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報告 3．中國革命之失敗

3．中國革命之失敗

　　現在要說到失敗的原因了。這裡所說的是關於客觀的。武漢失敗的原因除了主觀的黨的機會主義外，還有客觀的原因嗎？如果黨沒有機會主義是不是保證可以不致失敗呢？我想答覆第一個問題是說有的，答覆第二個問題是說不可能的。要解釋這種答覆的理由，我們不能不說到客觀的失敗原因了。俄國党的反對派[11]說，國際給了中國黨一些不正確的指導，結果中國革命失敗了，所以中國革命的失敗，第三國際應當負責任的。他們的意思，如果國際方面仍是季諾維埃夫[12]、托洛斯基[13]等，換句話說，就是採用他們的路線去指導中國革命，是不會失敗的。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在此地當然不能很詳細去辯證反對派的觀點，但我們一定可以找出許多客觀失敗的原因，來說明當時革命的一些困難條件。昨天布哈林同志曾說過，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有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指導，然而終於失敗了。這就是說，當時革命的失敗，一定有許多客觀的原因。武漢失敗的原因——客觀的，第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加強，這一點，在武漢是如此，在廣州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雖然有十四國聯軍來攻打俄國的蘇維埃政府，但那時正是大戰的時候，或大戰初終，許多國家都由大戰產生了很多的危機，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都沒有能力來完全破壞俄國的革命。就是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二三年，雖然是各國派兵來包圍蘇聯，可是西歐的工人運動因為世界大戰後的影響，非常高漲，甚至最不覺悟的英國工人也起來反對本國出兵干涉俄國革命。但是中國革命的國際形勢就完全不同了，恰恰是所謂國際資本主義當著穩定的時期。中國一九二五年開始了革命運動，一九二六年也曾擴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範圍，像摩洛哥、印度、菲列賓[14]、敘利亞等先後起來，發生很偉大的革命，都是在中國革命影響下發展的，但終被帝國主義鎮壓下去了。到了武漢時候，日、英帝國主義更能夠很從容的派許多兵艦來。他們時時準備著以機關槍、大炮向中國的革命民眾掃射，企圖壓迫革命，而且他們壓迫革命的方法不僅限於大炮、兵艦的政策，他們還有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威脅中國的資產階級由革命的營壘轉變為他們的新工具。他們對資產階級說，如果你們反工農，反共產，那麼，我們可以同意你們打倒張作霖、孫傳芳。自然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在它的階級背影上始終要背叛革命的，但在帝國主義威脅利誘條件下，益發促短其叛變過程了。所以我們在當時，主要的敵人，並不是張作霖、蔣介石或者汪精衛，而是猙獰無比的帝國主義。第二是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保持了封建基礎，他們利用以保持封建基礎的工具的士兵沒有參加土地革命。中國的地主、豪紳本身也可以說是「參加了」革命的，不過他們的「參加革命」，總是寫在括弧以內。他們是有地域衝突的，他們分作什麼廣西派、廣東派、湖南派，甚至廣西派也要分桂林派、梧州派，……湖南派也要分醴陵派、湘鄉派……以及許許多多的派別。中國本來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這些各種地域的派別，也就是這種國家的社會內容。我們常常看到中國的幣制、交通，都是各地各地的不同。這些如果是在西歐的國家，就完全是兩樣。我們常常看到廣東、上海或者武漢、長沙以及北方各地的錢，小洋、大洋、銅元都跟著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也就按著地域的不同而割治，甚至於壟斷各地的小市場。我們看到上海的小菜場，賣菜的有的賣三個錢，有的賣五個錢，我們買菜也可以聽便選便宜的買就是了。但是廣東或是其他地方鄉村的大交易，就完全不同了。那裡有什麼「大先生」、「二先生」，也就是所謂「買辦」。帝國主義者要收買原料，就完全由他們經理。他們的收買原料，完全不像上海的小菜場了，他們常常以壟斷的手段，來收買一切原料，所有由農村生產原料的農民或手工業者，誰能逃脫他們這種利害的剝削。地主對農民卻更利害極了。舉一個例子：前年在江蘇有一個農民向地主借了一擔穀。前年是饑荒年成，穀子是十六塊錢一擔。去年收成很好，穀子是比較便宜多了（四元）。你們想想這地主是怎樣向農民索取呢？他說現在的穀子是四塊錢一擔了，——農民，借我的是十六塊錢的，應當還我四擔穀子。這一個小小例子，就證明到中國農村中剝削壓迫的利害。假使在前清的時候，自然地主是有的，但那時他們是服從官僚、貴族管轄的，因為那時中國是一個所謂亞洲式的統一國家。自從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以後，使中國產生大的變化。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投機到北京做了總統。袁氏本是代表北洋軍閥——北方的大地主階級，當然袁世凱的背後，是有帝國主義做後臺老闆的。可是南方的陸榮廷[15]，也同樣有自己的後臺老闆。他為自己的利益，要反對袁氏，都掛起護法招牌，打出什麼革命的旗子。我們說地主、豪紳參加革命，就是這樣投機而來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他們的「參加革命」要寫在括弧以內的意思。大戰時，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商業化更為明顯，所以當時各省區益發形成一種更混亂的局面。各地的督軍代表各地的地主、豪紳，分割各省地盤。各省的土地完全成了軍閥的私產，千萬、百萬的稅捐，任他怎樣抽刮，可說農民的生產都是供給軍閥的了。他們還常常借著很大的帽子來作反對其他軍閥的工具，借此來做自己割據的理由。其實他們是革命嗎？一點革命的意義也沒有，他們所有的不過是層層的壓迫人民罷了。當時孫中山的革命大帽子常常給這些軍閥所利用，在廣州的楊希閔、劉震寰等，拿到孫中山的招牌來壓迫工農，這是很顯明的例子。那時候，代表地主、豪紳的軍閥在孫中山革命旗幟下就有楊、劉的反工農，那末到了武漢土地革命時代，他們——地主、豪紳要反革命是毫無疑義了。所以馬日事變的爆發，當然是醞釀很久的。他們的利益不僅是與土地革命相衝突的，就是一點很小的事件，如剪髮問題、放足問題，都是他們看不慣的。但是他們的工具，軍隊中的士兵，並不是與土地革命有衝突的，他們沒有參加這種革命，實在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自然這是很大困難複雜原因的。國際機關報《共產國際》[16]雜誌曾說過中國革命是進到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了，一方面要保障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之軍隊，一方面又要變更階級的組合。事實本來是這樣的，我們一方面要北伐，要北伐就不能破壞軍隊；一面又要奪取士兵來反對直接利用而壓迫他們的軍官，因此這中間是發生最大的困難了。第三點是小資產階級的問題了。我們首先舉個例子說：長沙醬業工人要求增加十六倍工資，我們的外國同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看到這樣要求加大的例子。其實雖然加上十六倍，也沒有多少錢（只有十五元），而且當時生活程度非常的高。另一方面醬業主是一方面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鎖的，另一方又要增加這樣大的負擔，當然是要閉門歇業的。因此這問題在實際上是不容易答覆的。中國革命當時本來說不上什麼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當時本來可以將大生產沒收，設合作社，來調劑失業的勞動者。列寧在二月革命時提議沒收糖業新提加[17]，這並不是社會革命，農民也是贊成的，雖然是與私有制有衝突的，但是對農民是有利益的。我們在漢陽沒收六個工廠，在當時的小資產階級是不是要反對的呢？在理論上當然不會反對的，但是他們必然要動搖。我們指導機關又跟著動搖。再，這一問題與兵士問題是有關聯的。我那時初到武漢，常常聽了許多同志說過唐生智的兵士，罵農民協會是混蛋，說共產黨在後方搗亂，他們當然是受了反動宣傳的。但我們如果做士兵運動，自然我們不僅是對他說空話，而且要給他以物質的利益。關於湖南的兵士，我們還可以給他們以土地；至於外省的兵士，尚不能說到給他們以土地的話，因為其他各省尚未進到土地革命，離得很遠。此外還有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就是當時還需要打仗；要打仗就一定需要兵；要兵就要飯吃。這樣一來就不能不影響於小資產階級了。當時我們本應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大資產階級的財產、企業來解決這些兵士的生活問題，但這又被唐生智、汪精衛所反對、阻止了。以上這三個問題，都是當時沒有方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成了失敗的三種原因。這種困難的問題，我們不能看作過去的問題，在將來革命的前途上也一定要發生的。譬如帝國主義的威脅是會有的，假如在廣東暴動起來，就馬上與香港衝突了。第二、第三個問題也是必然發生的問題。從前在海陸豐時，敵人都跑了，商業也停歇了，各方的武裝敵人都包圍起來了，於是經濟起了大的恐慌，生活必需品都缺乏，工人都失業，小資產階級及兵士問題，都成了不易解決的困難問題了。第四是無產階級的本身薄弱，及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非常大。在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都要比俄國一九〇七年要小，總數不能超過二百五十萬以上（純粹產業化的真正無產階級）。同時她是非常幼稚的，因為許多剛剛脫離農村，在思想上、行動上都帶有小生產者的習慣。例如廣東代表說的，在廣東會議上討論廣東暴動時，有些同志提議要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在原則上似乎是對的，因為他們說土地革命農民可以得到土地，工人卻沒有得到什麼，如果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工人也可以得一些財產。但這種說法在事實上就證明是小資產階級的心理而非無產階級的心理了。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中央過去的機會主義都是無產階級本身薄弱，非無產階級的心理和行動得以反映到革命的路線上來的結果。

　　【注】

　　[11]俄國党的反對派，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

　　[12]季諾維埃夫，今譯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1919年任共產國際主席。1926年被指控與托洛茨基結成反黨聯盟，被開除出政治局；共產國際亦免除其職務。1927年開除出黨。

　　[13]即托洛茨基，參見本書《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之注釋①。

　　[14]菲列賓，即今菲律賓。

　　[15]陸榮廷，廣西武鳴人。辛亥革命後任江西都督。1917年4月任兩廣巡閱使。同年7月參與護法，任軍政府元帥。後控制軍政府，排擠孫中山。1920年被陳炯明打敗。1923年受北洋政府委派督理廣西軍務。1924年被李宗仁、黃紹竑等聯合打敗下野。

　　[16]《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1919年5月1日創刊，格·季諾維也夫任總主編。先後以俄、德、英、法、西、中等六種文字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版。

　　[17]新提加，今譯辛迪加，是法語Syndicat的音譯，即聯合組織之意。指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為高價銷售商品和低價購買原料而成立的壟斷組織。參加辛迪加的企業在生產上和法律上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在商業上已失去獨立地位，不再與市場發生直接聯繫。其商品銷售和原料採購，均由總辦事處集中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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