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之因舊政治思想之果(2)|瞿秋白

新經濟政策之因舊政治思想之果(2)

　　二、無產階級敵黨之反動與共產黨之職任

　　少數黨要求政治上的讓步——只諾維葉夫謂仍取攻勢——少數黨的兩頭政策——知識界對共產主義之痛惡

　　（一）資產階級之新策略

　　只諾維葉夫說，「雖然我指出種種敵黨間之分化，卻亦不是說，無產階級獨裁制已經處於絕無危險的地位」。新經濟政策開俄國革命史中之第二章，政治上的危險，確實不小，然已大變其性質，共產黨能明見此中因果，必可知所應付。

　　一年以來，敵視蘇維埃之各舊政黨，一方面趨於破滅分化，別方面卻有新的力量漸漸團結起來，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真正的資產階級力，雖已不在舊政黨機關中，而在此新生的反動思潮裡。立憲民主黨之機關報《櫓》說，「此新經濟政策之『私生女兒』（資產階級式的思潮）發現之後，布爾塞維克到處碰釘子，天羅地網漸漸密佈，固然現在網絲柔弱，不久便當日益鞏固。莫斯科、彼得城各種書籍雜誌出現，其中可見很急激反對蘇維埃的精神，尤足見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絲毫未得勝利。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快完了，不論是文學小說、劇院、音樂之中，除可惡的『亦已』派[23]外，卻已發生正當的傾向，請『你』（十月革命）滾蛋罷。」

　　當然也不至於如此危險，那所謂「天羅地網」，未必見得如此鞏固，然而敵黨的聲言，卻亦有幾分真理在內。新經濟政策之中，政治上的新詭變，正在於反對蘇維埃派中有組織重建之趨向。其中有極大的崩裂分化之動象，卻亦有暴生偶現之毒菌。反蘇維埃派，無形之中轉輾譎變，趁此革命之新步驟，有縫必鑽，有隙必乘，欲利用蘇維埃政權下之公開的可能，以自遂其目的。

　　一九二二年已見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所絕對不能發現的現象。雖然新經濟政策第一年之結論，並無可悲觀之處，卻亦有許多現象，不得不注意研究，以求及時整頓之辦法。

　　凡反對蘇維埃的黨派，少數黨等，有一共同的宗旨，「經濟上的讓步之後，請速行政治上的讓步。」

　　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一次大會（一九二二年春，見秋白通信第四封[24]）絕對的答覆，就是，「經濟讓步，至此為止」。對於政治讓步，共產黨早有確定的態度。現在呢，只諾維葉夫說，「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白些，——經濟上的讓步至此為止，政治上的攻勢仍在繼續。」所謂政治上的攻勢，當然不一定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時的形式。一九二二年，自然不用一九一八年之進攻方法，經濟上既廢「軍事的共產主義」，政治上自亦有新方法，此等新方法，當能與資產階級政黨之策略相應。

　　蘇維埃派的新策略，乃在於利用，「蘇維埃政治下之公開的可能」。共產黨固然這幾年來在政治上，已經大大的破毀少數黨，及社會革命黨之勢力，然而還不能說，完全取消此等政黨。所以現時，此種進攻政策仍當繼續，可以先一看反蘇維埃派的謀劃。不久以前，《社會主義新聞錄》中，少數黨始令各地黨員道，「你們應當自立於蘇維埃憲法上行動，為公開的社會主義對抗派的政黨，不得用武裝鬥爭之手段，否則，『反動』潮流反將因之而大盛。」哼，一九二二年春，少數黨中央委員會說的是這樣的話。一九二一年春呢，他們曾經公然的幫助克龍史泰之亂[25]（見李續忠一九二一年通信）。此中可見別有詭計，想利用公開的可能而已，「立爭公開的可能，提出局部的要求」，就是他的奸猾的新計劃。

　　固然，少數黨及社會革命黨的策略不僅止如此簡單戇直，他們有「兩頭政策」，一方面要利用公開的可能，一方面仍在大言不慚的鼓動，自命為「真正的工人政黨」呢。

　　（二）老招牌與新貨物

　　少數黨等既有此「兩頭政策」，「真正工黨」與「立爭公開」，我們就可以一考政綱與策略間之關係，及其對於蘇維埃政府之影響。那政綱上之絕不調和的態度，大言不慚，自命「真正工黨」之「左派」色彩，其實是外強中乾。少數黨，社會革命黨，已經屢次大失工人群眾之信用。他們這種大話，只能當得放空槍，即使非共產黨的工人，也要笑他們無恥。工人群眾這幾年來已經大增其經驗，造成一種社會的情形，非常之有價值。此所謂「現實派」的心理，在社會革命中是人類文化進步之基礎。

　　現在的俄國工人群眾的心理，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舊態了。你們單是允許他，有什麼理想政治，他睬都不睬你們。工人群眾自己有批評論斷的力量，多年的革命內戰，鍛煉出來此種真覺悟。他們知道什麼是可以的，——非辦到不止，他們亦知道，什麼是不可能的，——用不著胡鬧。所以社會革命黨及少數党之「左派色彩」，對於蘇維埃政府，不十分危險。工人群眾的心理，求飽暖安居及學問知識，新經濟政策既開始恢復經濟，自當努力滿足此等欲望。而所謂「左派」，更無從鼓動，「左派」的論調流於空想，本來絕不能得工人的同情。至於「立爭公開」的策略，卻比較有危害得多。少數黨，社會革命黨，既然現在反過來自命為「十月革命派」，已經往往提出局部的要求。在學校之中主張學校自治。在農民之中，主張國家實行「借本制度」（恢復農村經濟）。在赤軍之中，主張六個月的軍役期限。在職工聯合會中，主張以戰前金盧布為工資單位。——他們要想以此種局部的要求引起群眾運動，反對蘇維埃政府，他們已經不說推翻蘇維埃了。這是一年來之新景象。此種新策略，必定漸漸加盛，而完全噤口不談「工黨」的「左派本色」，卻是比較的合于現時俄國階級相對關係之手段。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必與之迎合，不顧大局而強行要求。欲以此難倒勞農政府。我們一看下列的實例，就可以見此中的真相。譬如說，公開的集會結社，一九二二年以來，有種種學會、商人會議等。此中資產階級的思想，尤其實顯，雖然不能說一定。究竟少數黨、社會革命黨有何等組織，在此種公共集會中，然而他們的策略卻往往於此實現，此中蛛絲馬跡自不難見。

　　全國醫學會議中，有一醫生說，他們是純正的民主派，現在處於「共產主義的圍城」中。女醫生谷爾維次[26]，甚至於說，霍亂症固然危險，可是那「共產主義的圍城」尤其危險。全國農學會議中，此種論調更多，大致而論，大學教授反對蘇維埃政府非常之厲害。此種職業，人數並不多，全俄大學教授僅僅五千人，如加以高等學界各種職員，也不過一萬二千人，然而卻是很重要的。

　　凡此一切，公共集會，高等學校之中的「公開的可能」，一九二二年以來，少數黨的策略已經顯露，力謀利用。固然此等處所，可以絕無少數黨的組織，而且大學教授、學者之中，為蘇維埃政府辦事，力謀俄國文化之增進者，也有不少人。然而此種階級性的「空谷足音」足證反革命黨所持策略，卻有所依據。

　　（三）資產階級的輿論

　　資產階級，死灰復燃，雖然經濟上一年以來發展的有限，而思想上卻大有活動。共產黨忠於無產階級，即行經濟的讓步，然亦因忠於無產階級故，決不行政治的讓步。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勞農階級十月革命所得勝利，卻非為資產階級「造謠自由」而設。新經濟政策行後，私人的印刷局、印書館漸漸發展，凡為文化之助者，蘇維埃政府固然不禁止，然而違背憲法者，亦不能任意胡鬧。一年以來莫斯科私人印刷局已有三百三十家，彼得城亦有八十七家，外省的還不知道有多少，當然，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正希望文學發達，科學昌明，殊不知道，資產階級卻趁此機會而大製造其「輿論」。

　　彼得城大學[27]教授莎樂經[28]（Sorokin）的一篇論文中，竟說及知識階級對待勞農政府應取英美的態度，——就是「盡可以參與俄國事情，而絕對不管他是勞農政府不是，只當他沒有，要怎麼辦，便怎麼辦」。又有一資產階級的雜誌《經濟學家》上，大學教授塔爾勒（Tarle）[29]論及柔魯會議（Genua）[30]，——他竟不但反對蘇維埃政府，甚至於反對英國政策，而完全贊成法國的強逼還債的惡毒手段；《經濟學家》雜誌，本是一班立憲民主派的學者所組織的，現在已經封閉。再則，有一種類似於童話的雜誌《清晨》，忽然發表以前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會員伊茲谷葉夫的文章，論社會革命黨案及暗殺問題，他說，「暗殺亞歷山大第二固然不好，暗殺列寧也是不好……」等等製造空氣的話。

　　甚至於詩界，女詩人紀朴比伍斯在「日記」集中寫道，「總有一天，我們將『這些東西』（布爾塞維克）塞口堵喉，……」此種反動的思潮，正與少數黨等築就那反革命的基礎。

　　（四）知識階級之分化

　　一年以來俄國知識階級中發生一派「以代羅針」——協助勞農的思想，記者于赤訊第十二封已經詳敘[31]。此處只諾維葉夫亦曾提及，並謂「以代羅針」派明明是知識階級中的分化，除此外，還有種種過渡於此派的形式，必需頗悉此種思潮的內容，才能瞭解共產黨所當取的態度。據只諾維葉夫所引俄國兩名士的論調，——他們雖還不是「以代羅針」派，卻足以灼見知識階級的思想。

　　第一，是一立憲民主派蒲爾茨苦斯[32]。他說，現在新經濟政策之期，俄國農民問題得以解決，貴族階級的地主，因十月革命之勝利而終結了他三百年的歷史，從此消滅於無形，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卻談不到。以新經濟政策為名，而恢復舊私有制度，國家經濟亦因此而得發展。不過此後的發展，已非僅少數人的幸福，幸福當可及大多數的民眾，最重要的就是農民階級。

　　第二，是列慈聶夫[33]，自命為蘇維埃派的。他更有特別的規定，造作出不少政治學上的新術語（！），他說，「不是革命，亦不是反動，卻是，革命的守舊主義。」革命在他的眼光中看來，即使是社會革命也只有破壞力而無創造力，他以為獨有新經濟政策才真是「革命之自限」，「共產主義之自決」，乃有「民眾之經濟的自決」。而同時自當有「知識階級之思想的自決」，共產黨應時勢之所趨向而求援手於農村，更不得不起用知識階級的科學家技術家，以達經濟建設的目的。於是他的結論乃是「前是客觀當成後日之主觀」，當知所謂「主觀」「客觀」確有深意在內，可能他們的贊助蘇維埃政府別有用意。只諾維葉夫對此問題的結論是，「於此可見，『以代羅針』派在資產階級思想的分化中固然有極大的作用，然而卻不能不知道，其中確有反乎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少數派同其聲調。我們絕對不拒絕同他們協作，同時只當時時警覺此中的危機，自然能達經濟建設的目的，而防禦資產階級式的思想之浸入。」

　　（五）共產協作社之小資產階級性

　　協作社之組織，當然偏重於經濟方面，當然也不少政治上的動機。去年夏天開全俄農村協社大會，八十四個有議決權的代表中，有三十二個社會革命黨，二十五個立憲民主黨及帝制黨，二十一個無黨派的，而只有兩個共產黨，老協作社家沃爾錄夫在倫敦著一部《俄國協作社復活之始》中言，「消費協社之中，他們全靠工人為後盾，所以在消費協作社裡很不容易排擠共產黨，至於農村協社卻不相同，這是我們的。」

　　假使希臘教的教會是帝制派的巢穴，則農村協社正可為偽社會黨的舞臺，即少數黨、社會革命黨之新策略於此更得適當之發展地。然而共產黨也並不是想禁止農村協社，經濟生活之中的既有進步的效力，更應當竭力提倡，——不過當努力爭取其中政治地位，養成共產黨的協作社人才而已。

　　（六）綜觀——政治生活之四大區域

　　綜觀上述，可見資產階級經濟上雖在新生時代，而政治思想上，舊俄時代之餘瀾，卻已有高潮拍岸之勢。現今蘇維埃政治，勞農獨裁制之正軌制度，較之各國資產階級獨裁制，其實大加寬大，——雖法律範圍內之公開的可能，本是當然的，而革命党卻乘機利用，如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之公共集會，資產階級的出版界，高等學校，生產協社等，遂成俄國現時政爭的四大區域。而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利用此種公開的可能，以為從中破壞的著手處，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自當預有防範。

　　少數黨及社會革命黨說，在前俄皇政府內閣大臣斯讬勒賓[34]統治之下，我們曾利用公開的可能，以為顛覆政府之手段，現在為什麼不能利用呢；他們可不留意此中有「小小的」區別，現在的執政黨，是工人的政黨，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方法，能明見此中因果關係，而為之防範。

　　（七）共產黨之職任

　　只諾維葉夫說，共產黨今日之職任，首先當在於鞏固內力，一切經濟行政步步隨時注意改正。腳踏實地的真誠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階級之利益，勿使敵黨有所乘而進。至於應付此種「新經濟政策之因，舊政治思想之果」，又當有四層不可輕忽的職任：

　　第一，當明見此種望機，詳密情察其動機內因。

　　第二，當分分等第，觀思潮變動中，何者接近於蘇維埃政綱，何者純粹敵視無產階級。

　　第三，一，當注意，公共集會，二，出版界，三，高等學校，四，協作社，——多選才智相當的共產黨人才，滲入此四大區域。凡表友誼於蘇維埃政權者，當竭盡方法以羅致之，不論其資產階級色彩是否完全洗淨。而真正的知識階級，代表人類文化的先進，必定受此偉大革命的震盪，已失其舊人生觀之根據，而轉向「十月革命」之旗幟——可以儘量以誠意相見，消彌敵意於無形，而共產黨人才之與共同工作者，大多於理論上實踐上力求真己的勝利。

　　第四，當繼續用鎮壓政策，在法律範圍以內的「公開的可能」，不可為資產階級的政客所利用，而滑漏於法網之外。各協作社之小資產階級性，顯然可見，共產黨既須努力增加人才，以為理論實踐上之競爭，若遇顯然的反革命運動，不覺仍力行鎮壓政策（譬如當初西伯利亞之協社總會，曾助哥爾察克[35]以基金幾百萬金盧布），其他亦然。

　　（八）只諾維葉夫之鎮壓政策觀

　　只諾維葉夫於報告中，屢次解釋明白，俄國政治現象之基礎，並言鎮壓政策本無大用，僅足以為軍事時期之非常處分不得已的辦法。一九一八、一九一九的時候，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不願意瞭解「十月革命」，用武裝暴動的手段反抗蘇維埃政府，勞農階級當然以相當手段相對付。現在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自有合于時宜的辦法，——注重於分裂反間敵黨，令其明瞭世界文化之進程者，自然而然傾向于勞農政府。況且小資產階級的無組織性，異常之顯露，雖然日益增長發展，其實無力鞏固團結，蘇維埃政府苟能及時利用，必收政治上的良果。雖然如此，在必要的時機，仍有用鎮壓政策之可能。只諾維葉夫且說：

　　至於完全否認鎮壓政策，我們是不應當說的。當時少數黨及社會革命黨對於我們也曾用鎮壓政策，而無成效。為什麼，因為我們能代表工人階級及一部份農民階級的利益，時機成熟，又真能表現群眾的要求，實際生活助我們的成功，我們也能見國內成熟的機運，所以他們的鎮壓政策不但不能服我們，反而幫助了我們。然而，為什麼我們的鎮壓政策能消滅他們呢？因為他們，少數黨、社會革命黨，是革命之「明日黃花」，當一九一七年七月之役，社會革命黨及少數黨鎮壓布爾塞維克的暴動，而終歸失敗，「方熾的火焰又從而煽了，必烘然大旺」，而現在呢，舊政黨之「垂盡的餘燼，自可一撲即滅」。因此我們也不否認鎮壓政策，不過現時的鎮壓政策已與軍事的共產主義時不同。當時我們能及時運用政權，在國內戰爭最熱烈的時候，恰為最果決的政策，現在呢，我們已能不取純粹的機械作用的辦法，而可以用比較複雜的策略。

　　只諾維葉夫此篇演說，以之與「社會革命黨案」並論，很能見一年來俄國政治現象之詭變。願讀者與前兩次通信參觀，並查赤訊第十一——《社會革命黨案》，便可略悉「十月革命」之五年中俄國政黨的變態。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原載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日《晨報》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郭茨，見本書第360頁注14。

　　[2]謝米諾夫，今譯謝苗諾夫，見本書第360頁注20。

　　[3]郭諾朴列華，今譯科諾普列娃。

　　[4]Les socialistes revolutionnaires，法文：社會革命。

　　[5]只諾維葉夫，今譯季諾維也夫。見本書第227頁注69。

　　[6]以代羅針派，今譯路標轉換派，見本書第367頁注①。

　　[7]即本書所載《知識階級與勞動國家》一文。

　　[8]《社會主義新聞錄》，今譯《社會主義通報》（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十月革命後逃亡在國外的俄國孟什維克的刊物。

　　[9]馬爾讬夫，即馬爾托夫，見本書第228頁注76。

　　[10]第二國際，各國社會黨的國際聯合組織。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導和影響下，早期基本上執行了馬克思主義路線。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後，第二國際各國黨內的機會主義迅速滋長起來。右派和「中派」修正主義者在第二國際中竊取了領導地位後，使第二國際蛻化變質，成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奴僕。

　　[11]第二半國際，參見本書第352頁注②。

　　[12]斯德魯維，今譯司徒魯威（一八七〇——一九四四），俄國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論家，立憲民主派領袖之一。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

　　[13]負荊請罪，語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原文為：「廉頗聞人，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請罪。」後以「負荊請罪」表示向人認錯賠禮。

　　[14]此處「《櫓》（Rul）」，俄文原名為Рул，意為「方向盤」，今譯為《舵輪報》。

　　[15]伊凡諾維茨，今譯伊萬諾維奇。

　　[16]《霞》，今譯《曙光》，是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的孟什維克刊物。與列寧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在斯圖加特創辦的雜誌同名。

　　[17]伊凡第四，即伊凡雷帝，莫斯科和全俄羅斯大公（一五三三——一五八四），第一個俄國沙皇。

　　[18]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俄國沙皇。第一個全俄皇帝。

　　[19]倍爾，今譯貝爾。

　　[20]克倫斯基，見本書第119頁注⑦。

　　[21]維克新第葉夫，今譯阿夫克先季耶夫。

　　[22]赤爾諾夫，見本書第306頁注22。

　　[23]八日《真理報》對此流派作了批評。

　　[24]第四封通訊，即本書《全俄共產黨第十一次大會》一文。

　　[25]克龍史泰之亂，見本書第226頁注58。

　　[26]穀爾維次，今譯戈爾維茨。

　　[27]彼得城大學，即彼得格勒大學，今列格勒大學。

　　[28]莎樂經，今譯索羅金。

　　[29]塔爾勒，今譯塔爾列。

　　[30]柔魯，今譯熱那亞。熱那亞會議，見本書第337頁注①。

　　[31]第十二封通訊，即本書《知識階級與勞農國家》一文。

　　[32]蒲爾茨苦斯，今譯布魯茨庫斯。

　　[33]列慈聶夫，今譯列熱耶夫。

　　[34]斯讬勒賓，今譯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俄國反動政客。一九〇六年起任大臣會議主席兼內務大臣。後在基輔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死。

　　[35]哥爾察克，見本書第104頁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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