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哪裡去？（三）戰勝這些困難的可能

（三）戰勝這些困難的可能

　　這些嚴重的困難，是否足以使我們悲觀呢？不，他只有策勵我們，使我們要更加緊地努力。我們為說明戰勝這些困難的可能起見，可以拿俄國革命的經驗作一個例證。我上面所指的三個困難，前兩個都是在俄國遇過了的。只第三個土地問題，在俄國表現得另一種形式，俄國土地問題沒有遇著像中國這樣的困難。我將依據俄國底經驗來開始研究前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法，然後再說第三個問題。

　　在當時俄國革命的前面，也是擺著強大的帝國主義底力量。舊俄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受了非常嚴重的失敗。革命以後，一切武裝都破壞了。舊的軍隊完全沒有，新的軍隊又不能立刻建設起來，其他一切政治經濟的組織，幾乎都在「舊的破壞了，新的還沒有」的狀態中。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乘這個時候都一齊起來向俄國無產階級進攻，由德國帝國主義開始，接著便是英、法、波蘭、捷克、羅馬尼亞、意大利、日本、美國……等，或是用金錢及武裝幫助白黨，或是自己直接將自己底軍隊調來，或是兩種方法都用。全世界帝國主義底新聞紙通信社，始而宣佈蘇維埃政府至多存在三天，三天過了又說至多可以存在兩禮拜，以後又說至多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但是帝國主義底希望終於無望，幼小的「蘇維埃」政府與全世界老大的十余個帝國主義在四年的血戰之後，仍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勝利了。

　　我們絲毫不瞞地說：帝國主義當時的武裝力量，在數量上，訓練上，武器上，組織上，軍需上，都超過蘇維埃政府十幾倍，但是帝國主義終於失敗了。固然帝國主義者內部在當時是有衝突的，但是他們進攻蘇維埃的時候仍然是保持著相當的一致。這個裡面固然有許多主觀的客觀的原因，但我指出一個最主要的地方，就是俄國疆土的廣大與動員群眾的廣大。這兩種現象配合而成，便增加了革命優勢。有時候帝國主義者已經包圍了莫斯科或聖彼得堡，但是帝國主義戰線的後方，都發生了廣大群眾運動的高漲，使帝國主義不得不調轉自己的兵力以壓服別處。在這個廣大的疆土上，到處都有廣大群眾的鬥爭，「此伏彼起，再接再厲」使那麼多的帝國主義終究「疲於奔命」，「師勞無功」。日本曾包圍過西比利亞，但是貓子雖凶，終究吞不下馴服的大綿羊，況且這個綿羊不馴服！還有些帝國主義底軍隊，只在遙遠的地方耀武揚威，不敢直接壓迫革命，因為他們底軍官怕這革命中之沖天的「赤氣」，「惡化」了他們反革命的軍隊。這個客觀地理上之疆土的廣大，及當時布爾塞維克黨動員群眾的廣大，這兩個條件的配合，便戰勝了帝國主義者。中國將來也可以有這種形勢，只要群眾動員的工作做得廣大，則帝國主義者在這廣大的中華土地上，也是同樣地疲於奔命。全國交通的不便利，固然可以使著我們革命的工作難以進行，但同時也是反革命的困難。自然俄國革命時期的國際環境，正是當著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的時候，在西歐各國幾乎都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這一點對於俄國革命有很大的幫助。照這一點看來，似乎中國革命所遇的國際環境，沒有俄國革命時那樣的好，因為現在在西歐及美國都沒有無產階級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這一觀察雖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不完全正確。第一，現在國際資本主義就他的發展前途看來，是正在危機之前夜，西歐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形勢，一定很快的就要到來，這一點是根據客觀政治經濟分析所得的結論，絕不是故意自慰的話。我們中國若有了革命的高潮，或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有了更嚴重的武裝干涉，一定可以更促進西歐底無產階級革命。第二，我們現在所處的國際環境，在各國都有了強大的工人運動，都有了共產黨，並且有共產黨國際，這些在俄國革命發生之前，都是沒有，而這些都是中國革命有力的援助者。第三，我們現在的世界，已經有了一個無產階級後勝利的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在精神上在物質上都可以援助我們，而俄國革命發生的時候，則全世界都是仇視他底帝國主義。這些都表示我們比較俄國當時的客觀條件還要好，不是更壞。俄國革命既然勝利了，則我們底革命為什麼沒有勝利的可能？

　　我們再說社會經濟上的困難——中國革命的第二個大困難。這個困難的狀況，我們不獨在俄國革命中看見過，並且在中國革命中之武漢時期已經看見過。這個問題之最困難的地方，是由於帝國主義底經濟封鎖，金融財政的破壞，而最有力的還是大多數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動搖。中國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尤其是在反革命中，將有很大的作用，因為他在城市中通常是占著人口底大多數。並且在中國這種小生產的國家中，尤其是當著革命政府開始成立還不能進行大生產的時候，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經濟生活中也同樣有很大的作用。城市小資產階級當著革命高漲群眾運動發展的時候，尤其是容易受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者的挑撥離間，容易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武漢政府底叛變！雖然還有其他底原因，但其中之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他反映了這種小資產階級底動搖。

　　對於這個問題的機會主義底解決方法，便是對上層小資產階級讓步，來阻礙城市底群眾運動，如武漢時代之限制店員運動、解散童子團等，這種辦法只足以斷送革命而不能拉攏小資產階級。因為無論革命勢力對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好大的讓步，小資產階級終不能滿意，而同時阻礙群眾運動所受的損失，可以使革命根本破產，武漢底失敗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同時以為要加緊對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鬥爭，將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其他的反革命勢力看成一樣，這也是不對的。這可以擴大小資產階級動搖的範圍，可以加緊社會經濟的危機（跟著經濟危機之後，自然便是政治危機）。這樣不獨不能解決這個困難，而且可以使困難先「解決」了革命。

　　正確的政策應當是這樣：對於上層城市小資產階級——有雇傭勞動的——應該比較嚴厲的看待，應該站著無產階級利益的觀點。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所應取的利益——工作條件等——不因這個資產階級「小」而讓步，但是同時我們在原則上反對無產階級底瓜分政策——由某一個店鋪工人將這個店鋪平均分了。對於雇傭勞動的小資產階級，只要沒有反革命的嫌疑，他在蘇維埃底法律之下，仍然可以自由營業，並且蘇維埃不能將他看作敵人。

　　對於一切在革命的政府區域中的店鋪、工廠、手工作坊，在不妨礙群眾運動發展的條件之下，總應該使他經常的營業，因為革命政府在開始成立的時候，決沒有自己組織大規模經濟的可能。對於區域之勞動群眾生活品的供給，維持革命的經濟生活的穩定，乃是鞏固政府所必需的條件。武力破壞小資產階級底經濟，瓜分作坊、店鋪，這不獨不是無產階級底意識，並且這一定加緊社會經濟的危機。革命時期軍需的徵收，應當以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經濟作為剝奪的主要對象。這並不是站在小資產階級利益上說，乃是站在維持當時革命政府下之社會經濟生活上說。對於沒有雇傭工人底勞動的小資產階級，則革命政府還應當盡可能地保護他底利益，還要使他參加蘇維埃底選舉，使他隨著無產階級底領導一同在革命道路上前進。

　　但這樣仍是沒有全部地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革命政府下之一切軍費政費的來源。這裡最主要的自然是沒收，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銀行、工廠、礦山、森林、商店等，取消一切帝國主義之財政上的特權——外債、海關、各種擔保稅、鐵路管理、交通機關等。還有對於一切反革命者沒收，這些都要很堅決的執行，然後才能使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土地革命的完成與否，不僅是一個革命任務的根本問題，他同時對於革命政府的經濟問題有很大直接的關係。俄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俄國農民當革命前，每年交納沙皇政府的麵包（穀類）只有四百萬普特，在國內戰爭的時候，紅軍每年的收入則有四萬萬普特之多（的確數目字我不記得，但大概是這樣），高出一百倍。為什麼呢？並不是紅軍比沙皇要苛刻些，乃是俄國農民以前給地主納的地租，實比直接國稅高出一二百倍，現在農民不給地主了，紅軍將地主趕跑了，因此他可以拿出來更多的國稅來，並且農民知道這種軍事徵發是暫時的現象，因此很少不願意拿出來的。中國農村中也有這樣的形勢，現在中國農民至少是將他收入之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到百分之七十）交給地主，若是革命政府將地主打倒了，向農民收百分之二十的臨時軍事徵發，這對於革命政府是一個很大的收入，而對於農民又是可以拿出並且願意拿出的負擔。所以土地問題的解決，不僅是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可以動員廣大的群眾來反抗敵人，並且是革命政府本身直接的存亡問題。他對於解決革命政府初成立後之經濟問題，實在有莫大的直接關係。

　　現在我們再說革命中的第三個困難，就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困難。中國內部現在是有「人滿」之患，若是現在一切失業的農民、兵士、貧民，在土地革命後都一定分得一塊土地，則是可以使一部分中農——自耕農在革命後比革命前的土地反轉減少，因為中國社會上的失業者實在太多了。但是若中農比革命前得的土地還少，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他可以因此而動搖。但中農無論在數量上或在生產上都是農村中之主要角色，他若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勢力，則革命一定失敗。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第一是共耕，這是在湖南蘇維埃區域中已經實行過了的，全鄉底農民，共同生產，又免得分配，又練習了農民底團結性，又可以增加生產力。這是一種最好的方法，但是這絕不能在全國中都可以實行，並且在絕對大多數的區域中都不能實行，在軍事情形稍為緩和的時候，農民更是不願意。因為農民是一個小私有財產者，他底集體性很不容易養成，尤其是中國沒有大規模的新式農具，很難得使他們得著共耕的經濟前提。這個方法固然很好，但這不能強求，並且在革命勝利的開始，絕對沒有施行廣大範圍的可能。第二種方法是減低農民底稅，或者某個農民在革命後沒有增加他底土地，甚至於稍為減少點，但他所納的租稅實在比革命前少的多，這樣使他底生活仍是增進了不少。第三是增加非農業的社會工作，如修路、辦實業等，自然這與移民開墾荒地一樣，不是在革命後立刻可以開始大規模進行的，不過終究是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都是可以兼納並用，來逐漸戰勝這個客觀的困難。

　　中國農村中耕地的總數量固然少，但是荒地在各省之土地總面積的比例中，都占著很大成分。中國農村所以感覺「人滿」的緣故，不是因為真正的農村人口太多，而是因為農民在苛捐、雜稅、高利貸、重租重重剝奪之下，使農民破產，無力耕種，使耕地逐漸變成荒蕪，使農民不能改良土壤，擴大農村的生產力。若當土地革命成功之後，這些封建勢力都被打倒了，自然土地問題便可以容易的解決。

　　以上我說了戰勝這些困難的可能，自然這是需要革命者之很大的努力。「東三省」式的道路，面前擺著許多矛盾，「蘇維埃」的道路，面前也是擺著許多困難。就在這兩種「勢均力敵」的客觀條件之下，革命者及反革命者之主觀努力，在中國前途問題之解決上便有了很偉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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