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瞿秋白

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

　　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1)（一九二五年八月）

　　一

　　最近國民黨中發現「戴季陶主義」的運動：理論上是所謂建立純粹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反對左派，反對階級鬥爭，反對C．P．的跨黨[1]，甚至於反對C．P．的存在之宣傳。這種運動開始于五月間廣州所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2]上，戴季陶[3]竭力要定所謂國民黨之「最高原則」（通過《關於確定最高原則的訓令》）；繼之以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時，戴、沈[4]等竭力攻擊所謂左傾的錯誤，終之通過所謂《宣傳工作上對於階級鬥爭應取的態度》；最後戴季陶出版他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他們這種運動不僅是在思想上摧殘工人的階級鬥爭，實在還是削弱國民革命主力軍的工人階級，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

　　二

　　戴季陶等這種思想的根本點，便是一種唯心論的道統說。所謂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竟只是仁慈忠孝的偉大人格，竟只是繼承堯、舜、禹、湯、周、孔[5]的道統——戴季陶又繼承孫中山的道統！這算是中國的特別文化。國民黨三民主義的責任，竟只在「發揚光大這種中國文化」。這完全是想把革命當做慈善事業，當做孫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愛民的仁政。其實，三民主義是很簡單明瞭的、中國一般民眾——各階級所共同的政治要求，並用不著什麼哲學基礎。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獨立、民權政治及所謂民生問題的解決（經濟及生活的改善），很明顯的是因為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和侵略，是因為中國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各階級要求脫離共同的束縛，而有這一聯合戰線的共同政綱，這是唯物史觀對於中國狀況明切的解釋。現在戴季陶用所謂民生哲學的仁慈主義[6]來解釋，便使中國民眾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變成了少數知識階級「伐罪救民」的貴族「革命」。他的主張，實際上是只要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知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卻不准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三

　　這種思想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國家或民族文化為所謂最高原則。這明明是愚弄民眾，其終結的目的是造成中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戴季陶對於帝國主義的解釋說：共產主義者以為帝國主義的原因只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不對的；帝國主義者以為一國人口的增加必須擴張領土和對外的權力，也有幾分理由，所以「民族競爭的基本」是人口問題。中國現時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是一種民族競爭。這種競爭的目的，在於使「全世界種族大混合的大同時代，中國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時間」。這就算「拿三民主義來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這不是中國的帝國主義是什麼？其實「因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國家主義之上建設帝國主義」的論調，完全是帝國主義者自己辯護的謬論，絕對不是事實。現在的帝國主義國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並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國，人口才算是多呢。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本來是很少的，他們的往外發展，純粹是因為國內資產階級勢力的膨脹，實行的是經濟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資本主義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問題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裡，很容易解決，那時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產力的增高，不難得著各民族之間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國主義觀，有兩方面的極謬誤的結論：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經濟問題解決之後（資本主義推翻之後），民族競爭還應當繼續，世界和平還不應當實現，換句話說，便是帝國主義還繼續存在，因為人口問題沒有解決；別一方面，主張以三民主義來解決這個世界人口問題，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國民族的血流在這混合之中，應當得著「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時間」，換句話說，便是把三民主義變成中國的帝國主義，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國種——大概是因為只有中國民族的「血流」、「種性」裡含著和平的特質，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國種之後，天下才會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對階級鬥爭，而要拿三民主義的理論來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而且要拿來解決世界的民生問題。這個神妙不可思議的萬能的民生主義是什麼呢？便是：「大工業和交通機關國有，獎勵小工業的自由發展，同時實行平均地權、土地農有，以至於土地國有」，使中國人民「食、衣、住、行、育、樂六種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滿足」。用什麼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呢？農民工人自己現在雖然要團結組織，可是不准實行階級鬥爭，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現時反正不能和上等階級均等的滿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連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且組織起來幫著國民黨攫取政權，建設起「三民主義的民國」再說；等到政治權力握在所謂三民主義青年（知識階級）手裡之後，自然會實現民生主義，工人農民的生活到那時自然會改良了！其實，中國工人農民的覺悟，必然要實行階級鬥爭，必然要現在就爭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誘發資本家地主的仁愛性能，不能等三民主義國家成立之後。中國的工人農民已經親身受到中國資本家地主的壓迫，假使中國的工人農民沒有階級覺悟和鬥爭，他們的團結如何可能？退一步說，他們即使能團結，即使能幫助三民主義國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證那時的資本家地主便有「仁愛的性能」？如何能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保證他們的需要能和資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滿足」？這都是顯而易見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農民有階級覺悟之後，有階級鬥爭的力量之後，才能使國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說俄國革命是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的實現。他沒有看見俄國革命和民生主義之間的「小小區別」：俄國現時的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而後能實現的；而他所謂民生主義那種經濟政策，是想以誘發資本家地主仁愛的性能之方法而實現的。所謂「大工業國有，小工業由私人發展……」的經濟政策，不過是社會主義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須有無產階級獨裁制，方才使小工業的「自由」發展，能有幫助一般生產力的增高以進于社會主義的效用。若是這種政策在資本家地主保有政權的時候實行，那種小工業的「自由」一定變成私人的大資本主義，即使有三民主義的國家，也要被這種有經濟實力的資產階級所推翻；不然，便是他們強迫所謂三民主義的國家，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那時只有資本節制國家，國家決不能節制資本，甚麼仁愛的性能也誘發不出來！戴季陶曾經婆心苦口的誘發穆藕初[7]等的仁愛性能（他在《商報》[8]上經過李征五[9]的口發表了好些勸告穆藕初的談話和主張），可是結果呢？穆藕初不只是摧殘剝削紗廠工人，在鄭州更雇用流氓工賊打殺工人，這便是一個實例。至於戴季陶說現在青年鼓吹社會革命，說民權主義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東西，所以不去致力，這完全是誑話。其實民權運動是現時中國農工階級之階級鬥爭的一方面。現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以實力來力爭民權，要求普遍的國民會議，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資產階級，如各地商會，尤其是上海總商會[10]，卻反對承認工會，反對工會參加國民會議——反對民權。最近幾年工人階級的這種民權運動的事實，尤其是五卅運動裡，都是彰明較著的。中國工人階級決不「怕民權主義觀念普及起來，妨害社會革命」，卻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階級鬥爭的力量來實行民權運動，其結果空空洞洞講抽象的天賦人權，真會被自稱辛亥革命的社會革命派（戴季陶等）所賣。總之，中國的工人階級應當努力實行階級鬥爭，不但要求經濟生活（民生問題）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實上絕對不會有的資本家的仁愛心，而且要力爭勞動民眾的真正民權，其結果也只有剝奪地主大資本家的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獨裁制的理論，才真是中國一般民眾現時要求民權及民生政策的實際政綱的方針和指導。如果沒有這個理論的指導，民權主義便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11]的欺人政策，民生主義至多亦不過是資產階級性的「國家社會主義」罷了。

　　五

　　戴季陶等所謂建立純正三民主義的運動，實際上是把國民革命變成狹義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目的，成了爭中國民族之「哲學思想」、「孔孫道統」、「國民文化」，甚至於「血流」的久長和多量。要做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的運動，卻又不許有階級鬥爭，只許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其實，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只是很淺顯，一般農工民眾所切身感覺的政治經濟要求，用不著什麼道統，什麼哲學思想做基礎。民族主義是中國要求解放，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更具體的說，中國要關稅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民權主義是中國民眾要推翻賣國軍閥的政權，建立平民的政權，更具體的說，中國一般商人、工人、農民要反對軍閥的專制橫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國工人農民尤其要求集會、結社、言論等的自由；民生主義是中國一般民眾要求經濟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農要免除苛捐苛稅，沒有地的農民要田地，工資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資……凡此都是極具體極明顯的民眾要求。這是中國被壓迫的各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鬥爭，這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反抗剝削階級的鬥爭。這些政治經濟要求完全是現時經濟制度下所必然要產生的革命要求。這些要求是現在中國大多數民眾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國各階級而成國民革命的政綱。然而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的階級鬥爭：中國的工人階級本來是因為受外國資本家的侵略剝削而參加國民革命的，當然同時也要反抗本國資本家的剝削。中國的資本家因為要反對外國的經濟壓迫（如關稅等）而參加國民革命，真實些說，是利用所謂民眾的愛國運動達自己的目的；可是民眾的團結和運動擴大起來，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時候，本國資本家為他們的階級利益起見，又要壓迫農工民眾了。所以國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階級鬥爭，中國的各被壓迫階級反對國際的資產階級的鬥爭；這所謂對外的階級鬥爭裡，亦不能不包含著對內部的階級鬥爭。（譬如，假使中國工人根本上絕對滿意自己的經濟地位，絕對不要反抗資本主義，那麼，他們對於中國資本家不反對，何必一定要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帝國主義者呢？）而且中國工人農民階級的覺悟愈高，階級的鬥爭愈有力量，他們參加國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對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的政治覺悟也愈高（五卅運動便是眼前的鐵證）。所以中國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先鋒隊、領導者。如今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者」，卻專以反對階級鬥爭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國家利益」做假面具，這樣撇開大多數農工民眾利益，而說什麼「國家民族利益」，實際上便是資產階級蒙蔽愚弄農工階級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據這種「宗旨」而得的組織上的結論，便是：國民黨中現在思想不統一，要拿他這種所謂「純正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來轄治黨內的階級鬥爭者——C．P．。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是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與階級鬥爭論是不相容的；國民黨的政策，在階級鬥爭中，不應當幫助工人反抗資本家，卻只應當「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以消弭階級鬥爭。於是他看見的國民黨的兩大病：左傾與右傾。唯一的救濟法，便是一方面勸右派趕緊做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的工作，以保護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他不至於為工人階級所推翻；別方面不准左派到民眾中去指導階級鬥爭（因為「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說起」），同時卻要讓「單純的國民黨員」到工人中去做「誘發工人仁愛的性能」的工作（如廣州的馬超俊[12]，北京的楊德甫[13]，上海的王光輝[14]等類工賊）！這種所謂中心思想，勢必至於國民黨完全失掉工人農民的群眾，不然呢，便是使國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國民黨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實國民黨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國民眾——各階級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經濟要求，而在各階級利益衝突的地方，這種中心思想，應當以最大多數、最受壓迫的階級的利益為標準；在這種地方，國民黨中思想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對農工階級的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客觀上既然必定有內部的階級鬥爭，國民黨內思想上的階級鬥爭當然也不能避免。絕對的思想統一，絕對的消滅這種鬥爭，是客觀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國民黨中的各種階級思想，那一種戰勝對於國民革命的前途有利。這是說國民革命的各階級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黨之內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C．P．所以加入國民黨，便是因為在已經過去的兩年的時期，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去進行。C．P．在國民黨內的責任，在最早加入的時候便在自己機關報上說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國民黨內增加工農階級的成分，即此使國民黨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國國民革命能儘量的發展，使國民革命真成為為大多數國民——農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為國民黨的政綱，三民主義的政治經濟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國民黨所提出的民族的總要求裡，還能容納農工階級的要求。如今要在這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內，建立所謂絕對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條路：不准工人農民在國民黨中主張階級利益，就是使國民黨完全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戴季陶的意思正是這樣：他要排斥C．P．，他要純粹的以「仁愛」為宗旨的絕不主張階級鬥爭的國民黨，即所謂單純的國民黨。這種國民黨，因為他要防止階級鬥爭，把農民工人參加國民革命的根本動機剷除了，實際上決不能引導國民革命，決不能成為革命的政黨。

　　七

　　戴季陶在組織問題上的結論，以為國民黨中不應當有「共信不立」的現象，以為團體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張C．P．退出。試問這是什麼排拒性呢？事實上是資產階級排拒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要求政治思想「獨立」，不受無產階級的「牽制」，要鮮明自己的階級旗幟，所以戴季陶要主張「中心思想」。同時，中國的資產階級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實際上不能不聯絡國際無產階級以抵禦「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所以戴季陶還主張C．P．公開出來與國民黨共同組織聯立的中央委員會。然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實際上資產階級總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統轄無產階級，所以戴季陶的主張，根本上還是要C．P．完全退出共產黨，根本上要消滅C．P．，消滅無產階級的政黨。

　　第一，他說C．P．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會打破國民革命。事實上從一九二一年海員罷工[15]、二七屠殺[16]、廣州的農民運動……一直到最近的五卅運動，工農的階級鬥爭的力量愈增高，國民革命運動也愈擴大。國民革命中有階級鬥爭是一個事實，工農階級的鬥爭足以發展國民革命也是事實。戴季陶說：青年的民族觀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當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發展為基礎。實則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發展，還當從民族中大多數之工農群眾的實際利益上奮鬥，而不是保留什麼古文化。

　　第二，他說C．P．自己的主義不能實現，不適宜於中國，也只是參加國民革命，那麼C．P．用不著存在。其實正因為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夾雜著資產階級的成份，資產階級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拋棄革命，而投降帝國主義；正因為在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無時無地不想摧殘遏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五卅運動裡商會等資產階級的妥協，國民黨裡戴季陶等的反對階級鬥爭，便是最切實的證據），所以無產階級當然要有獨立的政黨。C．P．的主義是世界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獨裁制，實現共產制度的社會，都有適於現實社會情勢的步驟，在中國實行國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爭中國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爭農工大多數民眾的民權和「民生」，便是這民族解放運動的骨幹。這種中國國民革命的鬥爭，以無產階級的鬥爭領導中國一切被壓迫民眾的解放運動，是最合於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同時也是合於世界社會所需要的革命政綱，就是行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這是最現實的改造中國及世界社會的主義，這是解放中國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滅世界的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及其鬥爭的唯一的道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義及政策，沒有絲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國民黨成為中國唯一的救國的黨，可是他又反對農工階級的階級鬥爭。試問農工階級連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爭，所謂「民族文化」、「孔孫道統」能使他們起來力爭嗎？農工階級不來積極參加，而想國民革命成功，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謂中國的哲學思想為基礎，要用所謂仁慈主義誘發資本家的「仁愛」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階級鬥爭，使世界人類進於大同，這才真是空想呢！

　　第三，他說C．P．自己不能公開，「心裡想著共產革命，口裡說的半共產革命，手上作的國民革命」，不把C．P．的名義拿出來。這更錯誤。C．P．組織上的不公開，不過是因為軍閥政府之壓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會，此時在反動軍閥勢力之下的國民黨，又何嘗公開呢？至於政治上，三四年來，C．P．的政策、主義——主張中國國民革命中農工階級以自己的階級鬥爭的力量去努力參加，以此解放中國，同時亦就是進行世界的社會革命，以進於所謂「世界大同」——共產主義。這都是彰明較著以C．P．的名義發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P．加入國民黨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於說不用唯物史觀，不用進C．P．也可以為工農而奮鬥，那麼，不用說右派工賊的成績已經斐然可觀，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義，也就夠受的了。

　　第四，他說：「如果中國經濟的條件和文化條件具備，有實現他們C．P．計劃的可能性，我們……也會自己主張起來。」共產主義的步驟及中國C．P．現時的主張「計劃」既如上述，那麼，中國C．P．並不主張立刻實行共產制度，已很明顯；戴季陶現時所不肯苟同的，當然不是這一點，而始終是「于國民革命中行階級鬥爭，國民革命即階級鬥爭」的一點。試問：中國工人農民處於現在的生活狀況之下，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侵略的經濟條件之下，難道實行階級鬥爭的條件還沒有具備？可見戴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緣故，並不在於條件具備與否，卻在於他自己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思想。不然，怎會把C．P．「力爭廢除不平等條約，真正人民的國民會議政府，以階級鬥爭爭工農生活改善」的主張，認為揠苗助長的拙策？

　　八

　　以上四點都是關於理論上及政策上的問題。至於國民黨組織上的問題：第一，他以為「大團體內包含小團體，C．P．只借國民黨的軀殼，發展本身組織」。這句話是很錯誤的。事實上C．P．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有自己的「軀殼」，何必借國民黨的？兩年來的事實，只是C．P．同志在國民黨中工作，努力替國民黨增加了不少真實黨員，其中有許多是並沒有進C．P．的。至於說C．P．及C．Y．不應吸收國民黨的黨員，那更是奇怪。國民黨黨員中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的人，他自然要進C．P．和C．Y．；沒有階級覺悟的人，C．P．及C．Y．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會進來。戴季陶既不要階級鬥爭，又何必捨不得這些有階級覺悟的分子都進C．P．？

　　第二，他說C．P．在國民黨中主張上選舉上都用「手段」。其實這所謂手段，不過是行動比較一致些。一則思想相同，一致是當然的事；二則C．P．既要國民黨充分的革命化，主張上選舉上當然以此為目標。戴季陶自己亦罵右派糊塗，主張要肅清他們；譬如現在這種分子還未肅清之前要有選舉，戴季陶要使這些反革命的糊塗分子不能握住党裡的事權，他一定不選他們，並且一定要教別人也不選他們。這算什麼手段？戴季陶在解釋民主集權制的時候，說黨員應走的道路是在黨內「爭決議」。這是很對。為什麼一個人爭決議便可以的，幾個人一致爭決議或選舉便不可以？

　　第三，他說C．P．對於國民黨有二心，不忠實，因為另外有團體；又說同盟會時代也有「各種主義者」，可是因為沒有團體，所以始終對党忠實。其實戴季陶自己說的，同盟會時代，有種族革命派，有民主立憲派（政治革命派），後來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黨了，……「只有主張社會革命的一派能始終維持革命精神」。可見，對党及革命忠實與否，並不在於有無另外團體，卻在於主張合於革命的過程與否。

　　第四，他說，C．P．利用國民黨的政治保護力和經濟維持力。這更是笑話。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義，當然對於工農民眾的組織，工會、農會及工人的政黨，應當保障他們的政治自由權。難道國民黨主張民權，等到平民有了「權」，又可惜起來了嗎？至於說經濟維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的組織，決不能用國民黨的錢。這簡直是造謠。總之，戴季陶這些理論和組織問題上的攻擊，其目的只在於打倒C．P．，最後竟不惜用造謠的手段。戴季陶說，C．P．當國民黨是自己將來的敵人。其實戴季陶已經當C．P．是自己現在的敵人了，所以不惜用這種手段。

　　九

　　戴季陶雖然理論上反對階級鬥爭，主張資本家的仁慈主義，然而他在實踐方面，發行那《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自己就實行思想上的階級鬥爭——不過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鬥爭罷了，並且他一點也不「仁慈」。請看：一、他說，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內，國民革命成功後，政權總還握在「三民主義的青年」手裡。這就是說：「純正的三民主義青年」，是能握到政權的，不純正的當然不准。這是一種權力的誘惑。其實，五十年內要想純粹的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戴季陶主義）能實現，完全是夢想；單只廣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對於陳炯明[17]、楊希閔[18]的勝利，沒有農工的贊助，沒有C．P．的出力，決辦不到。何況一個革命的政黨，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壓迫階級的精神勉勵黨員，卻以政權在握去誘惑，這真不知是何等的「團體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說：「第三國際[19]往往恨……土耳其國民黨[20]的反共產政策太過辣手（槍斃、監禁），而不曉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來沒有成功的可能。」這更是高壓政策的威脅，政權還未到手前之預言的威脅！土耳其共產黨的組織，本來不甚好，正因為階級鬥爭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國民黨能于利用農民工人的贊助而取得政權之後，立刻反過來壓迫共產黨及工農群眾——所謂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許「恢復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舊受壓迫。這種國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實行於中國的！三、他說，某某同志因是C．P．而使國民黨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P．所以雖有大才亦不能開展。又說那都是「縱橫家的中國列寧」一個人的主張，害了C．P．的青年。這豈不是純粹的挑撥離間手段？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政策本來不是利誘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離間。他們造謠離間之目的，是要使無產階級的民眾懷疑他們的指導者。戴季陶簡直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資產階級的武裝及戰術都應有盡有了！

　　（附注：戴季陶挑撥離間C．P．與國民黨的感情還有幾件事實問題：

　　一、譚平山[21]的文章。平山那篇論文，即如戴季陶所舉說「國民黨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為過。國民黨及廣州政府是否確有許多受右派的官僚軍人所支配的反動政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平山的論文指出來，正可以使群眾的黨員起而注意糾正，挽回民間的信用。戴季陶卻一筆抹殺，只說平山「說國民黨的壞話」。

　　二、所謂某區黨部的一封信。事實上是廣州有幾處發生所謂「中山主義研究會」，實則是右派的結合日以討論反對C．P．為事，並非什麼研究主義的團體。先有C．P．同志幾人與廖仲愷[22]談及，廖遂禁止他們，究竟有無此信，雖不可知，然決不會象戴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處分子複雜，無容諱言，馴至時有反共產言論發生……近來公然有人組織中山主義研究會，若再放任，後患何堪設想。」據戴季陶說，此信已被毀掉，我們推想，那信至多只會說：「有人假借中山主義研究會名義，實則專事搗亂反對共產派……」，或者信上措辭不好，然決不至如戴季陶所引的那樣。其實我們決不反對理論上的討論或對於共產主義之批評，可是在國民黨黨部中一味反對C．P．的人，做反動的右派宣傳，我們當然要抵抗的。而戴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辭以挑動感情，明說左右派都不好，暗則完全幫右派。

　　三、《嚮導》[23]上批評胡漢民[24]等。這些都完全是事實；我們對於革命運動發展中的分析是應當根據事實說的。我們的論述正是希望國民黨諸首領拋棄錯誤政策，一致團結。戴季陶卻以挑撥的罪名歸之于《嚮導》，這一則是只知護短而不求解決，二則是故意違反事實歸罪C．P．。）

　　十

　　總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張，完全是要想把國民黨變成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盡力要把各階級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們都變成戴季陶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中國資產階級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現在還只是買辦階級，他們真有反動的實力，所以純粹右派倒是有社會基礎的。至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只能和無產階級攜手，方能進行革命運動。如今戴季陶卻想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純粹站在所謂「愛國的資產階級」上面。這一階級在中國還很幼稚，而且一部分還沒脫離他們的買辦出身，所以還說不上是一種革命力量，還沒有變成獨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勢力之可能。戴季陶這種主義至少現在還不能有社會的基礎，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純粹站在「民族」、「國家」（資產階級）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開始攻擊左派，右派的買辦階級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實。現在在上海已經見了幾件事。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能發展，只有兩條路：一、注重工農階級的階級鬥爭，以無產階級引導一切革命階級前進；二、側重資產階級的利益，講「中庸」、「調和」、「統一」而反對階級鬥爭，其結果是為買辦階級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國主義一方面去。對於戴季陶，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於真正之民族的資產階級，都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在這兩條路中挑選一條：或者革命，或者反動。

　　原載《反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嚮導》週報社1925年9月出版

　　注釋

　　[1]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當時常用作為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員的代稱。C．P．的跨党，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參與國民黨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

　　[2]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戴季陶在會上鼓吹「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提議確立孫中山「遺教」為國民黨之「最高原則」，任何人「不得有所獨創」，企圖以此限制和排斥中國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

　　[3]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號天仇。原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當時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孫中山逝世後，曾進行一系列活動，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思想上的準備。後長期充當蔣介石的謀士。

　　[4]戴、沈，即戴季陶、沈定一。沈定一（1892—1928），號玄廬。浙江肖山人。曾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脫党，成為國民黨右派代表人物之一。當時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要負責人。

　　[5]堯、舜是傳說中遠古部落的首領；禹即夏禹，夏朝的建立者；湯即商湯，商朝的建立者；周指周公，曾助武王滅商，成王時攝政；孔即孔子。

　　[6]1925年5月以後，戴季陶寫了《民生哲學系統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閹割孫中山學說的革命內容，把孫中山學說的基礎歸結為民生哲學，認為孫中山學說淵源於從堯、舜、禹直至孔子的道統，而其中心則是所謂仁愛。

　　[7]穆藕初，見本卷第199頁注⑧。

　　[8]《商報》，見本卷第21頁注⑥。

　　[9]李征五，浙江鎮海人。上海資產階級頭面人物。早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曾參加上海光復活動。當時任奉系軍閥張宗昌的高等顧問。

　　[10]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11]德謨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譯，意為民主。

　　[12]馬超俊（1886—1977），廣東臺山人。當時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長、廣東兵工廠廠長，曾在廣州組織機器工會。

　　[13]楊德甫（1880—？），湖北宜昌人。原為翻砂工人。1922年2月起，任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主任、湖北省工團聯合會主席、京漢鐵路總工會主席等職。後參與組織黃色工會。

　　[14]王光輝（1895—1974），湖南湘潭人。1920年曾參與發起湖南勞工會。1923年加入國民黨。1925年參加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的國民黨「二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同年參與組織黃色工會，任上海工團聯合會籌備主任。

　　[15]1921年海員罷工，指1922年香港海員工人罷工。這次罷工起因於1921年9、10月間工會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資，遭到拒絕，於次年1月爆發罷工。參見本卷第5頁注①。

　　[16]二七屠殺，見本卷第6頁注⑦。

　　[17]陳炯明，見本卷第6頁注⑨。

　　[18]楊希閔，見本卷第300頁注③。

　　[19]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見本卷第151頁注⑥。

　　[20]土耳其國民黨，指1923年基馬爾建立的土耳其人民共和黨，曾領導建立土耳其共和國。該黨執政後，禁止工農組織存在，反對土地革命，宣佈共產黨為非法。

　　[21]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明（今高鶴）人。早年參加同盟會。1920年參與組織廣東共產主義小組，並任中共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同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等職。

　　[22]廖仲愷，見本卷第329頁注11。

　　[23]《嚮導》週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

　　[24]胡漢民（1879—1936），字展堂。廣東番禺人。早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被推為廣東都督。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後曾代大元帥職權。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1925年國民黨右派戴季陶連續發表文章，反對孫中山制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瞿秋白撰寫本文對戴季陶的反動觀點進行批判。曾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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