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開的信|瞿秋白

一封公開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抱朴[1]兄：

　　讀（大選[2]後的）《時事新報》，載有你的哈爾濱來信，（大選後的）《晨報》上又另有一篇你的文章；實在不勝歡喜，為什麼呢？

　　我們去年夏天曾經同在莫斯科郊外烏狄勒納雅別墅（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唯物史觀（你通信上是說沒有這門功課的，我卻記得很清楚），如今又得了關於唯物史觀的一個物證，可以貢獻你：就是你自己的信。我當時還只敢「假設」：

　　一、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裡，最會發生一種空想的烏托邦主義——以為俄都十月一聲炮響後，一切舊時帝制資本主義的流弊便立刻轟得煙消雲散，頓現地上的天堂。

　　二、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裡，很會破裂出一些非階級化的青年，想做人上人的青年——他們以為萬重壓迫下剛剛抬起頭的無產階級，內憂外患不知多多少的蘇維埃國家，便應當供給他們（中國青年）吃、穿、住、讀書，要讀什麼便是什麼；他們以為這樣的經濟能力（不但能供給自己國內所有的人——有錢的商人亦包括在內，而且能供給中國，以及世界學生的經濟能力），亦是可以由革命旗的影子裡顯出來的。

　　三、中國如此的經濟組織裡，很會發生一種消極的民主（？）主義思想：以為一切組織（機關）都是治人的機關，而不是治事的機關，——學校裡的辦事稍不周到，便算是壓迫學生；以為那「地上天堂」裡的學校，便應該有三頭六臂的辦事員，專門來伺候「讀書人」——中國的尊貴的士；而學生自己，卻可以不去研究設法，——去明白那「事實上材料不夠，只能等一等」的深奧哲理。

　　四、總之，中國的經濟組織值此開始資產階級化之時，可以發生一種奇妙不可思議的自由（？）主義觀：假使罷工……（唉！何必說此逆耳之言）……假使罷工時有破壞團體的工人，團體是不應當干涉的；假使革命政府成立，陰謀推翻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應當加以強制的；——因為中國人所要的革命政府是專為被人推翻而設的；中國人的吃飯是求餓的，而不是求飽的。這樣的自由主義可以發生一種事實。譬如東方大學裡的寄宿舍（所有的就只那幾所，沒有來得及特為中國學生『辦差』，新蓋起來），分配的時候，不幸印度學生的好些，中國學生的壞些；於是便算學校侵犯了中國學生的自由了，中國學生便大動其氣，於是寫……

　　現在呢？我卻敢斷定中國有這幾種思想，不僅只是假設的了，——因為有你的信。我們兩人是好朋友，又是同研究唯物史觀的；所以我既有新發見，自然應當告訴你，請你看那幾天《時事新報》的第一張，……啊！我錯了，不必，你看自己的信稿罷。

　　這是我看了你的信所以歡喜的第一原因。

　　再則，你比我晚回來不過半年，居然在這半年之間，見了俄國政府許多負責任的國家職員（如你所謂「紅党要人」等），都談過話而知道詳情；我祝你俄文進步。半年之內你竟已能如此流利的與俄國人談話，那麼，你的俄文程度比我走的時候已經有天淵之隔，可賀可賀！譬如俄國教員說「哈爾濱是俄地」這句話，我就沒有聽懂；這也許我心上存著「哈爾濱是中國地」的「成見」，所以沒有理會罷？我現在還接到俄文報——哈爾濱的報，我也沒有看成：俄國謀奪中東路的陰謀；這也許是我先看了中國報載：加拉罕[3]贊助中國政府對於中東地畝問題的處置，美國大使反為舊俄「仗義執言」的事實，因此心存「成見」罷？然而也許我的俄文程度還不夠看報。你若在哈爾濱，請你寄些俄文文件，足以證明陰謀中東路的證據來；——一則破了我的成見，二則長進長進我的俄文，我一定感激不盡。總之，你的俄文大進步了，可喜可喜。

　　這是我見了你的信所以歡喜的第二原因。

　　敬祝研究進步

　　你的朋友瞿秋白

　　1923年11月16日

　　DS：你現在不比以前了，我想你可以看得懂俄文，而且很自由很快樂！彼得城近年來大學教授出版的唯心派的《哲學雜誌》，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雜誌，還有許多不贊成共產黨的文學書籍，我勸你現在更可以去多買些看看，他們於你有很大的益處。再則，現在你若在莫斯科，就可以直接寄信到「中國哈爾濱」了——因為中國政府已「諭允」中俄通郵。現在不象從前：我初回國，要寫信給耿濟之，中國郵局對我說：「不要寫俄國赤塔，請寫中國滿洲里轉赤塔領館」，也和俄國郵局當初告訴你不要寫「中國哈爾濱」一樣的。

　　又及

　　原載1923年11月20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

　　注釋

　　[1]抱朴，即秦滌青，江蘇無錫人，1922—1923年期間，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因堅持反對派觀點被開除出黨。以後曾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

　　[2]大選，指1923年10月5日曹錕賄選總統。

　　[3]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1937），蘇聯外交家。曾以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和代理外交人民委員身份兩次發表對華宣言。1923—1926年出使中國，先後任蘇聯政府赴華外交特使及第一任駐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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