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談談《三人行》

談談《三人行》

　　當我們讀完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們最初的感覺就是：這篇東西不是一口氣寫的，而是斷斷續續的湊合起來的。因此，在全部的結構方面，我們不願意再來詳細的批評。例如，這篇小說的開始也許離著滿洲事變很遠呢，而最後方才很偶然的用滿洲事變來點綴一下。照出版的年月推算起來，寫這幾段「點綴」的時候，最近也總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間。而小說結束得這樣匆促，簡直沒有發展對於新起來的反帝國主義高潮的描寫的可能。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帶著散漫的痕跡。

　　《三人行》的題材本來是舊社會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動部隊。這並不要緊。革命的部隊也需要看一看敵人勢力的外圍是些什麼樣的傢伙，是個什麼樣的形勢。問題是在於《三人行》的立場是否是革命的立場。

　　不錯。《三人行》裡一個姓柯的說：

　　從前的痛苦是被壓迫被榨取的痛苦，現在的，卻是英勇的鬥爭，是產生新社會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階段……你以為新社會是從天上掉下來，是一翻掌之間就……劃分

　　為截然一個天堂一個地獄麼？

　　這是《三人行》作者的立場，作者是從這個立場上企圖去批判他所描寫的三個人。這是革命的立場，但是，這僅僅是政治上的立場。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的立場不同了，——所以說《三人行》是三部曲的繼續或者延長——是不確的。然而僅僅有革命的政治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看這種立場在藝術上的表現是怎樣。

　　《三人行》之中的三個人是誰呢？一個是貴族子弟的中世紀式的俠義主義（姓許的），一個是沒落的中國式的資產階級的虛無主義（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個是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叫雲的青年）。作者要寫他們的破產和沒有出路，寫農民的子弟怎麼樣轉變到革命營壘裡去。姑且不論作者的寫法，——是脫離著現實的事變，並且沒有構造一種假定的事變來代表社會的現實，而只是為著這三個人物描寫一些佈景，這本來是機械主義的公式的寫法，而且是沒有中心的，沒有骨幹的。這姑且不去說它。

　　只說作者所要寫的「三個人」罷。

　　第一個「人」是俠義主義。這裡的姓許的算是要「為著正義而鬥爭」，他用他個人的力量去救幾個苦人，他還想暗殺擺煙燈放印子錢的陸麻子。作者把他的無聊、可笑、討厭，他那種崩潰的書香人家的頹傷精神，都還寫得露骨，相當的透澈[徹]。這種英雄好漢的俠義主義，在現在的中國的確有些妨礙著群眾的階級的動員和鬥爭，在群眾之中散佈一些等待主義——等待英雄好漢。這是應當暴露的。

　　可是，第一，這種俠義主義，並沒有發生在現實的崩潰的中國貴族子弟之中，而在於平民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在失業破產的流氓無產階級，各種各式的秘密結社，——畸形的俠義主義表現在現實的所謂下流人的幫口裡面。而中國的貴族並沒有懺悔，並沒有幹什麼俠義的行動（勉強的說起來，除非是五四時期的「往民間去運動」，那可是和「九一八」事變隔著兩重高山呢）。中國的貴族子弟至多只會夢想要做諸葛亮和嶽飛，想把騷動起來的民眾重新用什麼精忠賢能的名義壓下去。第二，因此，作者描寫的姓許的截然分做兩段：一段是頹廢而無聊的討厭傢伙，一段是幹起俠義行為來的傻瓜，這兩段中間差不多看不出什麼轉變的過程。即使有，也是勉強的。中國的書香貴族子弟本來就只會頹傷，不會俠義。勉強要他俠義，他也就決不會去暗殺皇帝和總長（像民意黨那樣），而只會想去暗殺什麼燕子窠的老闆。多麼可憐！《三人行》之中的姓許的可憐，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這方面也是部分的失敗了。

　　第二個「人」是虛無主義。中國式的資產階級，所謂商人，當然不是現代式的上海工廠和公司的老闆，而是莫名其妙的「商界」：也許是錢莊當鋪老闆，也許是做南貨業洋廣雜貨業的，也許是什麼小作坊的店東……他們之中大部分是在沒落的過程之中，他們願意人家用「小」字稱呼他們，這是「小」老婆的「小」字，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小」字。這種商界子弟，看看生意經輪不著他們這一輩人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黯淡下來……自己的力量是異常的小（這可是真正的「小」了），而又要在「夾攻中奮鬥」！所以由他們看來，兩邊都不好：

　　一切都破棄了罷，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一切好名詞都只是騙人。……一切都應當改造，但是誰也不能被委託去執行。

　　這就是惠的虛無主義。對於他，舊社會是應當改造，而革命又太醜惡。那種笑駡一切的態度，可以用來「安慰」一下群眾，也正可以堵住革命的出路，因為革命也「只是騙人」罷了。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因此拼命的發展著這種虛無主義，企圖籠絡住群眾（誰大致看過民國元年直到現在的禮拜六派李涵秋之流的小說，他就可以知道）。

　　這種虛無主義是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態度來鞏固對於現在制度的信仰。這的確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值得用力來打擊的。

　　可是，《三人行》之中對於虛無主義的攻擊太沒有力量了，仿佛是打人家一個巴掌，反而把自己的手心打痛了似的。第一，作者描寫惠和馨，寫得叫人憐惜起來，這是最粗淺的讀者也覺得到的，而讀者之中的大多數正是這種粗淺的看法。惠在小說裡面差不多沒有行動，只有言論。因為他不行動的緣故，所以他沒有受著什麼「現實」的緊箍咒（看原書一一五頁）。於是他的言論越發顯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例如他「對於一切都搖頭」：什麼「訴之公理，靜候國聯解決，經濟絕交，革命外交，對日宣戰，以至載貨汽車中拿著青龍刀丈八蛇矛的國貨武士的國術」。作者對於這種虛無主義的半面真理，只借著雲的議論來反駁他，可是，你駁儘管駁，而讀者覺得惠的主張還是有點道理，因為他的「夾攻之中」的階級立場並沒有顯露得充分。第二，惠的虛無主義因此就沒有轉變的必要。作者寫著他稍稍修改了自己的「政綱」：說可以委託去改造社會的人「雖然一定要產生，但現今卻尚未出現」。這樣一個「稍稍的」轉變，已經是等於不轉變的了，而這篇小說之中的一切卻連這個「稍稍轉變」的原因都沒有解釋。惠後來發狂了，但是為什麼發狂？在小說裡所寫的一切，並沒有使他發狂的力量。總之，這個從虛無主義走到「光明在我們前面」的過程是找不著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三人行》的暴露虛無主義的鬥爭是失敗了。

　　第三個「人」是市儈主義。這在作者甚至於自己都沒有覺察的。「三個人」之中的一個，雲，就是市儈主義的代表。雲是很切實的實際主義的人，他反對一切大道理，他主張「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這是市儈對於人生的態度，堅定的打破了一切信仰的利己主義，不要多管閒事，不要多講道理，要好好的勤懇的忍耐的下一番苦功，往上爬，總有一天出頭的日子。這種所謂勤懇是不反抗的意義，所謂忍耐是順從那些卑鄙齷齪的「社會律」的意義。這其實就是虛無主義的背面，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領導小資產階級的表演。虛無主義的目的本來就是要群眾拋棄研究大道理的「妄想」，而各自去管自己的個人生活問題。這也是市儈主義的基礎。雲的家庭是該著五十畝田的農民，有時候還能夠雇用幾個短工，即使不是富農，至少也是接近富農的中農。但是，我們就假定是這樣罷：這是農民小資產階級。這是窮苦的，可是還能夠過得去的小百姓。他們不在「夾攻」之中，因為革命對於他們只會有益處，結算起來總是有益處的，不會有什麼大了不得的害處的。可是，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尤其是小私有者和小生產者的生活，使他的眼界特別的狹小，他的志向特別微小，他的鄉下人自以為是的自信力特別堅強，又在資產階級的意識的籠罩之下，於是乎成為標本的不革命主義，——正是不革命，而不是反革命。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階層正在迅速的轉變，而且不止一次，他可以轉變過來又轉變過去。反映這種轉變，在土地革命的偉大的怒潮之中，的確是普洛[羅]文學的一種重要任務。這就要同時極有力量的揭發市儈主義。

　　然而《三人行》的作者卻根本沒有提出這個任務。第一，《三人行》的頭幾段簡直是用雲做正面的主人公，他的果斷的堅決的口吻，勸告許的一些市儈主義的議論，差不多是句句要讀者佩服他。直到他轉變之後，他還是替市儈主義辯護，他說：「世界上有一種人，儘管愚蒙，儘管頑固，可是當『現實』的緊箍咒套上了他的頭顱以後，他會變好，例如我的父親。」《三人行》的全篇對於「愚蒙頑固」的市儈主義並不加以鞭笞的，而只不過認為是很可以變好的材料罷了。第二，就是這種變好的過程也是沒有的。固然，雲家裡的田地被紳士搶去了，因此雲要革命了。然而，在這件事以前的雲是一個標本的市儈主義，一個絕對安分守己的好學生。他的革命性是突然出現的。關於他以前就模糊的認識社會改造的必要，只有後來的一句描寫的句子，而在他以前的行動和言論裡面是看不出來的。

　　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結果是「三人行，而無我師焉。」

　　為什麼？因為：一則《三人行》的創作方法是違反第亞力克諦——辯證法的，單就三種人物的生長和轉變來看，都是沒有恰切現實生活的發展過程的。二則這篇作品甚至於非現實主義的。

　　只有開頭描寫學生寄宿舍裡的情形，還有一些自然主義的風趣。而隨後，俠義主義的貴族子弟差不多是中國現實生活裡找不出的人物；

　　虛無主義的商人子弟又是那麼哲學化的路數，實在是擴大的，事實上這種虛無派要淺薄而卑鄙得多；至於市儈主義的農民子弟，那又寫得太落後了——比現實生活中的活人和活的鬥爭落後得多了。甚至於幾個配角，像馨女士和丫頭秋菊，也有些「非常之人」的色彩。這篇作品之中雖然沒有理想的「英雄」，可是有的是理想的「非英雄」。

　　而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場，就沒有能夠在藝術上表現出來。反而是小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占了勝利，很自然的，對於虛無主義無意之中做了極大的讓步。只有反對個人英雄的俠義主義的鬥爭，得到了部分的勝利，可又用了過分的力量。

　　如果這篇作品可以在某種意義之下算作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收穫，那麼，也只在於它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並且在它的錯誤上更加提醒普洛[羅]文學的某些任務，例如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必須正確的運用起來，去對付敵人的虛無主義等等的迷魂陣。再則，就只有零碎的片段——揭穿了那些紳士教育家等等的假面具了。如果《三人行》的作者從此能夠用極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羅]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和創作方法，那麼，《三人行》將要是他的很有益處的失敗，並且，這是對於一般革命的作家的教訓。

　　然而，茅盾在現在的一般作家之中，不能夠不說是傑出的，因為他的思想的水平線和科學智[知]識的豐富，超出於許多自以為「寫實主義文學家」之上。

　　（一九三二，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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