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瞿秋白

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

　　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1)（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國的辛亥革命死了！在滿中國都是反動的潮流，他一天一天的緊迫要想返中國於封建制度。這難道是偶然的？寇盜式的軍閥財閥——一大班督軍、總長、議員、政客，另躉拍賣中國於世界的列強，引起五四運動、六三運動。這難道亦是偶然的？

　　現在的國會又嗾使軍警毒毆請願公民[1]，通過軍閥走狗的內閣，假使一察十年來社會中專制與民治兩勢力的消長，就可以知道，蔡孑民[2]先生的辭職，決不是僅僅一北大校長問題，更不是教育總長干涉司法問題，甚至於不是國會妄自蹂躪民權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中國國家能否立足於地球之上，中國國民能否不淪于中外軍閥財閥的奴隸的問題。

　　中國社會的「下意識」已經早就覺著這種危險，所以五四運動以來全國的革命潮動盪不止，到蔡孑民先生辭職不過第二次突顯的爆發。五四的精神伏流至此自然複生。我們要切記：「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事業三年以來不但沒有寸進，反已受無量的摧殘。失敗，失敗又失敗！決不是偶然的！這一次的決戰，再不切記歷來失敗的苦經險，不但中國的民治要受一次摧折，而且全國的平民死無葬身之地了！

　　三年以來看看是只有「智識階級干政」，學生運動。失敗是學生的失敗，教育的摧殘。實際上卻大謬不然。政潮學潮的根源遠得多呢。

　　中國自有的宗法社會制度，「半自然的經濟」，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入，二十年前已經漸露崩壞之象。因此，科舉的廢除，世家的頹敗，所謂「士紳階級」日益墮落；外貨充斥，原料輸出，農民階級更破產得不了。於是社會上發生兩種游離份子：「高等流氓」與「下等兵匪」——都是造成軍閥政治絕好材料。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從買辦式的「商業資本」起直進到官僚式的「財政資本」，以全國經濟總體而論，直成一極畸形的狀態。然而這種資本主義僅僅是軍閥制度的政治及帝國主義的經濟之副產品。——凡此等份子當然成為賣國派、專制派，因為他們的安富尊榮全賴平民的汗血和外國人的剩肴殘羹。同時，受剝削的農民階級，無論他們如何守舊，如何愚蠢，始終不至於馨香禱祝請督軍去殺他們，請政客去污辱他們，請官僚土豪去魚肉他們：——他們最小限度的要求——生存。工人階級當然更受不了所謂「國立企業」——鐵路等類機關中官僚的剝削，外國企業家的「洋大腿」，況且隨著國內外新經濟制度的發展而漸漸組織起來，覺悟到自身的利益。再則因中國經濟的落後，各省、各區、各地方往往自成其為半獨立的經濟區域，自有其商業手工業；受歐美技術文明的促進，較大的純粹中國的工商業亦漸漸形成一經濟勢力——當然還遠不能集中中國的經濟。這兩種才是真正的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大概可算作商人階級。這種商人階級不但暫時夠不上勾結外國資本，而且天天受他擠軋，不但受不著軍閥的庇護寵愛，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壓迫。凡此等份子當然成為愛國派、民治派，因為他們的發展，他們的要求，處處遇見國內國外軍閥財閥的抑遏。這兩邊的敵軍——賣國派、專制派與愛國派、民治派——之間的爭鬥，忽明忽暗，一消一長，或進或退，已經十幾年了；雙方營壘內部，正在「階級分化」的過程中，又各自有消長，或者不久雙方會有內部的大爆烈（限於篇幅也不能詳為論列），然而現時的總陣勢是如此，五四運動不過是此鬥爭中一大高潮，一大激戰。

　　何以五四運動獨能成一大高潮呢？學生！智識階級！胡適之先生說得好：

　　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智識階級的肩膊上。

　　然而智識階級究竟是什麼東西？中國式的環境裡，那宗法社會的士紳階級，當年或者曾經是「中國文化」的代表，現在不由得他不成為社會贅疣——高等流氓，以政客為職業，以議員為職業，——這是舊的智識階級；那「歐風美雨」，學校的教職員，銀行的簿記生，電報、電話、汽船、火車的職員，以及最新鮮的青年學生，是新經濟機體裡的活力，正在膨脹發展，——這是新的智識階級。新的智識階級中之學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和舊的智識階級中之官僚一樣，——一是民治派的健將，一是專制派的鏢師。

　　智識階級，在生產制度尚未完全發達至有絕對平等教育之可能時，他往往立于代表社會文化的地位。這並不是智識階級可以自傲的，而正因當年士紳享盡優越的權利，現代學生受用生產的剩餘，——勞動平民的汗血，方能有此「智識」來代表文化。他應當對於勞動平民負何等重大的責任！何況在此新舊潮流衝突的時候，中國社會生死存亡的關頭！雖然……雖然……政治運動單靠「良心」是沒有用處的。智識階級始終只是社會的喉舌，無論如何做不到主體。當此社會中兩種政治傾向的衝突，就可以知道確是兩種經濟制度的傾軋：——政客不過是軍閥財閥的機械，代行帝國主義侵略詐騙的野心；學生不過是勞動平民的利器，表顯中國經濟要求獨立的意識。況且實力的關係，外國資本與中國經濟的鬥爭，反映到政潮上來，各有各的主力軍：——一方是軍閥的兵匪，一方是平民群眾，政客和學生不過是雙方之「輔助的工具」，此等輔助的工具往往先行試用，不中用時，主力軍就非親自出馬不可。不過雙方主力軍的訓練組織，因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大相懸殊：一面是現成的，一面是散漫的，同時因世界經濟進化的環境，又令一面是日落的漸死的，一面是日升的新生的。所以政客當軍閥的機械，是很老練的，因為他身後輜重隊、大本營「完備」得很，絲毫用不著自恧。而學生當平民的先鋒卻往往畏縮，因為他身後的主力軍剛剛有些具體而微的模型，不肯自信不敢自信。然而軍閥昏淫末日快到，平民覺悟自己的實力也就不容遲了。

　　兩軍交戰了，容不得猶豫懷疑！

　　原載1923年1月31日《嚮導》第18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1922年底，由於軍閥政客內訌，導致逮捕財政總長羅文幹。由於缺乏起訴人，難以判罪，教育總長彭允彝建議由國務院代表國家方面為起訴人，並起草了諮交法院的文件。1923年初，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認為彭允彝身為教育總長，逢迎軍閥，破壞司法，憤而辭職離京。北京大學學生群起請願撤彭挽蔡。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也聯合呈請去彭留蔡。1月19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到眾議院請願，議長吳景濂指令軍警打傷學生二百多人。

　　[2]蔡孑民，即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1)這是瞿秋白1923年初由蘇俄回國後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撰寫的第一篇評論文章。隨後他又參加了該報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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