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與善後會議|瞿秋白

胡適之與善後會議

　　胡適之與善後會議(1)（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胡適之[1]加入善後會議[2]，報上說他是去嘗試嘗試的（實驗主義）。這嘗試兩個字，在每段新聞裡都帶著些滑稽口吻。其實我們倒很可以替適之抱不平，因為他本是個嘗試主義者，他去嘗試，實在無可譏笑。我們要看他試得怎樣，再加批評。再進一步說，單是說他嘗試失敗，說他嘗試的結果不好，也還不夠，因為：一則我們明知他這次嘗試必然失敗，適之自己也未始不知道；二則嘗試不過是適之的一種政治態度，還不是他政見的本身。所以我們不必斤斤於他嘗試的怎樣——成功還是失敗；我們卻要看他怎樣嘗試，提出怎樣的政見。善後會議的成功，老實些說，便是通過一個段祺瑞[3]的國民會議組織法，預備替段氏趕辦「扶正」的禮節——把那臨時執政「扶成」一個正式執政。我想適之雖然不革命，未必便肯把這樣的「成功」算做自己的成功。適之所要的成功，大概就是想善後會議——段氏政府[4]通過他的國民會議組織法。這便是他的政見了。可是，要使現時這種善後會議通過胡適之的國民會議組織法，只有兩個辦法：一、胡適之的政見完全和安福系相同；二、善後會議變成人民的會議。從五四運動前後，直到如今，胡適之總算還是社會上公認的民治主義者，要他立刻變成安福系[5]，未免太快些。那麼第一個辦法是不能實現了。因胡適之向來是個民治主義者，或者他在人民的善後會議上公佈的真正民治主義的政見來，可以通得過。照這樣看來，為胡適之想，他若要嘗試提出自己的政見，他還應當多試一試：不但自己應命加入嘗試，而且應當贊成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要求社會團體加入善後會議。這就是第二個辦法。如果真辦到了這一層，亦許胡適之的嘗試會成功也未可定呵。然而胡適之竟沒有多試這一試，他這樣試法，不但表示他的嘗試主義不徹底，而且已經表示他那民治主義也就不大高明了——不拿到人民會議上去試，卻偏要在一群安福系裡試；於是他竟提出他的國民會議組織法來。也許在這組織法的本身裡，我們可以看見胡適之的民治主義罷？

　　胡適之的國民會議組織法草案裡：一、國民會議可以解決國家根本大計，建設根本大法（不像政府草案，限定只能通過憲法，並制定憲法權亦無）；二、女子有選舉權（？）；三、直接選舉（？）；四、普通選舉（？）；五、各（？）公團先推候選人。這五點，表面上看來，確是民治主義極了。然而我們注意一下：

　　凡不能解說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原草案第十一條）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識字國」，輕輕的這樣一條條文，便可以剝奪百分之八十的中國公民之選舉權。其實這大多數不識字的民，大半都是工人、農民、小商人、女子；他們的工作和勞力是中國全社會生命的基礎，他們何以不應參預選舉及政治呢？胡適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圖派[6]——要使識字的統治不識字的呢？假使說，不識字的人不懂政事，無從使他們參加。那麼，如果各市市民，各工會，各村農民的集會上，有人做通俗的政治宣傳的演講，公開的提出當地的候選人姓名、履歷、政見，凡是能說話、能聽話的中國人會不會懂呢？當然會懂的。這些選民就平日所受的痛苦與候選人的政見比較一下，能不能自己決定投誰的票，或舉手贊成誰呢？當然能夠的。然而胡適之不願意教不識字的人參與政治，所以不肯想到這方面來。

　　這樣的候選人，當然是要有一定的政綱，代表一定的職業和階級的利益，所以必須由政黨及職業團體提出。胡適之的候選人提出法怎樣呢？我們再注意一下罷：

　　各省區應于選舉之前成立國民代表會議議員候選人推舉委員會，以左列各公團代表組織之：一、省議會代表十五人；二、省教育會代表十人；三、省商會代表十人；四、省農會代表十人；五、省工會代表十人。（原草案第十四條）

　　我們可以看見，其中沒有律師、醫生、學生等等團體，更沒有農民。而且教育會只是教育界的小部分人，得推代表十人來推定候選人；工會人數可以比教育界多出幾百倍，也只推出十人。假使候選人是政黨及一切職業團體自己推定，匯交投票區的，那亦就沒有候選人推舉委員會之組織的必要，更沒有在推舉委員會裡代表人數多寡之關係。然而胡適之的草案是要這推舉委員會中三分之二以上之表決，再能推出一候選人。那就工會、教育會相比例起來，工會要提的候選人，很難得當選。況且，這樣一來名為直接選舉，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間接選舉。

　　不但如此，草案第十四條下，又加入這樣一句：「本條所列各公團，於本組織法公佈時未正式成立者闕之。」這樣我們看看，全國有幾個所謂「省工會」？一個也沒有（工人如何能限著地域，限著省分？譬如路工、海員的工會，是介乎各省，廣遍全國的）。

　　總之，第十四條規定的結果，占全國人多數的農民是無從推舉候選人的了——農會是城鄉紳士的團體，農民協會是草案上所沒有的。全國的工人也是如此，因為各省都沒有「省工會」。

　　這就是胡適之的民治主義，胡適之的普選辦法！亦是胡適之在善後會議上的唯一嘗試。這種草案在善後會議上能通過不能通過還沒有知道；然而這並沒有多大關係：胡適之已經有退出善後會議的消息了（聽說不正式辭職，因為不好意思拆臺）。

　　胡適之退出善後會議是不是因為善後會議中不容納人民團體？不是的。是不是因為不容納他的唯一嘗試——那種（！）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草案？亦不是的。聽說是因為河南又打仗了。胡適之究竟是說憨玉琨[7]破壞和平，還是說胡景翼[8]破壞和平呢？我們從北京來的簡單的專電，是不容易知道。其實也用不著知道。他一定很「公平」說，最好大家不要打，善後會議還可以開下去，他這種草案還可以領領安福系諸公的教，——如今卻開起戰來了，他就自認嘗試完全失敗而退出了。其實段祺瑞的理想上的希望，正和他相同；照理段氏應當下令討伐憨玉琨，因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辦，然而他只說調停：最好人家都服從他的命令，現時大家都不要打，等他那國民會議組織法通過了，如法炮製的召集起來，這一手包辦的假執政，到那時節，就可以一個個的結果自己的政敵，第一當然就是國民黨，而後國民軍[9]，而後西南，甚至於奉張，以至於胡適之，——恐怕胡適之還不值得他去哩！現在，他卻正歡迎胡適之輩也來幫他說一句「公平」話：「大家不要打」；至少表面上，現在他還很需要這樣一句話。胡適之因打仗而退出，一方面說來，也可以說是助段的示威，何嘗又配做段的政敵呢？

　　原載1925年3月14日《嚮導》第106期

　　署名：雙林

　　注釋

　　[1]胡適之，即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早年留學美國，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鼓吹實驗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人物。

　　[2]善後會議，見本卷第7頁注17。

　　[3]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軍閥首領。1916年袁世凱死後，控制北京政權。1920年直皖戰爭中被打敗下臺。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被張作霖、馮玉祥推任北京臨時執政府執政。

　　[4]段氏政府，指當時以段祺瑞為執政的北京臨時執政府。

　　[5]1918年依附于北洋皖系軍閥的政客徐樹錚、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樂部，把持國會，幫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當時稱為安福系，他們控制的政府、國會，稱安福政府、安福國會。

　　[6]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為古希臘哲學家，著有《理想國》、《法律篇》等，要求建立一個以「哲學王」為統治者、立法者的理想國家。柏拉圖派，即是指胡適要求由識字者統治不識字者，猶如柏拉圖關於「哲學王」統治的主張。

　　[7]憨玉琨（1888—1925），字潤卿。河南嵩縣人。北洋軍閥將領劉鎮華部將。1925年率部與國民軍在豫西大戰，結果失敗。

　　[8]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陝西富平人。當時任國民軍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河南軍務督辦。

　　[9]1924年10月，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政府後，將所部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別擔任副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並作了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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