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罪惡|瞿秋白

社會與罪惡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我現在討論這個題目，一動筆就發見一個很大的困難。「罪惡」究竟是什麼意義呢？罪惡的反面就是功德。有「罪惡」就有「非罪惡」，有「功德」就有「非功德」。所謂功德，所謂罪惡，究竟以什麼為標準而定呢？「功德」的抽象的意義是「善」，「罪惡」的抽象的意義是「惡」。「善」、「惡」的標準是固定的還是非固定的？假使是非固定的，那麼，所謂功德，所謂罪惡，他們的標準也一定是非固定的。誠然不錯，所謂功德，所謂罪惡，都是以時以地而不同的；時代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然而所謂功德罪惡，果真沒有共同的標準麼？假使真沒共同的標準，怎麼又有所謂「不同」呢？其所以能顯得出那「不同的差異之點」，畢竟是有了一個共同之點，因比較，因變易而顯出來的。那共同之點是固定的，而外部物質的現象是變遷的，因外部物質的現象（社會的組織，政治的關係）變遷了，原來的功罪標準不能與那共同之點相符合，因此那原來的功罪標準不得不變更，這才顯出那所謂「不同的差異之點」。我的意見以為這功德、罪惡的「共同的固定的標準」，只是「愛」與「不愛」。「愛」就是「善」，「不愛」就是「惡」。因「愛」，故有所謂「功德」。因「不愛」，故有所謂「罪惡」。何以故？以功德罪惡不能離對人的關係而說故。

　　既然功德罪惡的標準以對人的關係而定，就不能不以「愛」與「不愛」做他的目標。就是：愛人是善，不愛人是惡。能愛人是功德，不能愛人是罪惡。愛社會而有利於社會，就是功德。不愛社會而有害於社會，就是罪惡。所以「功德罪惡」是個人對於社會的行為之解釋。這是第一層的意義。然而僅僅以有利於社會為功德，以有害於社會為罪惡，以有利於社會為能愛人，以有害於社會為不能愛人，仍舊不能詮釋「愛」的真義，也仍舊不能作為功德罪惡根本上的標準。所以我們進一層推論。所謂對「人」的關係，這一個「人」字是廣義的，是絕對的，是由理解的「我」所認識的對「人」就是對「社會」。「我」是由「社會」陶鑄而成的。「社會」是由「我」擴大而有的。對「社會」就是對「我」。所以對「人」就是對「我」。所以對「人」，對「社會」，對「我」的罪惡是同樣的罪惡，無可軒輊。沒有對待的關係固然決不能有內外、先後、人我，一切時間、空間的差別，更不能有是非、利害、善惡、愛惡，一切事實上心意上的判別，當然不能有所謂罪惡，有所謂功德。所以不能不以對人的關係定功罪的標準。既以對人的關係定功罪的標準，因此以「愛」與「不愛」為功罪的樞機；而所謂對「人」，既然是包括對「人」（社會）對「我」（理解的我）兩層意思；當然不是「個人對於社會」的片面標準，不是以個人「愛」社會，或個人「不愛」社會為功罪的判別；而是以絕對的「愛」與「不愛」為功罪的「普通的雙方的標準」。「愛」是絕對的。「不愛」也是絕對的。何以謂之絕對的「愛」？「愛」——絕對的，是「直覺」，定人生的現象，與人以最大幸福，如此的「直覺」，人人都認識得的。因此，一、這所謂「絕對的愛」既然是人人都能認識的，為什麼又有因違背這個「絕對的愛」而造成「罪惡」的人呢？為什麼又有因有「罪惡」而不能不違背這個「絕對的愛」的人呢？二、「絕對的愛」是功罪的標準，這個標準又是普遍的雙方的，那麼，「個人」不愛「社會」，「社會」不愛「個人」，「人」不愛「我」，「我」不愛「人」，我的行為有害於「社會」，社會的影響有害於「我」，是不是同等的罪惡？由此推論：

　　

　　（從「罪惡」到「非罪惡」，到「非功德」，直到「功德」，都是如此推嬗出去，不過是程度深淺的差別而已。）

　　而且所謂我的罪惡與社會的罪惡之間，分明的區別並不是容易顯出來的。社會影響的勢力，個人行為的勢力，孰大孰小？從表面看來，社會的影響固然有偉大的勢力，而個人的意志也有偉大的勢力。兩者互相抗拒其實就是互相迎合而顯出一切現象（社會的組織，生存的關係），於此一切現象之間，有所謂功德，有所謂罪惡。所以「功德罪惡」是個人與這社會相互間的影響之徵象，這是第二層的意義。

　　這是以「愛」——絕對的「愛」，為功德罪惡的標準，並不是以某種社會（或家，或族，或民族，或國家，或人類），對於他的各個分子所定的規律（法律的條文，道德的定義，宗教的戒律都是如此），為功罪的標準而推論出來的。然而所謂某種社會對於他的各個分子所定的規律（法律，道德，宗教），也不免根據於這個「愛」——絕對的愛。其所以不免於有違背這個「愛」的地方，只是因為時代、地域的變遷而呈顯出來與這個「共同的固定的標準」——「愛」——不相符合的現象。何以故呢？因為這個「愛」——絕對的愛——是無前際，無後際，人生的對象所以確定，人生幸福，所由流出的。這個愛是偉大的，普通的，萬能的心識。凡是組成社會的「人」，合成宇宙的「物」都不能超出他的範圍。現在，人的社會裡，一切法律、道德、宗教不過是社會的物質的現象，如何能超出他的範圍呢？又因為這些物質的現象有時代的固有性，地域的固有性，常常阻礙「愛」的發展，所以世俗的功罪標準就認定了這些物質的表面的現象，因此違背了實際的真實的道理，而有不能相符合之處。

　　大概一切法律、道德、宗教根據于第一層意義的居多，而根據于第二層意義的也隨處可以發見。

　　（一）法律上的罪惡觀。法律，普通指國家的法律而言。國家不是較大的社會麼？有害於國家的都算是罪惡。一切殺、傷、姦淫、掠奪、強佔、欺詐，都認為危害國家的罪惡。所以法律上的罪惡觀大都是根據于第一層意義。然而也有許多法律上所認為罪惡的，由抽象的看來，很合乎第二層意義。至於因時代的地域的不同（相違）而竟失去第一層意義的法律，更可不必論了。

　　（二）道德上的罪惡觀。道德上的罪惡象不愛國、不忠、不孝、不悌，固然完全是根據于第一層意義的。而所謂仁、恕、義、正直、信實，就打破了一切人、我、家、國的範圍，凡是違背這些美德的，不論他有利於國家與否，一概都應該認為罪惡。確是能表顯那偉大的絕對的愛，確是根據于第二層意義的。至於依習慣和輿論的勢力，在事實上苛求，因此壓迫個人的意志，那就不免有時竟致於失去他的第一意義。

　　（三）宗教上的罪惡觀。宗教上的罪惡觀，大概根據于第二重意義的居多。因為宗教的真實意義沒有不根據於「愛」的，而且偏重直覺——信仰——的意義。然而象猶太的宗教[1]——選民的宗教，羅馬的國家教[2]，中國的祖先教，日本的神道教[3]——天皇即神的宗教，他們的罪惡觀都不免落于第二層意義上。至於單在於儀節、經典、戒律上著想，那就不論那一宗教，他的罪惡觀都已失去第一層意義了。

　　

　　總之，「罪惡」不能離對人的關係而說。所謂對人的關係就是「愛」——偉大的絕對的「愛」。——是罪惡功德共同永久的固定的標準。凡是違反這個「愛」的都是罪惡。凡是能使這個「愛」的表顯能力減少的，凡是能使這個「愛」的發展能力受障礙的，凡是能使「不愛」的現象延長的，凡是能使「不愛」的動機發生的——不論是個人的行為（廣義的行為，淫殺、欺詐、忌嫉、嗔恚、癡埐），或是社會的影響（社會的組織，家、族、國、民族、人類，以及一切道德、宗教、法律的形式、條文），以致于由此成為風俗、習慣，一概都為罪惡，相互的同等的無所屬的罪惡，對於「社會」的也就是對於「我」的，「社會」的也就是「我的罪惡」。個人的行為有害於社會而「不愛」社會的，象軍人、政客、英雄、聖賢、匪人的行為，能擴大而漸變成一種社會共同的習慣的固然是罪惡。社會的影響（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有害於個人而「不愛」個人的，象某種社會制度能造國際間陰謀的政客，專橫的武士，強暴的資本家，貪污的官吏，淫蕩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遊民，虛偽的人，欺詐的人，因而發生國際間的侵略，民族間的嫉妒，階級間的恐怖，友誼間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肉體上的痛苦，種種惡劣的影響也未始不是罪惡。

　　所以我的結論是：

　　（一）「愛」與「不愛」是功罪的「共同的永久的固定的標準」。

　　（二）功德罪惡是個人對於社會的行為之解釋。

　　（三）功德罪惡是個人社會相互間的影響之徵象。

　　（四）凡是違背絕對的「愛」的，不論是個人的行為，還是社會的影響，都是「罪惡」。

　　（五）凡是能涵有培養絕對的「愛」的意義之社會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制度——免除罪惡的制度。

　　（六）凡是能打破社會習慣（有害絕對的愛的社會制度等）的個人行為，都是唯一的積極道德——免除罪惡的道德。

　　原載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新社會》旬刊第十三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猶太人的宗教，即猶太教，遵奉雅赫維（「耶和華」）為獨一真神，稱猶太人是他的「特選子民」。

　　[2]羅馬的國家教，即天主教，與正教、新教並稱為基督教的三大派別。信奉天主和耶穌基督，並尊馬利亞為天主之母。梵蒂岡羅馬教皇是他們的最高首領。

　　[3]日本的神道教，為日本傳統的宗教，自稱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孫，天皇是日本神聖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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