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的時機到了！|瞿秋白

革新的時機到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革新的時機到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世界本來是一天新一天，又何苦要我們來革新呢？可憐！中國人！漢族還完全是在家族制度——家君制度——裡面，滿族、回族是和漢族同化了，蒙古族、藏族受了宗教的影響，到現在還是半開化的種族。世界誠然是一天新一天，中國人恐怕是一天舊一天，一直回復到原人時期去，做他的「羲皇上人」了。歐戰以後，全世界政治上、經濟上、社會組織上的變動，一天緊似一天，中國人現在這種狀況，如聽其自然，能夠趕得上人家嗎？所以我要大聲疾呼的提出來說，「革新的時機到了」！中國人若是多能夠趁著這個時機，極力奮鬥一下，非但中國自身有無窮的希望，就是對於世界也要有極大的貢獻。

　　何以說革新的時機已經到了呢？從表面上看，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思潮驟然膨脹起來，雖然最初發動的時候，是受了外交上山東問題的激刺，其實是一種新文化運動；現在北至北京，東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廣州，許多出版物，許多集會，前仆後繼，一天盛似一天，多是為這一種運動所支配的。這一種的現象，固然是極可樂觀的。不過我們應當進一步著想，想推廣這種運動到極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國國民覺悟，方才能夠達到我們最終的目的。

　　大凡一種革新的思想發生，必定在社會極紛亂，人生極困苦的時候。我們中國現在的社會不是紛亂到極點了嗎？生活不是困苦到極點了嗎？所以這種新思想的發生，是萬不能免的事實。不過革新家處於這種時候，應當注意的事情極多，而最要緊的就是：力求普遍這種新思想。杜威[1]博士說，必是人類共同生活有了病，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要是社會和政治沒有病，不會有人去考究補救的方法。出來想補救方法的人，既然知道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有病，就應當想到有這病的人是誰，是不是單單想補救方法的人自身有病，一定不是的，一定是社會全體有病。所以想補救這病，一定要求社會中大多數人的覺悟，方才能夠補救。若是不求大多數人的覺悟，單在局部著想，就容易生出流弊出來。所以杜威博士又說，從前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派別，大概可分為兩派：一派是，對於現代社會政治簡直不睬，另有他的超于現代社會政治的理想；一派是，主張求現代制度本身的道理。這兩派同犯一病，就是要「根本解決」，所以一則流于無為，一則始終辦不到。我的意思，以為這兩派的謬誤，非但在要「根本解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為時代所限，有一個根本觀念——不平等的觀念。像羅馬的市民和奴隸，中國的君子和小人，印度的四個階級[2]，多是這種的觀念。所以，因為這種出來想補救法子的人，多生在較高的階級裡面，他們只想怎麼樣能夠叫使社會的秩序安寧穩固，而不想怎麼樣能夠使社會裡的人，人人去求有秩序，求安寧。所以像第一派所主張的，譬如老子[3]，他主張小國寡民，他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然而他始終沒有找著，「怎麼樣能夠使人人不貴難得之貨」的方法，所以他的小國寡民始終沒有實現。蘇格臘底[4]說：「我已經找著了，正道的人是什麼樣，正道的社會是什麼樣，他的正道存在在什麼地方。」（Nous avons trouvé ce que c'est qu'un homme juste, une societéjuste,et ce qui consiste leur justice．—La République．）這是柏拉圖的《共和國》[5]裡面的話，可是他究竟用什麼法子，去使人人多知道他所知道的呢！他們的共和國究竟為誰而設？他們的共和國究竟實現了沒有？至於第二派所主張的，譬如孔子，他主張古來的禮教，如郊天敬祖，祭名山大川，庠序學校，選舉等制度，都有注意，應當保存的，他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6]然而從孔子以後，三千年中間，並沒有絕對反對他的學說，並且附和他的非常之多，為什麼終究沒有看見他們所理想的郅治之世？漢朝人通經致用的「道」，王通[7]王道的「道」，韓愈[8]所原的「道」，程朱陸王[9]的「道」，是一代一代變遷，制度也是一代一代更改，古代的禮教究竟保存住沒有？君子小人，二三千年來，誰是愛的，誰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愛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開歷史來，只見殺人、淫亂的故事？

　　總之，這兩派根本上的錯誤，就是先立一個君子和小人，或是貴族和奴隸的區別，因此，他們以為君子怎麼樣使小人，小人怎麼樣處治，天下就太平了。更進一層，他以為我怎麼樣想出一個法子來，使別的君子照我的法子去自治，去治小人，天下就可以太平了。這是兩派相同的，不過一方是消極，一方是積極而已。所以無論什麼法子，都不中用。若是老子當初主張小國寡民的時候，就有一個法子去實行他的主義，一步一步上去，自然覺著行不通，遵行他主義的人，自然就會逐就改良，或者一反他的主義，也未可知，終究有普遍的一天。所謂普遍並不是求他一人的主義普遍，是求他補救社會政治缺點的心的普遍；可惜他只求君子能治，不求全社會的自治，結果連君子的自治，也做不到。老子的學說——第一派的學說——如此；孔子的學說——第二派的學說——也是如此。他們本來想補救社會政治的缺點的，可是他們認定了他們的二元說，不去求普遍他們的學說，他們所要補救的是全社會，他們所補救的是一部分，他們補救的方法，姑且不論，他們補救的東西不是他們所要補救的，所以他們雖然想補救等於沒有補救一樣。

　　不過還有一層，這許多人所以能夠想起這許多法子來，是因為當時社會有不安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什麼樣子，他們的思想就迎著他走，不論是矯正他或是引導他，這兩方面一定是互相影響的。譬如春秋時候所以發生老子和孔子的學說，是由當時和以前社會的現狀和傳說，反映出來的。如《詩經》上有，「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10]和「女曰雞鳴；士曰昧旦」[11]的一派思想。又有「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12]。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13]的一派思想。即如最小的事，象五代時候，江南一帶，社會上有喜歡神奇的風俗，就有羅隱[14]秀才一派的名士；明朝時候，社會上盛行才子佳人的小說戲曲，就有唐伯虎、祝枝山一派的才子。至於社會上階級的觀念，也並不是幾個哲學家文學家的言論所造出來的，實在是社會進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歐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遺留到很晚的時候才去掉。法國革命之後，民國成立了這許多年，法國人的姓名前面還常常看見De， Comte，Baron[15]等字樣，表示他們是貴族後裔。不過哲學家文學家的不平等觀念，能夠保存這種制度格外長久一點就是了。譬如中國人的「君子小人」的觀念，從上古時代一直遺留到如今，從《大禹謨》[16]上說「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國八年十月裡的高等文官考試卷子裡，還有人引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17]，來解釋經濟學裡面的分期的。照此看來，君子小人的觀念，不但我漢族在孔子以前就有的，也許在最古的苗族裡已經有了。（上面引的《大禹謨》裡的兩句是禹征三苗時的誓辭，是聲討三苗罪狀的話，雖有人疑心這篇《大禹謨》是假的，是皇甫謐[18]偽撰的，然而《墨子·兼愛篇》裡引禹的征苗誓辭也有這兩句話[19]，所以我們可以假定這句話是禹說的，是秦漢以前的確有這種傳說的。）這種觀念所以會遺留下來四五千年，或者也是孔子、老子學說的力量。所以我說，社會和學說兩方面，是互相影響的。

　　我們既然知道這兩方面的互相影響，就可以知道，他們非但想補救等於沒有補救，並且因為他們的補救，倒反使我們補救的時候，增加許多的困難；又可以知道，社會的風俗習慣，最容易轉移人的性情，使人無形中受他的影響。我們革新的第一步，就是要排除掉這些困難和預防我們所提倡的學說，將來生出極不好的結果出來。他們當初何嘗不想補救社會的弊病，他們又何嘗不想普遍他們的學說，他們的謬誤在什麼地方？我們萬萬不可以再蹈他們的覆轍了。他們不是不求普遍，他們所謂普遍，是偏重某一階級，是求普遍於某一階級，或是某一地域，所以終歸失敗。我們所謂普遍是什麼？是全世界，全社會，各民族，各階級。我們所求普遍的是什麼？是全世界，全社會，各民族，各階級。我們所以求普遍的是什麼？是求實現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國家或世界。（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這是什麼？這就是「德謨克拉西」主義Democracy。從前中國的革新運動——戊戌新政，庚子以後的新政，辛亥革命，幾次幾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為總帶著「君子小人」主義的色彩。現在「德謨克拉西」到了中國了！革新的時機真到了！

　　我們應當：一、竭力傳播德謨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義；三、竭力謀全人類生活的改善；四、到窮鄉僻縣——遠至於西藏、蒙古、新疆——去，實施平民教育；五、實行「工學主義」，「學工主義」；六、研究科學，傳播科學。

　　第四項是我們亞洲人的責任，如今歐洲人佈滿全球，他們的文化傳播的極遠，我們亞洲人如何？亞洲人文化如何？這不是太放棄自己的天責了麼？我們如是能夠盡我們的責任，把亞洲的民族多開化了，才能免掉將來再生出階級來的危險，才漸漸達到我們最終的目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新文化運動是本於「德謨克拉西」的，我們就應當從今日籌備起。

　　原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社會》旬刊第三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杜威（一八五九——一九五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一九一九年曾來我國講學。

　　[2]古印度的等級制度分成四「瓦爾納」（即種姓）：一、婆羅門（Brahmana），即僧侶貴族，享有種種特權，是精神生活的統治者；二、刹帝利（Ksatniya），即武士貴族，掌握政治軍事權力，是國家的統治者；三、吠舍（Vaisya），社會的基本生產者，包括農民、牧民、手工業者、商人等；四、首陀羅（Sudra），無任何權利，從事卑微的服役工作，遭壓迫歧視，地位最低。

　　[3]老子（公元前約五八〇年——前五〇〇年），道家學派創始人。所引「小國寡民」，語見《老子·小國寡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語見《老子·不尚賢》。

　　[4]蘇格臘底，今譯蘇格拉底（前四六九年——前三九九年），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5]柏拉圖（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古希臘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其著作《共和國》，今譯為《理想國》。

　　[6]「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語見《論語·陽貨篇上》。

　　[7]王通（五八四——六一七），隋代哲學家，主張以儒家的仁政即「王道」為道統，著有《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貲易》等，世稱「王氏六經」。

　　[8]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主張尊儒排佛。

　　[9]程朱陸王，指北宋哲學家程顥（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頤（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南宋哲學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和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以及明代哲學家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他們也都被稱為理學家。

　　[10]「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語見《詩經·相鼠》。

　　[11]「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語見《詩經·女曰雞鳴》。

　　[12]「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語見《詩經·隰有萇楚》。

　　[13]「女曰『觀乎』！士曰『既且』。」語見《詩經·溱消》。

　　[14]羅隱（八三三——九〇九年），唐代文學家。

　　[15]De，貴族姓氏的標誌；Comte，伯爵；Baron，男爵。

　　[16]《大禹謨》，傳說虞舜因夏禹輔政有功而作；原《古文尚書》有此篇目，已佚，今本系後人偽託。

　　[17]「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語見《論語·裡仁篇下》。

　　[18]皇甫謐（二一五——二八二年），魏晉間醫學家，兼治史學，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等。

　　[19]墨子（公元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年），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墨家學說的創始人。《兼愛篇》為其代表作，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篇》與《尚書·大禹謨》中引禹的誓詞涵義相同，文字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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