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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與廣州國民政府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于肅清楊希閔[1]等反革命派之後。本來趁著孫中山先生逝世,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早就開始撲滅國民革命根據地之南方政府的計劃。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者,他們佔有香港,控制中國南部的商業,實行經濟的侵略和剝削,已經幾十年;廣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對於他們的侵略是極大的障礙,他們利用陳炯明擾亂廣東已經好幾年。然而他們的計劃始終不能實現,陳炯明[2]的勢力始終被革命政府所肅清。廣州政府,自從改組後的國民黨努力進行農工群眾及軍隊中的革命工作以後,不到一年便漸漸的鞏固起來,漸漸的與民眾接近起來,於是向來認為難解決的東江陳炯明的勢力,竟能在一兩個月內完全掃清。這是英帝國主義者計劃失敗的第一次。利用陳炯明的計劃既然失敗,他們便另外想出利用楊希閔、劉震寰[3]的計劃。楊劉等反革命運動中,有許多反革命的買辦,甚至於國民黨自己的黨員,如馬素[4]等,做「賣國的掮客」,替香港的英帝國主義者與楊劉等做牽線,私運英國軍械給他們。這些事實,到楊劉失敗之後,都已經完全證明。五卅事件[5]剛發生之後,楊劉等在廣州城內嚴厲的壓迫一切反帝國主義運動,尤其是他們做英國走狗的鐵證。可是廣州的革命政府,在肅清東江之後,農工民眾間對於他的信仰和贊助更加增加,他始終能在一禮拜內用革命的軍力和民眾的力量,撲滅這些反革命的賣國軍閥。尤其是廣東的工人階級,如廣九、廣三等鐵路工人的罷工,對於此次克服反革命的戰爭有很大的幫助。於是英帝國主義者利用楊劉等的計劃,又遭了第二次的失敗。廣州的革命政府反而因此得以肅清內部大部分的反動勢力,而更加鞏固起來,得以組成現在的國民政府。

  五卅以後,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勃興起來,廣州的國民政府當然是這全國運動中最大的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上海二十余萬的無產階級罷工之後,香港的中國海員及工人,廣州沙面的工人最先加入全國反帝國主義的總罷工。假使漢口、天津等口岸,帝國主義者因有賣國的直奉軍閥[6]做走狗,而很容易遏制工人階級的鬥爭及一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那麼,在廣州方面,因為政權握在革命的國民政府手裡,他們雖在沙基演出全國最大的屠殺,卻總不能一時鎮壓那最革命的廣東農工民眾的運動。所以五卅以來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裡,除上海以外,廣州方面的運動的確是最持久、最偉大的運動;而廣州的國民政府不但以實力贊助粵、港的民眾運動,而且在政治上領導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他發出正式的宣言,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主張南北政府一致的對外政策。五卅之後,廣州國民政府的贊助反帝國主義運動,當然決不是廣州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全國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最大的一個勢力。何況國民政府自身克服楊劉之後,比較的有整頓內政、統一財政的可能,他實力上的鞏固和政治上的接近民眾,都比以前更加容易進步了些?因此,英國帝國主義者最近對於他的進攻,更加不是限於廣州一方面的事,而事實上就是對於五卅以來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打擊。

  五卅以來,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繼續到現在已經三個月。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北部及中部,雖然有奉系軍閥做走狗——在奉天絕對禁止運動;在天津、青島幫他們直接的屠殺逮捕工人及學生,摧殘一切稍稍開始發展的民眾鬥爭;在南京幫他們反悔已經簽訂的條件,摧殘工人及民眾的組織(和記工人事件[7]);在上海則宣佈戒嚴,封禁工商學聯合會,用種種方法遏抑摧殘民眾運動——得以阻礙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充分的發展。然而這三個月來的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始終使投機的北京段政府不能不貌為贊助民眾的要求,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始終使帝國主義者的列強之間互相衝突:美國贊成召集關稅會議,要實行所謂華府會議的議決[8];日本也先自單獨解決紗廠問題,更逼著要解決上海會審公堂[9]及工部局[10]的問題。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帝國主義者漸漸陷於孤立的地位。何況在南方廣州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帝國主義者既沒有力量,又比較的有根底,英國帝國主義者很恐怕因此不得不對中國大大的讓步。對於英國,一切關稅、工部局、會審公堂等問題,都是最切身享受的特權,他不願意有絲毫讓步,所以英國帝國主義者趁著現時北方的民眾已經漸漸被奉系軍閥的壓迫而不能發展的時候,想找著一個方法向中國反攻過來,以撲滅全國的運動而恢復那利於英國的列強一致對華的高壓政策。他從什麼地方下手呢?就是廣州的國民政府。於是英國帝國主義顛覆廣州政府的第三次陰謀,便開始了。

  英國帝國主義者開始便說廣州政府「以命令」禁止英、日船入口是違反條約;繼之便仍舊勾結廣州內部的反革命餘孽暗殺廖仲愷[11]先生;再進而香港的英國資本家公然主張對廣州下哀的美敦書。八月廿五日的路透電說:

  香港電:「此間今日開公民大會,通過決議案:擬電致英首相要求英政府以哀的美敦書致廣州當道,令彼等(一)開廣州為通商口岸,完全依照條約規定,許各訂約國經營商業;(二)驅逐廣州及廣東之布爾希維克黨;(三)解除黃埔軍官學校學生之武裝而遣散之,彼等實為布爾希維克黨訓練之軍隊,非粵籍者資送回裡;(四)停止抵制英貨;(五)停止排英宣傳。如不照允,則英海軍當完全封鎖廣州及附近海面,並施行英政府所視為必要之其他行動。哀的美敦書中應聲明廣州必須施行中國行政制度,並完全遵守中國與外國所訂之各條約。與會者一致意見,以為今唯英政府干涉,始能恢復香港、廣州與華南間之交通商業,並免香港與華南英人利益受經濟之摧毀。該會散會時,眾皆高唱國歌,麥克哥文代表汕頭英商會,華爾夫代表沙面英商會向會眾演說,贊助此決議案,並宣讀汕頭來電,願附名於決議案。」

  這種主張,簡直以武力干涉廣州的內政,要解散革命的軍隊,強迫執行所謂條約義務,以兵力強迫華人購買英貨並干涉華人的言論自由。他們的意見,是說廣州政府違背南京條約[12]。不用說我們現在正要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即使讓一步說,根據南京及天津條約[13],他們也只能在廣州及汕頭通商,何嘗有以兵力強迫華人做工和買英國貨的權利!據上海《泰晤士報》[14],香港英人致首相的電裡,老老實實的說:因為海員罷工的緣故,粵港停開的船隻,共有七十三艘,其中四十五艘為英船;英國疋頭之輸入廣州及內地者完全停止;其結果使英國許多廠家將因此停閉……。這是中國工人罷工及民眾排貨的影響,英國資本家已經切身感受到了。他們說,二十五年來英僑在香港保護英國國旗之不可侵犯的權利外,尚有四千九百萬元之巨大供獻,這是他們要求英政府保護他們享受「條約上所得權利」的「保險基金」。這四千九百萬元點點滴滴都是中國人的汗血,都是英國人侵略廣東及中國南部所得的。如今他們竟以此為「保險基金」,要求對廣東「取斷然之行動」。這種斷然行動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說:「以本港海陸軍之力,不難使親善之中國當局,代執廣州政權。」換句話說,便是前此兩次利用軍閥的計劃都歸失敗,如今決定要用自己的兵力直接侵犯廣州,扶出一派賣國軍閥,對英「親善」的中國當局來統治廣州。如此,他們在南方才能象在北部、中部一樣,有得力的走狗可用,可以鎮壓民眾的解放運動,繼續他們的經濟侵略,再多多積聚他們的「保險基金」。

  當然,他們現在還得說:「此非對中國之宣戰問題,乃驅逐新近攫得廣州政權而猛烈排英之過激派而已。」還得說:「因廣州並不承認且反抗北京中央政府,故在北京所開的關稅會議或領事裁判權等會議,於本港今日極嚴重緊急之需要,絕不能有絲毫補助。」仿佛他們只主張打廣州的「過激派」,並不要和中國宣戰;仿佛他們仍舊願意開關稅會議……對中國讓步。可是,我們設想,如果英帝國主義者在暗殺廖仲愷先生之後,竟能直接以兵力佔領廣州,鎮壓南方的民眾運動,那時是甚麼情形?香港、沙面的罷工固然要被摧殘,南方的一切革命勢力都要受極大的損失,發生極大的反動。那時全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受著南北聯合起來的反動勢力的壓迫,自然要大大的低落下去。甚麼關稅會議,甚麼領事裁判權會議,都用不著了。現在他們對於北京政府答應實行華會決議,這一點「讓步」可以使北京政府滿意而緩和;然而廣州政府和民眾是不能滿意的;到了那時,就連這點的讓步也不必有,因為到處都有「親善之華人政府」,一切排貨罷工運動都可以鎮壓住了!

  所以全國的民眾應當一致的擁護廣州國民政府,應當知道英帝國主義者現在對於廣州的進攻就是對於全國民眾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進攻。尤其是南部廣州等處的農工群眾,應當積極的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肅清內部的賣國的反革命派,鞏固國民政府。

  原載1925年8月31日《嚮導》第127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楊希閔,見本卷第306頁注③。

  [2]陳炯明,見本卷第6頁注⑨。

  [3]劉震寰,當時任駐粵桂軍總司令兼廣西省長。1925年5月,在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策動下,在廣州發動軍事叛亂,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被迅速平定。

  [4]馬素,國民黨右派分子,與馮自由等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

  [5]五卅事件,見本卷第182頁注①。

  [6]直奉軍閥,指直系軍閥和奉系軍閥。

  [7]1925年8月,南京和記公司工人因英人違約拒付罷工期內積欠的工錢,與英人發生爭執。該公司英人一面向工人開槍射擊,一面招集英水兵上陸協同壓迫,工人慘死者4人,重傷者十餘人,釀成重大慘案。

  [8]華府會議所謂關稅會議的議決,見本卷第163頁注10。

  [9]會審公堂,見本卷第20頁注①。

  [10]工部局,見本卷第11頁注②。

  [11]廖仲愷(1877—1925),廣東惠陽人。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先後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廣東省長、財政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等職,堅決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5年8月在廣州遭國民黨右派暗殺。

  [12]南京條約,指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侵略者簽署的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條約共十三款,主要內容是:中國賠款銀2,100萬兩;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等。

  [13]天津條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等國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主要內容是: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增開十處通商口岸;賠款;外國人可以往內地遊歷和自由傳教等。

  [14]上海《泰晤士報》,英國人在上海辦的英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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