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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資產階級到那裡去?


  我們已經分析了封建買辦階級底前途,斷定他只能引導中國走向「東三省」的道路。假使現在國民黨中央派(西山會議派)底政權不倒,則中國便有這樣的危險。我們再看,假使現在國民黨內的「民主」(?)運動得著了勝利,民族資產階級若是取得了國民黨中的領導權,則中國將有什麼樣的前途呢?

  首先有一個問題,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究竟在中國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本不成什麼問題。但是現在卻有許多號稱「物觀」的陳公博們,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用「小」字來形容。說中國僅有「小」資產階級,他底「小」字究竟有多大呢?誰也不知道。大概他所說的「小」字,總比現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這樣的資本還要「略為」大一點。他們總說,中國資產階級比起外國來只是個「小貧」,只是個「比較富一點的貧人」。自然,我們也絕不否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比外國資產階級要幼稚些,因為外國底資產階級已經到了財政資本的帝國主義時代了,中國底資產階級還帶著殖民地的性質,自然與英美底資產階級相差甚遠。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民族資產階級。

  這並不奇怪,統治階級本來是否認統治階級存在的。現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企圖奪取封建買辦們底反革命領導權,於是承認封建買辦階級底存在,以號召一部分群眾向封建買辦階級進攻,另一方面又恐怕群眾反對自己,則預先遣出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將自己底頭上加上個「小」字。所以陳公博這般智識分子們,充分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他偏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他偏自己「看不見」自己底原形。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比外國資本家幼稚些,這是一個事實。因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僅只在大戰[18]以後才得有個比較的發展,因為在大戰底時候——以及大戰後兩三年——帝國主義者(除日本及一部分美國外),沒有力量兼顧到東方,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便減少了有力的競爭者,就在這個基礎上便發展了中國底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在這裡我們不用多引數目字,因為本書底任務並不在詳細敘述中國底經濟。但我為說明這種現象並打破這種「民族資產階級不存在」的觀點起見,不得不引用幾點概括的實際說明。

  上海總商會出版的民國十七年五月份的商業月報(第八卷第五號)上,曾有一篇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概論。這篇文章的著者將一九〇二年以前稱為「外人興業時期」,這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創辦工業的時期,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為過渡時期,一九一一年至現在為商辦工業時期,若用一句「不好聽的」馬克思主義話來說,這就叫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形成的時期(或者不止形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商辦工業」——民族資產階級底工業——在歐戰的時期得了很大的發展。因為這時候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商品輸入很少。譬如中國入口貨超過於出口貨的數目,每年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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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到中國的入口既然這樣減少,五年之間減少了十餘倍,則中國底民族資產階級當然可以得著比較暢快地發展。所以這篇文字底著者,也承認歐戰期內是「商辦工業煥發時期」,煥發的程度到了什麼樣呢?他有個數目字告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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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還有一個「華商」——中國資產階級——的紗廠數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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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數目字是中國資產階級底機關報自己登載出來的。資產階級自身承認中國有華商工業底發展,但這些中國資產階級「學者」,卻要給他加一個「小」字,豈不污辱了他們!?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是乘著帝國主義不暇東顧的時候而發展的,但他仍然是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聯繫。他需要帝國主義底機器、銀行、交通機關等的幫助,因為這些主要機關都握在帝國主義手中。還有些企業簡直是中外合辦的,固然這種資產階級已帶著「買辦」或「半買辦」的性質,但他與其他底民族資產階級仍是有許多利益相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自然又是互相衝突的,特別是關稅及領事裁判權這些問題。關於這點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因此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與帝國主義衝突,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聯繫。這樣的經濟「八字」便使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他只想帝國主義對他有一個比較嚴重的讓步。

  中國資產階級的來源——出身,他不與一般西歐的一樣。西歐底工廠是由手工作房中發生了革命而變成的。舊的手工作房,應用了新式技術,便成了近代工廠。這樣由手工作房主人所化成的工業資產階級,則與其他底社會階級不發生密切的關係,中國底工業資產階級則不是這樣。中國底手工業雖然很發達,但中國自己並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中國底機器是由外國帶來的。購買外國機器而開辦工廠的首先是商業資產階級,商業化的地主,刮得地皮的官僚軍閥等等。因此中國資產階級雖然不是在封建勢力的保護之下(如俄國)而發展的,雖然封建勢力時常阻礙著工業資本的發展(如全國不統一,厘金戰爭等),但是中國工業資產階級,仍然與中國底封建勢力有密切的聯繫。因此,中國工業資產階級雖然與封建勢力有顯然的衝突,但是他在推倒封建勢力的鬥爭中決不願意徹底。此外再加以工農運動的發展,更使著民族資產階級這種經濟「八字」——不徹底的性質——愈加鞏固。

  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終於參加革命了,因為他不如此不能改良自己發展的條件。為改良而革命,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之很重要的特點。他曾經企圖不用革命只用改良的方法,曾經企圖議會政治護法運動,商人政府,賢人政治,廢督裁兵聯美制日等等,但是接二連三的都失敗了。並且在這些企圖失敗之後,眼看著中國底小資產階級(學生)運動,及工人運動(二七罷工,沙面罷工)都飛快地高漲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在這些發展前面便擺著了這樣一個問題:與其站著革命外邊求改良而不得,並且還受革命運動發展的威脅,何不如走到革命裡面去爭取這個革命的領導權,而爭得一個改良的資格?這個問題的答覆,便是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動機。民族資產階級終於「勇敢地」參加了革命。

  我現在的任務不必要繼續敘述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後的歷史及其叛變的經過,我要徑直的來說現在民族資產階級所擺著的任務。

  我上文已經說過,現在國黨底政權是地主買辦階級領導的政權,是封建勢力佔優勢的政權。資產階級雖然參加了這個反革命的政府,雖然過去曾有一個時候做了反革命的領導,但是他現在並沒有反革命的領導權,那末在這種條件之下,他是否能將他自己開始參加革命時候所領導著的任務——改良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條件——拿來實現呢?換句話說封建勢力當權的時候,是否能通過他提出的改良政綱呢?

  在這裡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民族資產底改良政綱不簡單地只是發展資本主義,不簡單地只是開辦工廠與修築鐵路等等。假使簡單地只是開工廠造鐵路這些事,現在的地主買辦階級是可以通過的。

  但只是開工廠造鐵路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底資本主義,這是純粹外國帝國主義底資本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定要爭得關稅自主——即使不自主也要有很嚴重的提高——一定要收回許多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其他的利益。並且還要相當地打擊城市中及農村中的封建勢力。資產階級在農村中需要相當地改良,並不是因為他底「仁愛心」,乃是因為他一則要緩和農村中的鬥爭而消滅革命,再則要改良農村中的狀況以擴大國內底市場,以適合於資本主義底發展。在政治上民族資產階級需要統一——至少要免除軍閥戰爭,需要統一財政、統一外交、統一交通、統一稅制等等,這些即使不要都完全達到,但總要有一個相當地滿足,地主買辦階級是否可以照著他的要求來改良呢?以我底分析是不可能的。無論現在國民黨是怎樣官樣的宣言「全國統一,訓政開始」,但是若叫他對帝國主義、軍閥、地主、買辦,取個進攻的(雖然小的)政策,則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這直接與他自己「腰包」發生衝突。民族資產階級若想改良他自己發展的條件,則他一定要採取積極的政策來反對地主買辦的統治。並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應當起來徹底推倒一切的封建勢力,乃是說,他應當起來對地主買辦在政治上的勢力給一相當地打擊(並不是肅清),以取得在這個反革命政府中的領導權。民族資產階級現在的希望正是這樣,並且只有這樣。

  現在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了這個爭奪反革命的領導權的運動,民族資產階級利用封建買辦的弱點提出了很「左」的口號,因為他想號召一部分群眾去威迫地主買辦讓位。所以最近的出版界中,「左派」底刊物,攻擊國民黨中央底刊物非常發達(關於這個問題我在紅旗[19]第二期有「資產階級最左的理論——黎明派」一文中曾比較詳細說到)。現在已經有一部分青年將這看成了所謂「民主」運動,以為這有進步的革命意義,這是一個大的錯誤與危險。我們要認這一個「民主」運動之階級性,他是民族資產階級爭奪反革命領導權的一套把戲,左派底論調是一些騙人的口號,並且僅只是騙人的口號,這裡一點革命的氣也沒有。

  這兩個反革命的階級的內部鬥爭,現在仍在準備的過程中,未準備充分以前,自然還不至於直接爆發。假使要問: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鬥爭可否得著勝利呢?則解決這個問題的客觀條件,到現在還沒有明顯,並且這個問題之最後解決,還要靠階級力量的對比。不過我們現在可以說,民族資產階級有個歷史的可能,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之「民主」的旗幟,至少可以號召一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對他的同情,甚至於可以取得一部分受騙的落後工農。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取得這一部分後備軍而「戰勝」地主買辦。不過這只是個可能,而不是必然。

  假使中國資產階級取得了這個反革命的領導權,則中國將有什麼樣的前途呢?答覆這個問題的時候,先需要將兩點分別清楚,第一是民族資產階級自己願意怎麼樣?第二,是他這種「願意」能實現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現在開始說: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怎麼樣?

  我們這裡所說的「願意」,是就民族資產階級自以為可以達到的「願意」而說的。在一般說來,民族資產階級願意徹底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這個「願意」在中國底民族資產階級底腦中已經是沒有,已經是不願意的了。一方面因為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都密切的聯繫(關於這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另一方面則實現這種鬥爭必須動員廣大的群眾,資產階級決不這樣「太歲頭上動土」的。

  資產階級願意的還是胎中帶來的「改良」。他的改良大概要分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對帝國主義的:修改(不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完全自主,或是儘量提高,收回領事裁判權,部分地收回交通權(鐵路管理權及內河航行權為最),及其他對於帝國主義經濟之小的限制。

  第二,在政治上要:打破割據局面,至少要使軍閥各守境界,「和平共居」,外交統一(反對軍閥單獨賣國)、財政統一、交通統一,允許小資產階級之「法律內的自由」等。

  第三,在農村中實行二五減租等。

  第四,對於工人要組織黃色工會,在黃色工會領導之下相當地改良工人生活條件,勞資仲裁等等。

  我們根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之分析,他過去統治南京時代的政策,及其代表所發表的言論,敢斷定他自己願意的改良政綱僅只有這麼多,民族資產階級得了反革命領導權之後,一定要努力於這些改良政綱的實現。我們現在分析的任務,就是要看這些政綱究竟可以怎樣地實現,還是決不能實現。

  一切施行改良的統治階級,都必要自己有一種實際的力量,沒有實際的力量,改良不但不能實現,並且不能開始。當著普魯士及俄國的地主施行改良的時候(參看第一章),他們在政治上有整個的政權。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即使取得了反革命的領導權以後——還不是一個整個的統治階級,還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統治階級,事實上只是一個「半統治階級」。因此,他若不得著有力之贊助,則他底改良政策絕對不能開始。這是絕對不可能而絕對沒有的事。但是一個有力的帝國主義出來贊助則是可能的事。不獨可能,若是民族資產階級取得了反革命的領導權,則這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贊助,簡直是必然的。並且這個帝國主義一定要幫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取得反革命的領導權。這個帝國主義是誰呢?這就是世界第一最富足的北美合眾國。

  北美合眾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當他要伸手到國際舞臺上的時候,各處的殖民地都已有了固定的主人。他奪取殖民地的方法,只有以自己經濟的勢力,去推倒別人的政治。因此美國便高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美國這種政策,已經在菲律賓得了一次勝利。菲律賓以前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友愛」的美國,便去幫助菲律賓人的「解放」。菲律賓固然由西班牙的統治之下「解放」了,但是美國確比以前「更友愛些」了,他不但還繼續「幫助」菲律賓人來建設國家,並且代替菲律賓人來管理國家。

  美國這種「遠交近攻」的政策,他早已拿到中國來應用,只是還沒有找著有力的機會。若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了依借外力的企圖,則美國底「友愛」一定可以特別「諒解」,因為只有美國能以實際的經濟力量去「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只有美國可以允許中國關稅自主,可以「放棄」在中國底特權,可以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長足的讓步。美國所希望的,僅是他底經濟勢力在平等的條件之下,可以橫行中國。美國可以借大宗的款項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其他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的時候,美國至少可以作一個有力的幫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這樣一個「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自然「依照總理遺囑」是應該聯合的。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若想施行他底改良政策,則他一定要在美帝國主義底援助之下。這樣,使中國將走到一個什麼道路上呢?這固然是一個「美國底道路」,但這不是我們在第一章所說的「美國底道路」,乃是一個投降美國底道路。這個雖然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但最後仍要走到殖民地化的道路,仍然是一個「東三省」式的道路。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否企圖建設一個真正獨立資本主義的中國,不但不要依靠帝國主義而且還要打倒帝國主義呢?這一點在理論或事實上都不會有的,即使有了這個企圖也決不能實現。因為只有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絕對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想達到這個目的不但要動員數萬萬的中國勞動群眾,並且還要世界革命的力量——國際無產階級與蘇聯——結成密切的聯繫。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願意這樣,並且拼命地反對這樣。民族資產階級僅只能在某一個帝國主義底保護之下去施行改良。

  我這段話說得太長了,所以我要我的意思用幾句簡單的話重複地再寫一次,作為我這段話底總結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為自己在經濟上與帝國主義及地主買辦都有關係的緣故,又因為自己恐怕群眾運動高漲的緣故,所以他絕不能用堅決徹底的手段去推倒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底統治。他僅想對於自己發展的條件,取得一個盡可能的改良。他若不要求這一種改良,則他便是地主買辦化,更不必爭奪現在的反革命領導權。現在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在努力爭奪反革命的領導權,則可知他一定預備了自己希望實現的改良主義政綱。而無論什麼樣的大小改良,他都至少要取得一個強大帝國主義底幫助。現在可以拿出這個幫助的是美國。但這樣實現了中國底改良政策之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得一個相當的發展,但這個發展的最後仍使中國經濟成為美國經濟的一部分,使中國成為「東三省」式的發展,經過「東三省」式的道路,便是殖民地。

  [18]大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紅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1928年11月20日創刊於上海。原為週刊,第24期起改為三日刊,秘密發行。主要撰稿者有李立三、惲代英、羅登賢、謝覺哉等。1930年8月同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上海報》合併,改名《紅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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