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瞿秋白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1)

　　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1)——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北京政變與國民會議之標語

　　一九二五年在中國政治上是以孫中山先生入京開始的。中國辛亥革命之後，不滿一年，滿清遺孽的北洋軍閥，便重新恢復其統治地位；從此以後，所謂中央政府便一直在軍閥手裡。從袁世凱一直到曹錕[1]，中間雖然經過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戰爭、政變[2]、毀法[3]、護法[4]、制憲[5]、賄選[6]種種鬥爭，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軍閥內部的鬥爭，也就是帝國主義者之間互爭間接統治中國的現象。國民黨早已被軍閥政府認為亂黨，在中國北部和中部沒有行動的自由，甚至於也說不著和軍閥短兵相接的鬥爭。可是經過了五四以來中國民眾的社會力伸張的一個長時期的過程，中國無產階級覺醒起來，他們的階級鬥爭一開始便迅速的從經濟鬥爭進於政治鬥爭，上了政治舞臺；中國的國民革命得著了新的生命，絕大的生力軍，自然開闢出新的發展道路。一九二〇年後，各地的社會運動，從學生運動的性質轉入工人運動的性質，象湖南的紗廠罷工（黃、龐的被殺）[7]，安源的礦山罷工[8]，香港的海員罷工[9]，京漢及其他各鐵路的罷工[10]，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罷工[11]，上海香煙廠及江浙一帶手工業的罷工[12]，一直到「二七」京漢大罷工的流血，這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黎明時期，也就是中國國民革命新時期的開始。中國社會裡，新的革命力量正在這一時期漸漸的形成；知識階級裡，社會主義的思想自然地隨著籠統的新文化運動，德謨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會的鬥爭而普遍的廣泛的發展。一切社會階級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巴黎和會、青島問題等等的鬥爭裡得著民族意識的自覺，尤其是工人階級——他們切身所受的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宗法社會[13]，資本制度的侵略壓迫束縛剝削，比任何階級都要厲害。所以只有無產階級能在新文化運動愛國運動解放運動的總口號裡，本著他們善於組織，善於一致的階級性，首先表現實際的行動和力量。這種社會力的伸張，當然趨於團結擴大革命的勢力——工人階級已經在這一時期組成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不久便有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一面肅清辛亥以後這一黨內的官僚化、軍閥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匯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勢力。中國的工人階級處在自己國內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同時卻是世界社會革命開始的歷史時代中，第一步的鬥爭便不得不認清自己階級的使命，贊助並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尤其是他們兩三年來自己階級鬥爭的經驗，輸入國民革命的政黨而和民族鬥爭匯合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國南部的農民覺醒起來，在廣州革命政府協助之下，大大的發展他們的鬥爭，贊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軍閥，反抗香港的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買辦、土豪等的武裝勢力（所謂商團和民團）。廣州政府從護法以來，曆受南方軍閥、買辦、土豪的破壞內哄，到此才第一步得著平民群眾的贊助，而後他的政治勢力才對於全國有革命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的最小限度政綱，如廢除不平等條約，大產業國有，平民政權的確立，勞工保護等等——開始提議於一九二一年冬天的遠東革命團體代表會議[14]（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也曾出席），最終決定於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以及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及策略都在國民黨改組之後（一九二四年一月），成為國民革命政黨的政綱和策略。民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國範圍內得著了極大的發展。所以一方面社會裡革命力量的集中，別方面革命政綱的明確規定，這兩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宣傳重新遍及民眾而影響北方的政治，一掃以前國民黨內部官僚化、軍閥化的恥辱及北方軍閥政客（如研究系[15]之類）的誣衊。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戰爭[16]中，軍閥內部受了國民革命運動潮流的影響，不能不開始分化和崩潰——北方國民三軍[17]的形成（北京政變[18]），正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說是中國軍閥戰爭史中最重要的現象。國民軍表示贊成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贊成國民會議的召集和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論他們的衷心如何，始終是國民革命運動和國民黨政治勢力發展的明證。向來中國的軍閥總是受某一帝國主義的驅使和雇用；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這種間接統治中國的制度才開始崩潰：直系軍閥——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當時既然因為戰爭失敗而瓦解；奉系軍閥——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也因為國民軍的崛起不能順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權。中國軍閥之中，居然發現一派較與民眾接近的武力——雖然他們不能直接算是國民的武力，然而他們在四圍複雜的環境裡，全國民眾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要求裡，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終可以說：即使不是民眾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軍閥武力的崩潰；即使不是民眾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軍閥方面減少一部分武力。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較重要的關鍵。

　　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政治勢力，於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第一次重新發展到北方。國民黨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要求各種人民團體，商會、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等，大家都應派代表參加；這是辛亥革命之後第一次覺悟到國會制度、法統問題、護法口號的不足引導民眾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國民會議的運動從此開始。中國民眾見著自己的力量——歷年反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罷工運動，到此仿佛萬流彙集而形成徹底改革政治制度的總要求。不但工人階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以全力促成這一鬥爭，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向來逆來順受的受軍閥的壓迫，或者只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見了推翻這一統治的道路。

　　北京政變之後，北方的軍閥勢力，大致是這樣一個形勢：日本帝國主義御用的奉系軍閥想要攫取北京政權的全部，因此排擠國民軍的勢力；國民軍便和國民黨的政治勢力和廣東革命政府聯合起來反抗。同時，段祺瑞[19]的皖系軍閥早已完全崩潰，只剩豫陝間的劉鎮華[20]、憨玉琨[21]和山東的鄭士琦[22]，勢力微小薄弱，雖然竭力獻媚列強，表示「外崇國信」，以與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條約」的對外政策相競，以官僚、軍閥的善後會議與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會議預備會相抗；可是因為他的力量決不足以替帝國主義者肅清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國民軍，所以一時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國主義之前固寵；直系遺孽仍舊盤踞長江中部。於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臨時執政，仿佛是帝國主義者與中國人民之間，奉、直系軍閥與國民軍、國民黨之間的一個緩衝機關。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聯絡直系的長江各督和西南聯省派的軍閥，想造成自己的勢力，亦就是勾結帝國主義的資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劉鎮華、憨玉琨進攻國民二軍。他的第一步政策雖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卻完全失敗，——胡景翼[23]和憨玉琨的戰爭裡，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眾因為國民軍比較的開明，同情自然在國民軍方面；國民二軍這次的勝利，大得力于京漢工人的贊助。段祺瑞同時又對於廣東和英帝國主義者一致的採取援助陳炯明[24]攻粵的政策，可是廣東自從國民黨改組，工農運動勃興，黃埔的革命軍成立以來，政治軍事勢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動的軍閥，如楊希閔[25]之類，對於東江戰爭故意怠工；如今國民革命軍在東江農民群眾贊助之下，從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邊起，到三月初，不滿四十天，便肅清東江的反革命軍。雖經屢次反攻，然而林虎[26]、楊坤如[27]等終竟是敗的敗，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敗退閩邊；四月二十日楊坤如以惠州降）。第二次，段祺瑞、張作霖[28]又利用唐繼堯[29]，使他聲稱就廣東副元帥之職，並侵入兩廣，廣州內部楊希閔、劉震寰[30]亟起內應（開始在四月初）；可是這步計劃也歸失敗。同時，張作霖的勢力漸漸向關內進展，他的李景林[31]佔領直隸，排斥國民軍在保定、京兆的勢力；張宗昌[32]佔領山東；鄭謙[33]佔領江蘇；處處實行極反動的壓迫。這種局勢，可以說是段、張合作排斥國民軍、國民黨的過程裡，互相爭權奪地，並在帝國主義者之前爭寵。段政府在奉張驅使之下，不但外崇國信，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且解決金法郎案[34]，損失國庫六七千萬元，藉以取得餘款，供給奉系軍閥。張作霖對段祺瑞的壓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陰謀，無一不是把這「緩衝機關」在幾星期內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工具。

　　孫中山先生北上的時候，正是全國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和人民的國民會議呼聲最高的時候，也正是段祺瑞初次上臺，還當著緩衝式的工具，表面上贊成召集國民會議的時候。可是孫中山先生入京的時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張帝國主義所牽制指使的走狗。段政府不顧孫先生的主張和全國人民的意見，悍然召集軍閥、官僚、政客、學者（當然只有幾個人）的善後會議[35]。經孫先生之國民黨及群眾的堅決抗議，主張人民代表參加解決國是的會議，段政府竟只允許商會等所謂法團代表的參加，並且是只有發言權的專門委員。他這種政策，原本是和設立淞滬特別市的政策一樣，算是對資產階級讓步，而撇開大多數勞動平民，分散革命勢力的奸計。可是除開各大城市的買辦商閥（所謂總商會）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群眾，對於這種會議，很明瞭他的軍閥、官僚性質。尤其是工人階級、農民、自由職業者、智識分子、小商人、手工業者等占全國最大多數的民眾，經北京政變和孫中山先生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綱之宣傳之後，已經完全彙集于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不幸中國第一個國民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卻在這個時候逝世。然而國民黨、共產黨所領導的國民會議促成會[36]運動（此一大會於三月一日在北京開會），儼然與善後會議對抗（二月一日開會至四月二十日閉會）；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全國代表大會，組織集中中國最覺悟的農工平民以及婦女的革命分子，決定對外對內的革命政綱；繼之以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追悼宣傳——以國民會議重建民國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口號，正在此時普及全國。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瞭的切實的共同的革命目標之規定，並且是將來中國平民共和國的新建設——國民會議制度之第一次確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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