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瞿秋白

帝國主義的傭僕與中國平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日商紗廠六公司二十二廠三萬五千餘人的大罷工，從二月九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延長了已經兩個多星期了。這是勢不均力不敵的鬥爭。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親日派政府成立之後，早已加緊他對中國侵略的攻勢。他有自己國內的海陸軍，有上海會審公堂[1]裡的「領事裁判官」，有公共租界的巡捕房[2]，有中國界內的警察廳，——直接壓迫罷工的武器，已經是既強且多，然而除此以外還有間接的工具——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傭僕。

　　中國三萬多勞動平民，一天做十二小時的工作，得二三角錢的工錢，吃寒飯，喝冷水，挨東洋老爺的打罵，今天假意說發什麼賞錢，明天便扣罰工資，天天等著柴米燒飯吃，廠裡卻扣著錢兩三個禮拜不發。受這種壓迫剝削的勞動平民，素來做慣了恭順的奴隸，如今忽然不恭順起來，廠裡正想開除這種「不安分」的分子，換用不識不知任人欺侮的女孩子（養成工）；誰知就此激起大同盟的罷工——從內外棉株式會社的十一廠起，蔓延到同興、日華、豐田、大康、裕豐等廠。中國這些勞動平民居然開始和外國資本主義直接鬥爭了。

　　然而勞動平民有甚麼勢力呢？他們只有自己的階級團結力。他們曾經參與過第一次偉大的、反日的民族鬥爭——五四運動；他們曾經是那時上海六三運動中的強有力的軍隊。他們這次反抗日本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同時還是繼續著近年來繼長增高的民族運動。所以他們於自己階級的團結力之外，當然有要求一般中國人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助力之權。何況這次罷工的本身，就是民族運動中新起的巨波，而且表示民族運動裡只有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

　　然而近年來中國買辦階級的發展，使中國的民族運動遇見很大的障礙。外國資本家的傭僕，甘心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唯恐外國財主失勢之後，自己也沒財可發，千方百計的幫著帝國主義，遏抑中國平民的一切運動。因此，這次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紗廠工人大罷工，恐怕也要受這種外國走狗的破壞。中國工人在這種困苦的條件之下工作，難道他們都是理想派的大亞細亞主義[3]者，能「克己自損」，餓著肚皮替日本人做工，絕不反抗，以保存所謂中日親善，或梁啟超[4]之所謂中日文化提攜嗎？當然不能的。難道要有人煽動才會反抗嗎？也是一定不必的。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傭僕，居然異口同聲的說紗廠罷工是共產黨的煽動所致。中國人受著幾十年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一聽見「排外」、「仇洋」便自認為是中國「無知小民」的大罪惡，最近更加上了一過激派的徽號。帝國主義的走狗利用這種心理，所以要造那些謠言，使反抗日本侵略的紗廠工人罷工成立罪大惡極的赤化罪；以為如此便可以防止這次罷工擴大到普遍的民族鬥爭。其實，甚麼是赤化？赤化便是革命。中國的民族革命，便是爭中國的解放獨立，使外國資本家不能奴隸中國人；這在外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眼裡看來，便算是罪大惡極，便算是赤化。

　　中國勞動平民的實力，只有這種民族覺悟和階級覺悟，誰要想借謠言作用，削弱民族運動，誰便是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傭僕。

　　這次上海日紗廠工人罷工，顯然得到上海一般公團的贊助，各種工人團體、學生團體、市民團體組織罷工後援會。甚至於《新聞報》[5]、《商報》[6]等都表示同情。本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輸出剩餘資本於中國，創辦工廠，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佔領中國的國內市場，這種帝國主義的利益，不但和勞動平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和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相衝突。所以日本紗廠中的罷工很有擴大而成普遍民族鬥爭的可能。罷工工人雖然有三四萬，然而以日本帝國主義者政治經濟的力量，單單要壓迫這三四萬工人，始終是很容易的，只要拚著二三百萬的犧牲，不愁組織未鞏固以及女工占多數的罷工工人不屈服。他們所怕的便是罷工運動擴大而成普遍全國的民族運動。尤其怕工人所爭的經濟改善、待遇改善的些小要求，擴大而成國際的、政治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口號；罷工工人的自力雖然弱，他們所受的非人的待遇，卻真可以激起全國第二次大排日運動。日本資本家佔領中國市場、遏制中國紗業發展的趨勢，又很足以使中國跟著罷工工人的發難，簡直提出取消日人在華設立工廠的種種特權之要求。此外，北京政變[7]之後，英美勢力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間接打擊，正在待時而動，想怎樣滅殺日本的氣焰。所以在罷工之初，日本人卻有些恐慌。

　　因此，日本資本家應付這次罷工的手段，第一步便是放謠言，說某會某會（上海總商會[8]、中國紗廠聯合會等資產階級的團體）出資幾萬、幾百萬煽動罷工。同時，日本人的機關報竭力否認這次罷工的性質是單純的排日的，而一定要張大其辭說罷工是排外運動、社會主義的反對資本制度的運動；日本人這種手段不但要使怯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中立，而且要暗示英美帝國主義：中國工人排日的結果，便是排斥一切外國侵略及資本制度。因此英美的帝國主義者亦恐慌起來，大宣傳其罷工工人赤化，並受蘇聯的金錢煽動等的讕言。日本資本家想造成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以對付罷工的計劃，居然實現。日人利用赤化的謠諑，便想掩蓋自己虐待中國工人的罪惡，要使中國的「輿論」亦以為工人既受赤化，即使永久處於牛馬、奴隸的地位，再受帝國主義的拘禁、拷打、屠殺、宰割，也不足惜。於是日本海軍陸戰隊上岸的消息也來了；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對馬號也開回上海，「以備萬一」了；小沙渡中國界的警察也奉令武裝解散工人的示威遊行了；楊樹浦方面，更由租界捕房越界逮捕工會職員，中國警察與租界巡捕圍攻手無寸鐵的民眾，鳴槍轟散工人的集會了；租界捕房對於被捕的人，私刑拷打慘無人道，都可以無所顧忌了。中國境內的日商紗廠虐待中國工人，以致激起罷工，還要用武裝軍警、非法法庭，施以殘暴的壓迫，而中國社會至今還沒有絲毫抗議，難道中國人已經都甘心做亡國奴？難道帝國主義的槍炮、捕探真可以壓制中國四萬萬人使空言的輿論援助卻不敢表現嗎？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止槍炮、捕探，他們還有製造輿論、箝制輿論的傭僕；剛正在警察巡捕高壓的時候，上海《時事新報》[9]的社論裡，有一位達仁老爺說：「日商紗廠敲打工人亦許是事實，然而工人決不值得因此而罷工，實在是小題大做，這完全是受共產黨的過激宣傳和煽惑。」上海市裡及工人區域也發見所謂國民黨護黨委員會[10]和反共產主義同盟[11]的傳單，同是這種造謠的口吻。帝國主義者的赤化謠言，正要完全壓制罷工，使社會上不敢幫工人說話——幫工人說話的便是罪大惡極的過激派。而《時事新報》的達仁君及所謂國民黨護黨委員會、反共產主義同盟，拚命幫帝國主義製造傳佈這種恐嚇社會的謠言，豈不是助桀為虐逢迎帝國主義的奴僕！

　　向來中國平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裡，總有這種奸細替帝國主義盡力，賣國賣民，而在這次罷工裡，我們看得尤其明白。我們應當說：中國平民不但當認清自己最大的仇敵是帝國主義；並且要知道：這些反對赤化，造謠生事，蒙蔽社會，使不敢奮起幫助紗廠罷工工人，不敢明顯地要求取消帝國主義者在華之一切特權的「中國人」，都是我們平民的仇敵，都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原載1925年2月28日《嚮導》第104期

　　署名：雙林

　　注釋

　　[1]會審公堂，即會審公廨。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租界內設立的司法機關。租界內中國居民的民、刑事案件均歸其審理，無上訴機關。

　　[2]巡捕房，是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租界內設置的警察機構。

　　[3]大亞細亞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日本輿論界的一種論調，它實際上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日本帝國主義打著這種主義的旗號，聲稱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等等，企圖借此對中國肆行侵略擴張，獨吞中國，而不容歐美帝國主義插手。

　　[4]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戊戌變法時期的重要活動家。後流亡日本主編《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宣傳資產階級文化思想。辛亥革命後，組織進步黨（後改為研究系）；曾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又反對袁世凱稱帝，策動和參與護國戰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取敵對態度，鼓吹發揚所謂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

　　[5]《新聞報》，1893年英國人丹福士創辦。1899年轉入美國人福開森之手，與《申報》同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報紙。

　　[6]《商報》，1921年由湯節之等在上海創辦，是一家以廣東公所、寧波同鄉會商人為經濟支柱的資產階級報紙。

　　[7]北京政變，見本卷第7頁注16。

　　[8]上海總商會，1912年1月成立的上海工商資本家團體，領導權主要掌握在大資產階級手中。

　　[9]《時事新報》，1911年在上海創刊，為研究系的機關報。

　　[10]1924年12月，章太炎、馮自由、田桐、居正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宣言》，反對國共合作，重行集合團體，是為國民黨護黨委員會。次年初定名為辛亥同志俱樂部。

　　[11]反共產主義同盟，又稱反赤大同盟。領袖人物是章太炎、尤烈、馮自由、居正等人，反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後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