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V．黨的任務

V．黨的任務

　　這裡我們應當講到目前我們的任務：

　　（一）我們要準備總暴動方針，但這並不是說「明天」我們就要暴動了。這一個意見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我們就已經這樣指明了。至於如布哈林同志所說，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你們要決定，今年秋天的時候，要舉行總暴動。」這是很明顯的，這一次會不能來通過這樣的一個決定。

　　大家都同意於這樣的一個意見：現在在大城市之中，雖然群眾的運動又有重興的現象，但這僅僅是剛才開始，沒有把握說它能「即刻」成為「高潮」的前途。這正是因為中國的不平衡的特點。這一個特點，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而中國經濟狀態的表現，中國經濟的狀態，只以金融的情形來看就很明顯，沒有一張紙幣能走遍全國，各自有各自的地域。不僅如此，就是現洋也是不劃一的。上海的「中山」幣曾經受到這種待遇——比「袁世凱」更賤些。因為在匯兌上的關係，外路客商在錢莊銀行調款子的時候，他們不信任「中山」銀幣。再如果我們拿一塊大洋從上海帶到滿洲或北京換成銅元，又從北京帶到武漢兌換銀幣，再從武漢到別的地方輪流轉輾的兌換，換到後來在我們手裡的就剩得不多了，或者沒有什麼了。這一塊錢就一無價值的消失了。這種經濟發展程度的現象很可以給中國「不平衡」的狀態以確當的解釋。資本主義是能在不平衡的情形之中發展的，因此也沒有誰說過世界革命到了一個什麼時候就可以同時起來。中國的經濟不平衡的情形，好如整個的歐洲，譬如從比利時到巴黎，比之於由從北方到上海或到四川要容易得多。這種條件各不相同的狀況，不能如此規定：「今年秋收時全國都要舉行總暴動」。這種話中國同志是沒有這種意見，是不是有哪一個俄國同志說的尚不知道。

　　第二我們要說到我們的中心工作問題。在說這一個問題之前，要先說明一件事情：我們既不能說秋收時一定要暴動，也不能說秋收時一定不要暴動。可以肯定的說的是不可規定秋收時全國都要總暴動，但在不平衡的狀態之下，或許某幾縣亦許要暴動的。我們過去已經上了當，如關於在策略上說了暫時不提出沒收一切地主土地，於是就不去幫助農民的分配土地的要求，並且還去阻止了這種鬥爭，因為國際並沒有規定沒收小地主的問題。可是到國際代表到武漢的時候，又說這是不對的。所以秋收暴動的主張，不可以的仍依前例的解釋起來，那就會變成了如果湖南某縣農民今年秋收時要暴動（遊擊抗租），那麼，那地的同志亦許會對農民說：「不許暴動，因為這是國際的命令，我親耳聽見布哈林說的。」這也可以拿來解釋總暴動方針這個問題，就是不是說決定總暴動方針這個問題即是直接暴動，同樣也不是說既不是直接暴動，就一動也不動。總之，我們在新的高潮之前，必須以準備暴動為總方針。

　　中心工作，是爭取群眾。「八七」會議之前我們是背向著群眾的，「八七」會議之後才轉到群眾一方面來。現在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要深入到群眾之中去。

　　在工人群眾之中，我們要用新的方式去團聚組織群眾。在以前，武漢剛反動之後，上海四月事件之後，我們是用上總[42]及湖北總工會的名義，作為直接的反抗運動，在那時候是對的。在那時候，工人在那時候知道上海總工會是我們——共產黨，知道湖北總工會，知道向忠發[43]——共產黨員。他們要我們的答覆；我們答覆他們「要反抗」，在上海應在總工會旗幟之下。現在，這個時期過去了。現在，因為過去工作的關係，再拿這樣的名義為號召，就等於用共產黨的名義，因此黨與群眾組織沒有區分。因為，在這種形勢之下，固然我們不是要取消上總或其他的名義與組織，但在另一方面，工作方法上，再不能用什麼特派員、組織員等，而要組織新的各個工廠支部，在這些新的基礎之上，從下面建設起新的真正的是群眾的組織——上海總工會，湖北總工會……等等。要想法子於很小的微細的事情上，為了打人，為要開水吃，為扣了一毛錢的工資，為了……工人群眾最切身的問題，去引起群眾到爭鬥裡面來——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反對國民黨的政權。從最日常的爭鬥之中領導他們到政治的經濟的大的鬥爭之中來，要求自由與組織的公開，以此種種團聚工人群眾的力量。這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這樣來能爭取獲得廣大的群眾，這是走向總暴動，準備總暴動的最主要的工作。

　　對於農民群眾，中央對北方局的文件中，曾經指明過。不可以抗租與抗稅相對立，如北方紅槍會與天門會之中有一部分是主張租是抗不得而只抗稅，更右的主張是抗苛捐雜稅而不抗正稅。我們對這些運動是應當贊助的，決不應當說這不是土地革命我們便不來。而應當去領導他們到土地革命方面來，應當使這些群眾明確的知道我們的口號。主要的，我們在目前革命的性質上講，是領導農民反抗地主階級。可是我們同時要組織雇農、貧農，不可以預先恐懼及怕得罪了富農，不然將要如像武漢時代，以及以前與國民黨合作時代的同樣的錯誤——阻止群眾——政策。可是我們也不是向另一極端。我們要指出農民的平分一切是非社會主義的，而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更明確些說是理想的資本主義的。我們要贊助遊民、失業的農民的無情的、徹底的、暴烈的破壞封建的鬥爭，但是我們不可以變成了它。我們要仍舊是我們。如其在政治上允許講這樣一個名詞——「平產黨」，那麼我們可以說「共產黨」可以與「平產党」聯合，可是不是要我們成了他們的尾巴，而是要我們成為他們的領導。我們不搖動我們對目前革命最主要的目標——地主階級，封建制度——的視線。至於土地問題，在上面我們已經很明顯的講出來了。我們的黨綱是土地國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沒收自耕農的土地。這一個意見，中央曾與毛澤東同志爭論過。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道中國已經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沒收一切所有的土地。因此他在湖南反對「八七」會議的決定。最近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通告上又說到這一點（土地黨綱草案中，也說到了這一點，不過對這草案，我沒有功夫詳細寫我所早已有的意見，這次大會上要決定）。我不同意而將它修改了。在我們的黨裡面，對於土地問題的見解，一切的傾向都有——左傾的或是右傾的，可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在農民運動發展的地方，已有了幾個蘇維埃區域，是不是可以說已是革命的高漲呢？是不是就能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呢？不是的也不能的，也還不是全國政權的建設。並且我們應該指出來，它們不能單獨的保存，它們必須要向外發展。在不可能的狀態的時候，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的時候，則應該避開，採取遊擊戰爭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實力。而另一方面，四面發動，引起周圍的其他地方的農民群眾。我們現在對於農民，要領導他們在各種環境之下，採取一切的鬥爭的方式。凡是農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即「領導」他們鬥爭，從抗租抗稅乃至於遊擊戰爭，甚至更進一步的「割據」——這「割據」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擴大這一個形勢。城市的工人階級要在這些爭鬥中，用自己的領導力量，運用這些機會來建設紅軍，助我們來完成革命——領導農民完成土地革命。這些紅軍應該使她發展，或者在不得已的時候就向別處移動。這許多，在地方工作中採用了中央的政策或許仍然是會失敗的。況且海陸豐是沒有照中央指示，於是來批評中央這一點沒有具體寫或是那一點沒有具體寫。是的！我們也可以批評國際說對中國的指導如何如何不切實！又是其他什麼指導人的原因等等而發生機會主義，但是這並不能去掉自己的責任。既然是一個共產黨員，就應該有他自己的認識。我們在農民運動中，最低限度都要使各省都有廣大的宣傳。這當然不能說，我們要每縣、每鄉都派人去領導，然後能說是我們的領導，而且這所派的人一定要姓共名產的去指導，才能說是我們的領導。這當然不是的。而是我們的政治宣傳，能夠引起農民，作為他們的思想。總之，我們在土地革命之中，告訴農民土地革命如何才能達社會主義。我們要去參加一切甚至和平的農民的鬥爭，去領導他們，但是要在運動中去批評指導他們，不要跟了農民的尾巴跑。不然，這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而是農民的意識了。

　　反帝國主義——在新式的方式之下，又重新的抬起頭來。小資產階級已經有些起來，他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領導。在這次濟南事件之中，反日運動委員會裡很可以看得出來。國民黨是禁止這種運動的，他們下訓令說要依據「國府」五月八日的通令，停止反日運動。在這樣的反日運動之中，我們應當參加而去領導他們。中央已有通告，現在當然不是如五卅的情形了，沒有那樣廣大的群眾的聯合戰線。然而，工人階級的領導應當有更大的作用。再則，如果那時是反帝國主義作為導線以引起高潮，現在則具體的可以從反對軍閥而直接引起，這是勞工的主力之大。中國尚沒有過直接的真正主張反軍閥的運動，除了「二七」[44]。但那是工人運動的開始，偏於經濟的要求，而沒有領導農民。一直到上海的三次暴動尚是如此，與國民黨軍隊共同反對北洋軍閥而已。現在則將與過去的反軍閥的形式不同了。以前的反軍閥只是用愛國的口號，因為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反對他。現在將不一定是以愛國的口號來引起反軍閥，而直接對軍閥本身的制度了。布哈林同志在昨天的報告中曾說到將來如何發起高潮的問題。我想也是一種方式，而且是新的方式。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鬥爭，我們應該去領導，並且我們要去直接的反對軍閥，就農民的抗捐，抗稅，軍隊為了欠餉而嘩變，小商人的抗捐等等。許多的矛盾在革命之中暴露出來，戰爭，罷工，封鎖，使經濟恐慌或者是混戰。小商人，兵士，農民，反對軍閥，一直到要與他們爭政權，這是高潮的火藥線，這是以前所沒有的。

　　在黨的組織上——要使黨在思想上，策略上，有很明顯的、很確定的、布爾什維克的、切於事實的對革命的估量。對於各種任務的決定，工農的日常鬥爭、土地革命、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等等，要知道我們到了一個新時代，新階段，此其一。要知道客觀上，革命是在往上升（如果你們不願意說高漲），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此其二。要知道革命力量還很大，高潮還沒有，不能過早的大發動，應當準備，認真的準備，認真的征取廣大的群眾，以備快到來的新的高潮不使我們陷於無準備的狀態之中，此其三。再者，要知道現在已經有許多地方，農民的革命區域已經建立，工人階級對這現象，——高潮的預兆，全國蘇維埃的雛形——應當採取積極發展，以至一省至幾省之勝利之政策，此其四。這四點是我們的總方針。總之，新的階段與客觀革命上升的形勢，使我們要急速征取群眾，以一切準備總暴動。一切的工作組織方式，不能和前相同。

　　就是婦女問題，現在也不能如以前一樣，只是弄些婦女協會，打打通電。現在女工和童工成為很大的問題。在殖民地用刮削女工和童工來代替男工，是最利害的手段。婦女問題現在不是講笑話，而是如何去組織這些女工，如何去領導她們到革命的道路上來，得到她們的解放。要能夠真正的做工作。

　　在大會之前還有許多種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絕對的民主主義……等等各個的錯誤，這是要用多數——布爾什維克的方針來解決它們。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使組織方面的問題，不要使它偏激的向於一個任何方面。

　　組織上的技術工作，秘密工作，也成為我們的嚴重的問題。要使我們的工作「美國主義化」，很精密，不要如過去一樣忙得起居不安，但是工作上仍不能按時候，沒有秩序。

　　我們今後的工作：

　　（一）在政治的路線上，要有真正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二）在組織上要有「美國主義化」的秩序，迅速整齊的精神。

　　（三）從小小的技術工作起一直到整個的政策問題，都要好好的做。

　　最後我有一個聲明，就是我的報告，不能占更多時間，馬日事變，武漢時期，未重複說及，因我的書面報告已有。對這些問題，本應個個討論，為節省時間起見，只好寫封書面報告，在特種委員中討論。對過去事件，不要化很多時間，多注意革命形勢，如何去準備暴動，去征取群眾，怎樣組織工人武裝，領導農民鬥爭，領導工人鬥爭。關於過去的事，或者說國燾是對的，秋白對的，獨秀對的，這些問題討論起來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同我們目前任務作相比。

　　（國燾：你一個人講了九個鐘頭，七七八八講了一大批。）

　　秋白：我們應指出不對的，指出少數主義、改良主義的傾向，大家來糾正。至於辨別個人是非，並不是不需要，希望組織委員會來解決，將來向大會報告即可。這是議事日程上已決定的問題。現在，我的報告完了。

　　（全場鼓掌不息）

　　【注】

　　[42]上總，即上海總工會。

　　[43]向忠發，湖北漢川人。曾當過水手和碼頭工人。1922年加入中共。中共五大中央委員。八七會議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變，24日被國民黨政府槍決。

　　[44]「二七」，即1923年2月爆發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