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統一與日俄商務|瞿秋白

遠東統一與日俄商務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國舊党與日本軍閥派——俄國新黨與日本文治派——日本與俄國商務上之關係——所謂日本在遠東及西伯利亞之特殊利益——日本軍事代表與遠東統一問題——日本對俄外交政策變更之推測

　　最近後貝加爾之戰事，新黨已有完全勝利之勢，於是遠東統一問題日益形緊急，日本對之異常注意，而遠東俄國各政黨對於日本之態度亦不敢不詳加考慮，因此日本遂成為遠東統一問題中之重要角色。舊党固欲利用日本之勢力以鞏固自己之地位，新黨亦不能不敷衍日本，往往委曲求全以免召日本之干涉。然日本所以不恤人言徑行干涉赤塔會議、干涉海參崴政府者，其意亦僅為樹立遠東方面之經濟勢力而已。故其對俄外交方針一視俄國執政權者之為誰而轉移，初不論其為新黨與舊黨也。曩者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亞，力助謝美諾夫[1]也以此。近今日本軍事代表之調停赤軍與謝軍之戰事，勸謝軍解除武裝，與赤塔政府接洽也亦如此。故日本對於遠東俄國之政策在都有商務上之關係為其背景，此證之於以往的事實可知也。今舊党既完全失敗，日本之政策遂有不得不變更之勢。最初軍閥派主張以武力援助俄舊黨之政策，既不能貫徹，於是在野者如國會代表中野正剛之流所主張與新黨接洽之說，遂大得日本人民之信用，此更足以證明日俄商務上之關係為日本對俄政策之標準。何者？日本人民之想望唯在日俄恢復通商而已，日本軍閥遂亦不得不俯順民意，改急進政策為緩進政策。至於俄國方面，其希冀與日通商之情更殷。前者舊黨妄作威福，托庇日人，絕無體恤民困之意，頻年戰禍物資因以益少。今新黨出而組織緩衝國，即所以緩和日本之感情，而在商務上則更為注意，故不惜變其政府組織——不采蘇維埃制度而采代議制度——以求諒於日本及各國，統一之後必首先與日本通商。於此可見日俄商務上關係之重大。欲明乎此當更述日俄商務之大概。

　　歐戰初起時日本輸往歐俄之絲絹等，約值一百九十六萬七千日金，輸往亞俄之鹽米菜蔬等類約值一千四十一萬三千日金。歐俄輸往日本者一九一四年時尚不過三萬九千日金，亞俄輸往者亦僅一百零二萬五千。其時日本商業在西伯利亞及遠東尚不十分重要，至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三年間日俄商務遂大發展，俄國市場上日物充斥，因戰時無他國與之競爭，而日本工業又日益發達之故。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兩年，日俄出入口貨之統計約略如下：

　　一九一五年　日本輸入亞俄——七八，二二九，〇〇〇日金，輸入歐俄——一一，二三九，〇〇〇日金；亞俄輸入日本——三，五六四，〇〇〇日金，歐俄輸入日本——六，〇七一，〇〇〇日金。

　　一九一六年　日本輸入亞俄——一一七，六九三，〇〇〇日金，輸入歐俄——三三，四二一，〇〇〇日金；亞俄輸入日本——一，七七四，〇〇〇日金，歐俄輸入日本——一，一〇四，〇〇〇日金。

　　及一九一七年革命，日本商業大受打擊，克倫次基[2]政府曾發限制外貨之命令，然其時日本商業尚有一部分苟延殘喘。十月革命之後，日本在歐俄之商業，因新政府禁止銀行中之自由提款，遂完全消滅。而日本預計一九一七年可輸入歐俄者計值一，三〇九，四三八日金，可輸入亞俄者三，七五五，二九一日金。及一九一八年日本預計可輸入歐俄者一六二，二六八日金，可輸入亞俄者六八五，五八三日金，此巨額之商貨遂全停滯於國內。於是日本工業大受恐慌，數萬工人因此失業，罷工風潮亦因而起。一九一九年哥察克政府[3]宣言欲與日本恢復通商，日本商人繼續運往烏拉爾之貨，值五五，四五五，一四〇日金之多，大可以調劑前此之損失。不幸哥察克政府遽倒，日商又只能運貨返國，所受虧累更大。由此以觀，日本之對俄商務因歐戰而激增，因革命而驟落，而俄國因歐戰及革命內亂等故，其需要日貨之數量日增無已。由上述歐戰時日本對俄輸出量察之，則日本在亞俄方面之商業確已占極重要之地位，於是遂有所謂日本在西伯利亞及遠東有特殊利益之說起。此說也，雖勞農政府亦不得不承認之。夫日本一方面因國內工商業之過飽的發達，不得不求出口於遠東及西伯利亞。遠東一方面因戰事之影響，不得不求國外之供給，而就近之有供給能力者，又以日本為最。則此兩方面需求相應，其想望通商之恢復，不日即相合。所以不能遽成者，唯因政治上關係之太繁雜耳。今遠東統一之時機既至，兩國人民之想望于以更殷，則至相當機會或竟有實現之希望。然商務之關係之恢復必待遠東統一成功之後，地方平靜，無戰亂之聲浪，方能成為事實。於是兩方面注意於通商之恢復者，今乃一轉其眼光於遠東統一問題，誠以遠東一日不統一，則一日不免於戰禍也。

　　雖然俄國非他國比也，遠東之不統一實因新舊黨爭之故。新黨則皆社會黨也。日本雖因商務之關係不得不希望遠東之統一，而社會主義之危險，又所不得不防。於是最初則助舊黨攻新黨，冀舊黨之能統一遠東，則既得樹其經濟上之勢力又免社會主義之危險，一舉而兩得，于日本最有利者也。不幸俄舊黨之勢力日弱不能為日本作屏藩，遂不得不另籌他策。此可以最近之事實證之。赤塔臨時政府初成立時，海參崴右黨群起反對。日本利用之，軍事代表大井將軍宴海參崴各政黨，于席間以口頭宣言恐嚇政黨，令其不敢承認赤塔政府。及謝敗退至滿洲里，日本見舊黨已無能為力，必不敢忘懷於過激主義之東漸，遂一面由井染（駐滿洲里軍事代表）調停于謝美諾夫及赤塔政府之間，令謝軍解除武裝，以日本軍隊保謝氏送至東海濱省；一面由大井部下之某將軍，與赤塔政府接洽，解釋日本並無侵佔土地之野心，並不援助謝氏，必責問赤塔政府是否採取共產主義及政府所發紙幣是否有信用。及赤塔政府答覆，政府所採制度確為民主主義的制度——政府中共黨只占三員，其餘各黨皆得參與。政府所發紙幣確有信用，不致使日本商人生意受虧累，日本方表示融洽之意。於是既可不受顯然破壞統一之嫌疑，且亦足見其甚注意遠東之商務，……以博新黨之歡心。而對於共產主義仍不肯放鬆，庇護謝氏遠逃，安放之于東海濱，隨時監視赤塔政府，如有赤化之傾向，仍可利用謝氏為屏藩——以示終不忘情於舊黨也。如此，則統一之局成既不失新黨之感情可即出其緩進政策，以樹立經濟上之勢力。如統一之後而遠東漸有赤化之虞，即仍出其急進政策以武力援助舊黨，使社會主義之危險不及於日本。總之，日本以商務上之關係亦頗冀遠東統一，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則又所不敢放鬆，故其政策之變更，遂有此騎牆之傾向。然其深謀遠慮不可謂不至矣。夫亦以保持其在遠東及西伯利亞之特別利益而然歟。

　　一九二〇，十一，二十九日於哈爾濱

　　原載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晨報》

　　署名：秋白

　　注釋

　　[1]謝美諾夫，見本書第96頁注②。

　　[2]克倫次基，見本書第119頁注⑦。

　　[3]哥察克政府，參見本書第104頁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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