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中國文與中國人

中國文與中國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書：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為什麼「貴姓」高？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是個了不得的「支那學家」——中國語文學的權威。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卻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說：「近來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了多數定報的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裡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於是這位「支那學專家」就不免要「中國化」起來。他在中國大概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可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去，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已經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個中國的雅人」回答高先生問他多大年紀，就說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論語》上查著這個古典。）

　　於是「支那學專家」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詞匯，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了。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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