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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之人間化(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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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組織問題 俄羅斯現在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是共產黨的宗旨。所謂無產階級者——工人,他們本身無知識無覺悟的居大多數,于施行獨裁的最初期,不得不由主張這獨裁制的共產黨負指導的責任。所以實際上最初施行獨裁制的,不但不是無產階級全體,而且亦不是「已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職工聯合會,乃是共產黨,所謂「有覺悟有知識的無產階級」。況且共產黨的黨綱,本有指導蘇維埃機關(干預國務)的規定,而且說:「共產黨遇必要時不能勉強服從蘇維埃」。因此共產黨實為現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上的主幹。共產黨本身組織問題,其重要不下於蘇維埃機關的組織問題。以上幾節對於共產黨處置內政外交的最近辦法已經略敘,現在應當敘一敘共產黨本身組織最近的變更。 第十次大會所討論職工聯合會職務的實行,廢食糧均配法而代以物產課稅法,民族問題的新審議,外交方針的更改等等,他們變更的總原因,是「已由軍事時代轉移而至於和平時代」,以前軍事狀態之下的辦法當然應當改變,共產黨組織的應當改變,其理由亦是一樣的,如今且看他們的議決案。議決案的大意如下: 以前從革命之後,共產黨既握政權,接著就是內亂戰爭,完全處於軍事狀態之下,於是共產黨自身的組織法,也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這是所謂「共產黨的武裝」。現在時勢已非,辦法非改不可。在軍事狀態之下不得已而取中央集權主義,在當時是很合宜而且是必要的。現在既已有和平的機會,卻要趕緊取消這種臨時辦法,使黨務趨入正軌。況且在軍事時代又不得不發生許多弊病,這是自然的現象,並非辦法的不妥當,不過現在既要取正軌的辦法,就同時可以改正這些弊病。例如軍事時代急於擴充黨員的人數,於是人數驟然增加,其中有許多知識階級、孟塞維克,因慕勢利,或懼失信用而攙入黨中,對於共產主義完全不瞭解。再則呢,中央集權之下,群眾與高級人員不容易接近。照共產主義的宗旨本要接近真正的無產階級,貧困的農民。應當使黨員人人都參與黨務,應當使黨內的高級人員與下級人員,新黨員與舊黨員,軍事職員和民事職員,年老的黨員和年少的黨員,互相接近。再進一步應當使黨員接近無党農民及工人。而現在的舊組織——集權制組織,不足以實行這些原則,而且反有抵觸的地方,「共產黨與人民不十分融洽」,所以非改組不可。 現在改組的標準就是要實行「工人的組織民主主義」,党中的職員自下至上都用選舉法選任,一切問題都要公開的演說討論,全體投票公決;黨員人數求其增加,而只求其資格知識的提高,勵行共產主義的教育,養成積極的自動的黨員,發展各個人的本能,而且增進黨員的團結力。 著手辦法,已經議決:(一)稽查黨員,暫時再延長農民工人入黨的時期一年。——並且認現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用職員,人才和職務的不相稱,黨員的不純正都是執政黨所不能不謹慎的。(二)嚴戒黨員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物質上的享用當加限制。——無黨人民常常說共產黨享特權,這是黨員和人民不相融洽的大原因,不得不避嫌疑。(三)凡黨員的物質供給一律平等。——下級黨員減少參與黨務的興味也是因此而起的。(四)高級黨員都應當營無產階級式的生活,與群眾接近。——必須時常到下級黨員及無党貧民中間訪問,做種種組織及宣傳的運動。所以議決案公佈之後,就要從速派定有相當才能的職員到下級黨員中去宣傳,久在高級黨務機關或國務機關中辦事的人員派到鄉村鎮市的小機關去辦事;並令各項職務的人員互調,以防止專職而發生的種種弊病。 實行「工人的民主主義」的方法當慎重。第一,黨務報告,政務報告,應當及於全黨,或者專設一委員會審議報告;第二,凡公共會議,都應當早日宣佈議事日程;第三,凡一重要問題的議決,共產黨省委員會、縣委員會、州委員會、鄉委員會,都要普及。下級人員對於党中辦事方法不滿意的,可以提出討論,而在未解決之前,仍舊應當服從高級機關的命令。再則呢,必須增多共產黨的機關,而同時亦必須使共產黨的事業充分的社會化。工廠中工人黨員可以就他們的職業做宣傳運動。組織上的官吏則議決如下:(一)現在中央委員會裡的鄉村部取消,只要職員之中應有詳悉鄉村情形的人就夠了,因為委員會組織既已完備,多此一部反使管理上不能十分統一。(二)少數民族部。改做宣傳部。——於宣傳的時候,應當格外謹慎。(三)「赤色的星期六」——執行生產事業,運輸食糧,改良交通,增進文化等計劃。——每一月至少必須實行一次,這是共產主義的勞動學校。黨員都應當參預。 (記者案)「赤色的星期六」乃是一種加工的制度。共產黨的工人願意無報酬在星期六做半天或幾小時的工作。拋棄應有的休息時間,替勞農國家增加生產力。最初發起的是莫斯科鐵路工人,在一九一九年八月間。後來應用在各項事業上去。 議決案最後一節委託中央委員會另訂詳細章程規定共產黨和職工聯合會的關係。這一層是很明瞭的,就是說「我們共產黨應當怎樣才能盡指導無產階級的責任而運用政權」。 共產黨的運用政權,全仗著黨內組織的精密,辦事的敏捷。以前在軍事時代,不但不惜推倒所謂「全體人民之自由,全體人民之權利」的偶像,並且亦並不盲目的標榜「無產階級全體的權利」,更進一層,並暫且不顧「黨內的平等權利」,而竟行絕對的中央集權制。於此可見共產黨之精神是在於使最有覺悟最有知識最有才能的人運用政權,指導群眾。所以在軍事狀態之下緊急的時候不妨用集權制,以全力注於軍事,軍事教育,軍需,軍械軍裝等都是最緊急的急務,非如此以精神上學術上物質上經濟上的能力全用在此不可。——在理論方面既不迷信「全體平等」,在事實方面亦是勢所必至。然而軍事狀態既解除之後,事勢又不同了。在理論方面,——上述三層:「全體人民之權利」、「無產階級全體之權利」,「共產黨員全體之權利」,第一層是馬克思主義所不承認的;至於第二第三層是應當普及的,雖事實上不能使他們立刻享著真正的平等權利,而是應當提攜他們,輔助他們,使他們自己有能力取得平等的權利。在事實方面,既到和平時代,那軍事時代所發生流弊,愈覺顯著,所謂「共產黨的特權」,「共產黨的盲從」,「下級人員的不熱心」,都是不好的現象。加以軍事時代所有才力的人,都到軍隊裡去,而其餘各機關,未免人才缺乏,因而間接發生的流弊不少。所以軍事狀態既解除,黨務上的集權制,非改變不可,取消臨時辦法而易以正軌的組織法,——所謂「工人的民主主義」,既謂之民主主義,那麼,所謂「最有覺悟有運用政權」的原則,難道就此廢除了麼?我們看一看他們的議決案就知道不然了。高級人員應當接近下級人員,無党農民工人應當受感化等等,仍舊是說明「在上本有覺悟者向下去接近在下者、未覺悟者」。而且使黨員人人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並不是因為「權利應當平等」,而是因為提起下級人員參與黨務的興味。——照議決案原文說,「要使黨員中沒有一個不是積極的自動的黨員」。所以實行民主主義乃是一種增進黨員知識覺悟程度的方法。民主主義的意義,在此地竟當做一種政策的名詞用,而不是一種政治的制度。所以他們的原則並沒有變更。 共產黨組織問題已經敘完,還有幾個零碎問題,現在再略敘一敘。 一,宣傳問題。共產黨最大的職務,成績最好的工作,就是宣傳。以前黨中的宣傳卻不十分統一,隨便軍士水手退伍回籍的就行宣傳,又有一面是宣傳者,一面是國家某機關的人。各人民委員會,軍事機關各有自己設的宣傳機關。現在要算政治教育委員會為最出力亦最得力。然而這一機關的職權一直沒有規定,究竟是國務機關還是黨務機關呢?究竟能否統一全國宣傳機關呢?第十次大會稍有討論就議決一個辦法,政治教育委員會是黨務裡的獨立機關,應當和職工聯合會的宣傳文化部相聯絡。全俄職工聯合會中央委員會及各省宣傳部和政治教育委員會聯絡,利用他的材料,採取他的意見。少年共產黨獨立宣傳,政治教育委員會亦當和他聯絡,不過未入黨未入職工聯合會的少年由職工聯合會擔任。政治教育委員會當與教育人民委員會(國務部之一)有相當之關係,使漸從黨務機關變成國務機關。政治教育委員會的職務不在於多於黨員,亦不在於代表國家的某一機關說話,而只在根據科學的共產主義,剴切解明宣傳。這是他們宣傳的新方針。 (記者案)所謂政治教育,乃是說教育的含有政治作用的。教育人民委員會(即教育部)本亦有政治教育一司,掌成人的教育。 二,第十次大會議決設一監察委員會,受理黨員及非黨員的申訴,可以指斥中央委員會的錯誤以此防止黨務裡的官僚主義。 三,第十次大會鄭重宣告「共產黨的統一」,以前所分各派,列寧派、生產的民主主義派、勞工對抗派等等,一概正式宣告消滅。 四,第十次大會宣告改正共產黨之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傾向。這最後兩個問題都是因職工聯合會問題而起的,列寧對於這第四問題的提案中,有一段駁勞工對抗派(列寧所謂有工團主義傾向一派)的話很有趣味。現在把他引在下面,作為附錄,亦可以見他們對馬克思學說的解釋: 史略浦尼誇夫[67](勞工對抗派)引昂格思的話,說,「生產者」,他竟不知道,這是說將來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的社會裡,所有的人都是「生產者」,——現在並談不到,——馬克思及昂格思本是極不贊成人家忘掉現時社會裡階級的分別,而籠統的說「生產者」,「國民」,或「勞動者」的。沒有所謂籠統的「勞動者」,或「工作者」,而現社會裡,卻有(一)「小經濟單位的主人」(小商、小農、小工),他們自己有生產工具,他們的心理習慣完全「資本主義的」——他們自然是如此,經濟生活不變,心理是不會變的。——(二)雇傭的工人。……現社會的所謂勞動者有這兩種人。……我們應當認定那一種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史略浦尼誇夫的話見本篇第二節) 現在固然形式上宣告統一,而這些爭論也已經完結了。然而雖說是「取消」、「消滅」各支派,而事實上是列寧派完全戰勝,——我們只看職工聯合會問題的結果,共產黨組織問題的議決案都是標榜「由上而下」,「向下」的傾向,就可以明白了。(原來列寧派主張上級人員當向下,杜洛斯基[68]、史略浦尼誇夫主張下級人員「向上」去參預事務。)所以實際上究竟能否大家毫無芥蒂,那就不得而知。現在經大多數議決的改組問題案,始終是實行的,記者且拭目以觀後效,或是他們到底能和衷共濟罷。 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 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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