中上海資產階級向工人進攻的事件，證明階級鬥爭與階級間的聯合戰線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其實，這次事件證明出來，不僅沒有否定了我在前次覆信中所說的話，而且愈加顯示在階級間聯合戰線之時，階級鬥爭仍是必要的。當五卅運動初起的時候，代表上海中等資產階級的上海商總會[1]即與工人、學生聯合，而代表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2]在商人、工人、學生脅迫之下亦不得不宣佈罷市；此時，即五卅運動開始至所謂總商會的「革命」，事實上，上海的民族運動就是各階級間的聯合戰線。而此聯合戰線的確能增長上海以至全國的革命潮流。此時，工人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鬥爭，資產階級亦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鬥爭，因為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於這二階級同是有利的；隨後，這一聯合戰線怎樣破壞呢？事實指示我們，首先是大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修改了商人、工人、學生的要求條件，而退出了聯合戰線；中等資產階級——上海商總會繼續到工商學聯合委員會[3]解散時才退出；而工人、學生的聯合戰線則繼續到現在。上海資產階級的行為固然是向工人階級進攻，同時亦即是背叛全民族的利益。這個事件前一部分證明，「必要時」各階級間「暫時」可以聯合戰線；後一部分又證明，在中國民族運動中，資產階級所為的僅僅是自己階級的利益，所以容易與敵人——帝國主義妥協，背叛民族利益，破壞各階級間的聯合戰線。先生說：「吾人目前工作當以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為先。」但如果在我們的營壘裡，發現了通敵的內奸，則我們必不能專心致志去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我們于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當中，必須肅清內奸，這樣肅清內奸，先生如認為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則我可以答覆：這種的階級鬥爭不僅適合「于吾國國民革命十分迫切這一刹那」，而且非此鬥爭，國民革命必不能發展以至於成功。這亦是國民革命中應該努力的。先生主張階級鬥爭的程度應該有些分寸；但我以為這種勸告，先生應該向資產階級面前去說。

　　階級分野的標準　以生產機關之佔有為階級分野的標準，先生承認是不錯的；但同時，先生又以為階級分野尚有其他標準，譬如先生所列舉之職業、習慣、教育等。這是錯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觀點是唯物史觀的觀點，我們認定社會經濟結構是其他一切社會現象——社會築物的基礎，而階級分化是社會經濟的一重要的原素，階級分化根本的標準只是生產機關的佔有，不是職業（職業的差別只因工作性質不同，而不是利益的不同），更不是屬築物的習慣、教育等。這是馬克思的階級分野的標準。先生因為Bourgeosie和Proletariat二字中國文譯成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這「產」字，便誤會為馬克思區分社會階級不是根據生產機關的佔有，而是根據財產所有權——這自然是「望文生義」的錯誤；即照先生所解釋，這裡的財產二字亦應當是指生產機關而言。

　　這裡，先生自能反問，階級分野的標準何以有這許多呢？因為除來信中所列舉者外，還有許多「標準」，先生未曾舉出，甚至於有人以每星期進款數目為標準而區分社會為幾百乃至幾千的階級者，更甚至於有人「主張不分階級，階級二字廢而不用」，更甚至於「東儒」孫傳芳[4]先生此次在東南大學演說：「吾國本無階級之分，更何爭鬥之有。」這些，都能使人發生對於階級根本的懷疑。我的答覆是很簡單的。被統治階級的階級覺悟，根本對於統治階級是不利的，統治階級明白知道他自己階級的使命，而不願意被統治階級覺悟他是一個階級，亦猶統治階級不斷地向被統治階級施行階級鬥爭，而禁止被統治階級說出階級鬥爭的話。這裡，為統治階級的利益，自然要說社會沒有階級，或者要說出許多標準以攪混階級的觀念。先生的意思，要先從本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上，找一個比較適當的標準，然後再去區分本國的社會階級。不知先生找到這個標準嗎？不知先生將於何時找到？先生以為中國社會有那幾種階級，或者甚至於完全沒有階級？這裡附帶說一句，我在前次覆信中，並未曾說研究系[5]是個階級，我只指研究系是個政黨——代表某種階級利益的政黨。階級與國家

　　人除了階級的關係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關係，這是不錯的。但一切社會關係都是由生產關係推演而出；在這階級的社會中，生產關係所表現的是人壓迫人的制度，是這些階級壓迫那些階級，所以建立在這階級社會上的一切社會關係都帶著階級性，根本就是建立在階級關係上面。拿國家來說尤為明顯。國家是甚麼？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工具。國家是階級社會裡一種特殊的產物。但我們是共產主義者，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絕不否認國家在現社會的存在。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只有共產黨人才真正是愛國者，只有他們看清了中國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只有他們才知道中國怎樣去找到一條出路。誰利用中國這個工具呢？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等剝削中國的工農階級，即從這塊肥美殖民地剝削所得去延長自己的壽命，去撲滅並阻止世界革命的發展。我們應該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所以中國革命的問題，不外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對內是中國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等大多數民眾聯合向帝國主義和軍閥等鬥爭，對外是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向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鬥爭。我們不象國家主義者[6]，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的國家，乃是大多數人民的國家；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需要打倒帝國主義，需要與世界無產階級勢力聯合起來，做到中國的獨立，再進一步做到世界的大同。

　　蒙古　根據以上所說則我們對於蒙古問題的態度是很明顯的。蒙古亦是一種民族，和漢族一樣。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則我們亦應該放棄中國歷來對於蒙古的傳統的政策。蒙古民族有其自己的意志。我們不自認中國是蘇俄煽惑起來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我們自然不能說蘇俄煽惑蒙古，使之自由聯合於俄。實際上，俄蒙的關係，和日本之於朝鮮，英國之於西藏，是完全兩樣，我這裡不多說，請先生參考本期「告國民黨黨員書」中關於蒙古的一段便可明白了。

　　記者

　　原載1926年3月17日《嚮導》第146期

　　注釋

　　[1]上海商總會，指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

　　[2]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3]工商學聯合會，見本卷第192頁注①。

　　[4]孫傳芳，見本卷第140頁注⑦。

　　[5]研究系，見本卷第132頁注⑦。

　　[6]國家主義者，見本卷第395頁注21。

　　(1)本文是作者以《嚮導》週報記者名義答覆廣東大學法科教授梁明致的又一封公開信。《瞿秋白選集》選錄了其中的第一個問題，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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