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當時全國的工農鬥爭都在劇烈起來，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在發展。國民黨內部左派的勢力——大部分是工農勢力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學生及下級軍官等，也在增長起來。於是提到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問題。當時的北伐，在工農群眾方面是要推翻北方軍閥，以及一切軍閥的政權，建立全國的勞動平民的政權，擴大工農群眾的自由，並且把國民黨完全變成工農群眾的黨。在資產階級方面，卻是要想利用北伐擴充自己的地盤，將北方軍閥的政府取消，設立自己的政府，也要用國民黨的招牌，一方面可以得著中央政府的地位，去和帝國主義各國做買賣，要些讓步，別方面用全國民族利益的名義，禁止工農的階級鬥爭。

　　蔣介石決定舉行北伐以後，便藉口北伐，一方面進攻工人農民，一方面擴充自己勢力。說北伐要緊，後方要平靜，不可搗亂。說工人不可以罷工，並且要加緊做工。說農民不可抗租抗稅，反對土豪劣紳，以致阻礙政府稅收，減少北伐經費等等，國民黨的其他軍官也是如此。他們實際上都是加捐加稅剝削工農，擴充軍隊，到一處便多一處收入。

　　工人農民對於北伐，認為在北伐之中是可以發展工農的勢力的。蔣介石在北伐中可以發展其自己的軍事財政勢力，工人農民便能發展群眾的勢力，因此也參加北伐。另一方面，對於在廣東的禁止罷工，不准農民反抗地主等，也竭力反對。

　　北伐使中國的革命更加擴大範圍，使革命更高漲。這一種高漲的情形，激起全國的革命運動，影響國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反對蔣介石。小資產階級分子，因為他破產、失業、窮困等等原因，對於革命的要求，要切急些，比民族資產階級的膽子大一點，主張也比較激烈，普通的叫他們做左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人蔣介石等，主張和平些，能和帝國主義等易於接近，他們又特別怕工農勢力，比怕帝國主義還厲害，這類人叫做右派。在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權勢薰天，號稱左派的領袖（汪精衛）等，逃的逃跑的跑了，一時軟化的軟化了。五月十五日以後，蔣介石引進了許多地主封建分子參加了國民政府，不但壓迫共產黨，並且壓迫左派。

　　蔣介石在北伐開始，便能得國民政府的軍事全權，做了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一切事情都是他大權獨攬。在北伐中間，各地民眾鬥爭日益發動起來，尤其是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及上海。工人的罷工運動有幾萬幾十萬人參加，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幾百萬。各地民眾直接起來打倒當時的土豪、紳士。這些工農群眾在共產黨指導之下，一面發展工農組織，一面聯合起來成為地方上的國民黨黨部。這種民眾團體有些地方直接變成當地的革命政府，發佈命令逮捕反革命派，槍斃豪紳，組織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這種革命形勢的發展，使國民黨內的左派興奮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專政。十月十五號，國民黨中央因為北伐軍已打下了很多地方，要討論如何工作的方針，便召集了全國各省黨部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到會的人有左派，有右派，左派比較有勢力，這個大會便有些反對蔣介石獨攬軍權，隨意處置事情，不照國民黨大多數人的同意，主張提高黨權，以抑制蔣介石。

　　北伐軍出發，首先便打湖南。湖南從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起，農民運動已經開始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了。到這時候，湖南到處的農民都起來響應北伐軍，幫助北伐軍打北方吳佩孚的軍隊。北伐軍到一處便勝利一處，很快的就打到了湖南省城長沙。

　　農民既經北伐而起來鬥爭，他們的組織（農民協會）大大的發展，大概算起來，組織在農民協會之內，及與農民協會發生關係的農民，在湖南全省合起來有一千萬以上的人。他們有如此大的勢力，便要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了：第一，便是幫助北伐軍：送茶飯，引路，做嚮導，當偵探，組織了的農軍騷擾北方軍閥的後方，參加戰爭等等。第二，便是捉捕驅逐鄉村裡的反革命派，地主、土豪、劣紳。第三，反對鄉村裡的舊習慣，反對敬菩薩，拜神道，供祖先等的迷信。第四，要求土地，這是他們最主要的要求。他們最苦的事情，便是沒有土地，這時候便起來要土地了。開始就是不繳租，不還債，將壓迫他們的地主、豪紳、惡霸殺死。再進一步，他們覺得地主、豪紳等管理鄉村裡的事情終不公平，終是保護地主豪紳，欺侮農民，於是將一切地方上的事情都不要紳士、鄉董、地保等來解決，都到自己農會裡來解決，這便是湖南農民在北伐中所得到革命勝利，這件事叫做農民自己奪取鄉村政權（管理鄉村中一切大小地方上的事情）。

　　十月十日北伐軍打下了武昌城，漢口、漢陽早就打下了，北方的大軍閥吳佩孚的軍隊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即把殘軍立刻退去，湖北便都歸北伐軍管了。接著便由湖南、湖北雙方夾攻江西。到十二月裡，孫傳芳[54]大敗，江西也打下來了。湖北、江西的農民也與湖南的差不多都起來組織農民協會，與地主豪紳鬥爭。

　　同時湖北武漢三鎮（武昌、漢口、漢陽）的工人運動，非常高漲，是以前所未看見過的。在北伐軍還沒有到武漢的時候，湖北的工人便不斷的罷工，宣傳推翻吳佩孚等等的鬥爭。到打下了漢口、漢陽，包圍武昌城的時候便幫助北伐軍打武昌城，很多工人在城下犧牲了。武昌城一打下工人運動更加高漲：

　　（一）反對資本家的壓迫剝削，將反革命的資本家趕走或者捆起來。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舉行了很多的罷工，前後共計差不多有三百餘件，結果大多數得到了勝利，增加了工資，減少了工作時間。

　　（二）組織工會。在吳佩孚的時期，只有很少的工會，並且都是不能露面的，秘密存在的。到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工會像雨後春筍一樣，統統組織起來了，各行各業，各個工廠，各個商店的學徒店員，差不多沒有一個工人不加入工會。組織在工會裡的工人，武漢三鎮有三十幾萬，湖北全省有五十幾萬。有幾百個小工會，幾十個大工會。各個紗廠工會聯合起來組織紗廠總工會。各個鐵廠工會聯合起來組織了五金總工會。各個店員工會聯合起來也組織了店員總工會。各個碼頭工會聯合起來組織碼頭總工會……等等。並且組織了湖北全省總工會。

　　（三）各個工會組織了糾察隊，教工人使用槍炮，這樣武裝訓練工人，是要使工人能自己拿著槍炮去打反革命者，是要使革命的力量更充實起來。

　　（四）組織了勞動童子團。這時候革命的高潮，不但激起了全中國的大人知道要解決自己的痛苦要革命，就是七八歲、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都知道要革命了。武漢三鎮及北伐軍勝利的地方都組織了童子團，加入的都是工人農民的子弟。他們也幫著做各種事情。

　　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新年（一月一日到三日）的時候，全體武漢工人、學生、商人，都起來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慶祝北伐的勝利。這時英國帝國主義非常害怕，便在漢口英租界上布起電網砂包，水軍登陸，預備向工人進攻。在一月三日那一天，工人宣傳隊及軍官學校學生到街上來講演，跑到英租界時，英國軍隊不許，並且打中國人，於是激起了工人市民的反對，發生衝突。英國水兵在衝突時便開槍殺人，殺傷了好幾個中國人，殺死了一個（？）車夫。於是全體工人起來反抗，工人糾察隊便佔領租界，全體工人為國民黨政府的幫助，與英國人辦外交，結果英國租界被中國人收回，歸中國人管理。在這件事情裡漢口工人階級的力量，使英國帝國主義屈服，這件事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更表明工人階級力量的重大，工人階級反帝國主義之勇敢和堅決。促進中國的大革命更向前發展。

　　在英租界收回以後，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會開會，到會代表數百，代表工人五十余萬。工人運動的發展不僅在武漢三鎮，在各縣都發展起來了，大冶、宜昌、沙市等地都有了許多工會的組織，都進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為了工人的利益而鬥爭，如加工錢，減少工作時間等等。

　　北伐軍打下湖南、武漢之後，震動了全中國，浙江省長夏超[55]，便想投機，投降北伐軍，在杭州獨立，倒孫傳芳的戈。上海工人階級的鬥爭，在五卅之後，從未停止，到這時更是磨拳擦掌，預備著起來暴動，推翻軍閥的統治。在一九二六年的年底便起來暴動。夏超這時也已起事，派兵打上海，因為兵力太弱，失敗了。上海工人的暴動呢，也因準備不夠，沒有武器，組織不完善，時日沒有選擇好而失敗了。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暴動。

　　從五卅到這時的中國革命，可以看得很清楚，民族資產階級想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使中國的革命只要僅僅達到資產階級所要求的目的，不要過於發展。從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民國十四年）到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國十六年）中國革命不斷發展，工農力量一天一天加大，工農力量愈加大，民族資產階級心裡便愈恐慌。第一次在五卅運動發展中，開始民族資產階級是參加的，最後便退出，並出賣工人。到了省港罷工擴大，廣東工人運動高漲，農民運動發展時，民族資產階級又恐慌起來，發生「三月二十」事變，企圖用軍隊的力量限制工農勢力的發展。不過這個計劃得不到多少成效。於是出師北伐。可是北伐中蔣介石一派固然增強了一些軍力，財政收入也有了來源（佔據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幾省地盤），但是群眾勢力，增長比他更大。北伐軍打下湖北、江西以後，形成了兩個形勢：一方面，工農和為革命高潮所激動的小資產階級，還拼命地推著革命往前發展。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見到工農民眾勢力的強大，心裡著慌起來，想拿革命領導權完全抓在自己手裡，可是事實上還做不到。

　　當時國民黨的中央，已經遷到武漢，卻在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民眾的監督之下，蔣介石等軍閥不能任意橫行。蔣介石便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做幌子，在南昌獨樹一幟，表面上雖還沒有破裂，實際上呢，已經互相對立了。武漢當時的力量比南昌還強，國民革命軍大部分都歸向革命的武漢，受武漢政府的支配，一小部分不敢助武漢，也不敢助蔣介石，站在中間，觀看風色。蔣介石便成為大家不信任的人，非常孤立。

　　蔣介石既到了這步田地，便不得不另設辦法，擴充自己的勢力，與武漢政府對抗。他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向反革命路上去，革命的道路他再也不敢走了。擴充勢力的方法只有兩個，第一與帝國主義勾結，第二擴充地盤添招軍隊，壓迫工農。於是他便繼續向上海打，以便易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國十六年）初攻下杭州，由滬杭鐵路（由上海到浙江的杭州）向上海進展。

　　上海工人階級在第一次暴動失敗後，仍舊繼續準備第二次暴動。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聽說北伐軍快到上海，上海工人便又立刻起來暴動，這次暴動也失敗了。失敗原因：第一，準備未妥，第二，因為蔣介石有意遲緩行軍，企望上海工人受了很多的打擊，等他自己到上海的時候上海工人階級已被北方軍閥打敗，不足懼怕，那時他便容易來壓迫上海工人了。因此他叫白崇禧在滬杭之間，停兵不進。

　　這時武漢政府也發兵東征打南京，派第二軍、第六軍等軍隊從安徽向南京開。

　　[54]孫傳芳，見本卷第64頁注53。

　　[55]夏超，當時任浙江省省長，1926年10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宣佈浙江獨立，響應國民革命。後為孫傳芳派兵鎮壓，夏超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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