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文選

                    校園風暴

                        ——1948年4—5—6月

    1948年4月8日早晨,一紙「號外」震動了北大校園:北平警備司令限令
學校當局在中午12時前交出12名學生自治會及人權保障委員會負責人,如不交
人,就要武裝包圍學校,強行逮捕。

    人們迅速從西齋、三院、紅樓、灰樓……向民主廣場集中。

    同學們抬出課桌,在廣場上圍成一圈又一圈,把12位同學圍在中間,築成
「人」的長城,要用血肉之軀保衛自己的同學。

    教授聯誼會召開緊急會議,最後通過決議:全體教授支持同學正義要求,「誓
死拒絕非法逮捕,神聖校園不容軍警踐踏。

    北平各大、中學校師生代表也紛紛趕來,誓與北大人共同抗暴到底。

    廣場上幾千人的怒吼匯成一個聲音:「一人被捕,全體坐牢。」

    這是當時震撼全國的「四月風暴」中的一幕。

    這「風暴」是蓄之已久的。1947年「五·二0」運動以後,毛澤東稱蔣管區的
學潮為反蔣「第二戰線」;國民黨政府也加強了對學生的控制,1947年12月教育部
頒佈了《修正學生自治會規則》,實際是要取締與解散各校學生自治會。1948
年1月由於校方開除自治會幹部,八千多軍警圍擊學生,而爆發了「同濟(大學)
學案」。3月,南京政府頒佈《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
急條例》,同時設立「特種刑事法庭」;並于「國民大會」開幕的當天,宣佈華北
學聯為「偽組織」。再加上高昂的軍費與物價,使教育危機日益加重,終於引發了
以「反迫害、反饑餓」為中心的「四月風暴」:4月6日,北平各院校師、生、工、
警同時實際行「六罷」(罷教、罷職、罷研、罷診、罷工和罷課);並從前述4 月
8日那一幕開始,進行了長厲害一個星期的反對軍警侵犯、保衛校園的鬥爭,4月14
日在民主廣場召開的「團結大會」宣告鬥爭勝利結束。

    5 月1 日,為反對美國推行的「資本美國、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殖民政策,
中共中央在「五一勞動節口號」中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
對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復活」。5 月4 日,上海萬余學生在交通大學民
主廣場舉行營火晚會,宣佈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機聯
合會」,後又發起10萬人簽名運動。  5月  30日北平11所院校師生在北大
民主廣場召開反美扶日及紀念「五卅」大會,會上由朝鮮同學陳述美國在南韓的暴
行。  5月  31日及6月  4日,美國駐滬總領事葛柏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
登先後發衰談話,公然指責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在反美扶日活動中舉辦「民族展覽
會」,是「依靠美國的恩惠得到教育」而又「誹謗美國」,並威脅說:「參加反美
對日政策—…·必須準備承受行動之後果。」國民黨《中央日報》還發表社論,揚
言對愛國學生要「當機立斷,斬草除根」。這無異於火上澆油,激起了全民族的抗
議熱潮。司徒雷登談話第二天(6月5日),上海120 所大、中學校的學生就舉行
了示威抗議。6月9日北平數千學生衝破軍警的重重圍堵,舉行「反美扶日」大遊
行,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昆明、南京、青島、福州、成成都、重慶、武漢、廣州、
長沙等地也紛紛響應,舉行萬人以上的罷課與遊行,約有幾十萬學生與教職工捲入
鬥爭。

    從4月到6月,一浪高過一浪的學潮席捲校園,這又是一個「偌大個中國已經
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年代。

    當年學生運動的參加者,有些在隨後的解放戰爭中犧牲了——在一本由當事者
撰寫的歷史著作(《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學生運動史》)的結尾,懷著無限崇敬的心
情,逐一寫下了「光榮地獻出了生命的戰友們」的名字;有的則在以後的歷次政治
運動中喪生。倖存者們如今都已年屆古稀。他們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仿佛又恢復
了生命的活力:這確是一個「無悔的青春」。有意思的是,人們在回首當年時,總
要重唱那時唱過的歌,吟誦那時朗讀過的詩,甚至擺弄一下那時的舞姿與戲劇動作,
儘管聲不成調,動不成形,卻音姿猶存,激情宛在。於是,在半是留戀、半是神往
的回憶中,又重現了一幅幅40年代末中國「校園文化」景觀——……1948年
5月生日,夜幕剛剛落下,上海交通大學的「民主廣場」上,就點燃起了熊熊火種,
來自120所大、中學校的一萬多學生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個圓圈,每一個圈外都
有糾察隊員組成的堅固的人牆。中心高臺上正在演出由音專同學羅宗熔(他後來成
了共和國著名的作曲家)、楊與石編寫的「從五四——五四」詩、歌大聯唱。朗誦
者王芝湘同學激越的聲音在五月的夜空,淡藍色的火光中蕩漾——五四,五四!愛
國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雄雞一唱天下白,同聲擊賊賊膽悸,愛國俱同心。
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自由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為民眾而爭正義,軍兵刀槍都
不顧,精神貫古今。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真理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掃蕩千古魔毒,文化革新應運
起,廣大我國史。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和平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強權打破光明現,老大故國見
新氣,國魂兮不死。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隨著歐陽金同學手上的指揮棍的上下舞動,又唱起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歌
曲。追逐著歌聲,人們仿佛穿過了那一個個血與火的年代——「打倒列強,打倒列
強,除軍閥,除軍閥……

    「轟轟轟!哈哈哈哈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不怕你關山千萬重!……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
水又深!

    背負著先輩的囑託,一直走到今天----「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
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麼,讓一切不民王的制度死!向著大
陽,問著自由,向著新中國放出萬丈光芒!」

    篝火越燒越旺,每個人的臉都映得通紅通紅……

    又是一個五月之夜,依然是那個交大民主廣場。幾十年後人們還在懷念那天晚
會上表演的40人大型長詩朗誦。儘管詩稿已無法查尋,只留下一個詩歌:《怒吼
吧,中國!》,但當年演出的情景卻歷歷在目:「既有男女個人朗誦,又有男女聲
集體朗湧,還有全體合確的怒吼。在指揮者的統一指揮下,節奏時快時慢,聲音時
抑時揚,問時還配有《義勇軍進行曲》(以後它成為共和國的國歌)的小號聲和戰
鼓聲,氣勢雄壯,激動人心。最後全場二萬余人齊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把整
個晚會引到了高潮」。

    另一位晚會的參加者留下的是這樣美好的記憶:「廣場主席臺上站立著10們
同學,手執紅旗,集體指揮唱歌。紅旗在燈光的照耀下,在沉沉夜色中,似火一樣
鮮亮,就像燃燒的火炬。那激越的音樂節奏,鼓點股敲打在追求真理的心坎上。」
大家同聲高唱:「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鬥爭」:運動中,校園裡的國民黨特務帶領軍警砸
打系科代表大會。第二天,憤怒的群眾舉行大會,公審了二名混在學生中的特務。
在會上,幾千名學生高唱:「你!你!你!你才這個壞東西,你這個壞東西!  壞
東西,壞東西!為了金錢,出賣良心,你的心腸和魔鬼一樣的!……」歌聲剛落,
歌詠隊的同學一起走到面前,指著特務唱起了新編的《狗仔小調》(音專學生朱鏡
清作曲,劉詩嶸作詞):「汽車停在大門口,不敢公然往裡走。後面牆上挖個洞。
一個一個往裡溜。搗亂會場不認帳,還說別人是兇手。……羞,羞,羞,狗仔們,
滾出去,這兒沒有肉骨頭!」頓時全場學生都跟著唱子起來。在哥聲的威壓下,兩
個特務學生狼狽不堪,只得落荒而逃。

    ……這又是一個令人終身難忘的演出。正是學生運動的低潮時期,暨南大學組
織了全校師生員工聯歡晚會。禮堂門口懸掛著「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
的巨幅標語。晚會上最受歡迎的節目是根據同名歌曲改編的話報劇《茶館小調》----
「晚風吹來天氣燥呵,東銜的茶館真熱鬧。樓上樓下客滿座呀,『茶房,開水!』
叫聲高。杯子碟兒丁當響呵,瓜子殼兒辟裡啪啦滿地拋。有的談天有的吵,有的苦
惱有的笑。有的談國事呵,有的就發牢騷。只有那茶館時老闆膽子小,走上前來細
聲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國事的意見千萬少發表。談起了國事容
易發牢騷呵,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說不定一個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
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撤了你的差來不要緊呀,還要請你坐監牢。最好是今天天氣哈
哈,喝完了茶來回家去睡個悶個頭覺,睡一個悶頭覺,……「

    演唱到這裡,全場一起合唱起來:「越睡越糊塗呀,越睡越苦惱。倒不如乾脆,
大家痛痛快快談清楚,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壞蛋,從根鏟
掉!」

    晚會結束了,二院的同學們一路高歌,走回學校;興猶未盡,又在校園內唱著
歌遊行了一圈……。

    ……在反美扶日運動高潮中,上海政法學院十多個學生社團聯合舉辦的「時事
漫畫展覽」曾轟動一時。同時展出的還有上海漫畫工學團《漫畫月展》的作品。展
覽不僅吸引了各大、中院校的同學,許多工廠的工人、職員、居民,以及由教師帶
領的小學生都紛紛趕來參觀。當人們從幾幅漫畫中發現了蔣介石的形象時,都發出
了會心的微笑。一幅題為《勢如破竹》的漫畫,把蔣介石比作被「破  」之「竹」,
人民武裝的巨斧正猛劈下去。另一幅《快到了》則預示剛當選的「總統」、總統
「將走向袁世凱之墓。這一天(5月31日)人們正圍著這幾幅漫畫發表種種議論,
一群特務闖了進來,二話沒說,就搶走這些漫畫。特務還沖進學生社團開會的教室,
當場打傷學生5人,逮捕3人。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務司令宣鐵吾親自出面舉行記
者招待會,展示搶去的這些漫畫,宣稱漫畫Z」侮辱元首「,定系」共匪指使「。
此事比上海各報連續報道,成為滿城談論的一大新聞。

    ……這一天  ,臨近北平著名的商業中心王府井的八面槽街道上,和往常一樣,
擠滿子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跑來一個日本模樣的士兵。看見小販搶了東西就走,
小販趕上要求付錢,日本兵掄起木棍一陣猛打,小販昏倒在地,他的女兒跪在一邊
哭泣,日本兵對她動手動腳,旁邊站著一個美國人,哈哈大笑,連聲說:「頂好,
頂好!」……

    街上的行人正議論紛紛,只見一個背著書包的八九歲的孩子,拾起一塊石頭向
日本兵沖去。一位年輕的大學生連忙抱住他說:「小弟弟,這不是真的,這是我們
在演戲呀!」這孩子從這位糾察隊員懷裡掙B克又沖問「美國佬」,把他手中的紙
牌摔在地上,狠狠踩得粉碎。他痛哭著說:「我爸爸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呀!」
演員與圍觀的行人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吃過日本鬼子苦的真不小啊!」老人在
歎息。一個三輪車夫憤慨地說:「日本鬼子壞,美國鬼子也不是好東西!」

    ……「坐牢算什麼,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幹!」

    「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

    悲壯的歌聲在沉沉的黑車裡升起……

    這是學潮中被捕的學生在舉行獄中文娛晚會。由上海法商學院有名的「小喇叭」
(廣播員)陳明珠報幕,上海音專張利娟女高音獨唱,大廈大學朱杏桃、朱萍影表
演《青春舞曲》(只能聽到歌聲和節拍聲)。這可急壞了被同學們稱為「黑熊」的
看守長,他手執扁擔,樓上、樓下來回奔跑,卻擋不住同學們越來越響亮的歌聲----
「山那邊喲好地方,窮人富人都一樣。你要吃飯得做工喲,沒人為你做牛羊。老百
姓呀管村莊,講民主,愛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上海法學院印敏之和永安公司職員王榮寶(他被錯當作學生而被捕)正準備合
演自編的活報劇《狗官升堂》時,突然發現樓對面的特務看守在偷偷記錄臺詞,為
避免天辜損失,晚會緊急刹車,監獄又落入一片沉寂……

    就這樣,歌和詩,畫與劇,伴隨著學生運動,從校園飛向街頭,工廠,農村,
監獄……

    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從來沒有像40年代末這一時期這樣,校園內湧現出這麼
多各式各樣的學生社團、壁報、刊物,有如此名目繁多的自發的與有組織的集會,
以及這樣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

    在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當年出版的《國立清華大學1948年級年刊》上,對於
風行全校的「清華的壁報」有這樣的介紹:「當人走到大飯廳前,或是走到靜齋的
過道上,你准可以看到許多紅紅綠綠的壁報,貼在兩旁的牆上或木板上,經常地擁
擠著大群的讀者,圍著觀看。

    「這些壁報,差不多每一個都是集合十餘個至三、四十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作為
主人。其中多數的壁報在一起組織了『壁報聯誼會』。……

    「壁報經常報道清華園內外的現實,反映同學的意見,監督自治會的工作。壁
報的形式有雜誌型、報紙型、書報型等,甚至一篇文章一期,或數文長的大塊分析
文章一版都有。內容更為繁多了,如綜合性的有『煉』、『清華人』、『靜聲』、
『火把』、『原野』、『拓』、『莽原』、『塞北』、『華』等;新聞性的如『新
報』、『蟄』、『驚蟄』、『體育新聞』;重分析的如『方生未死之間』、『拓』、
『鋼鐵』;文藝性的有『新詩』、『文藝』;藝術性的有『陽光』、『清華樂壇』、
『大家唱』;自然科學的有『科學時代』、『工程學習』;新書介紹性的有『一二
一』(一二一圖書館出版);研究性的如『魯迅研究』、『營養特刊』;反映生活
的為『女同學半月刊』、『耕友』;評論性的『清華評論』等等,等等。

    重大的問題降臨時,壁報往往會百分之百地動員起來,大幅橫滿大飯廳的一排
玻璃窗的『聯合版』是常有的事。這裡會反映出大家討論過的對這件『大事』的一
個有系統的看法和意見。所謂『大事』諸如迫害襲來時,反饑餓呼聲高漲時,助學
浪潮卷起時,還有如對美扶日問題、校慶、五四、募損寒衣運動等,都勇敢而堅定
地呼籲過,反抗過。「

    每一份壁報都可以看作是一個社團,而社團的範圍則要更為廣泛。僅《國立清
華大學1948年級年刊》上作專門介紹的就有:「陽光杜」(前身是《木炭社》,
系一美術團體),「新詩社」、「文藝社」(均由西南聯大移植過來,歷史較長)。
「鐵馬體育隊」(前身是「牛馬狗雞足球隊」,據說會員都是「愛玩愛鬧的一群活
寶」),『「金剛體育會」(也是發源于昆明,而且現在有清華、北大兩個「兄弟
會」),「黑桃體育會」(以玩壘球出名),「大家唱」歌詠隊,「新生」歌詠隊,
「清華合唱團」、「清華音樂聯誼會」、「清華管弦樂隊  」、「清華軍樂階段」、
「清華劇藝社」、「大將清華國劇社」、「清華業餘無線電會」、以及學生自辦的
專教附近鄉村孩子的「識字班」、「一二一圖書館」,作為清華喉舌的刊物則有:
《清華週刊》、《清華旬刊》、《清華新聞》、《清華通迅》、《清華文叢》等。
至於未作介紹的、規模及影響都較小,以至隨生隨滅的社團恐怕要更多。

    不僅清華如此;就我們所看到的材料,同時期的北大,也有「北大人社」、
「奔流社」、「風雨社」、「呐喊社」、「沙灘合唱團」、「新詩社」、「北星體
育會」、「北大劇藝社」……等社團,北大師生還自費籌建了被稱為「北大人的精
神糧倉」的「孑民圖書館」。上海、南京校園裡的社團更如雨後春筍。如復旦大 
學的「繆司社」、「旦聲合唱團」、「筆聯」、「歌聯」、「美聯」、暨南大學的
「青蛙歌詠團」、「新聞學會」、「法律學會」、「華僑同學會」,交通大學的
「山茶社」及其合唱團,南京金陵大學的「時聲社」、「活力社」、「狂捐社」、
「草原社」、「敢社」、「菲凡社」,「駱駝」、「向日葵」、「火把」、「綠林」
等團契,等等。

    八、九十年代陸續出版的回憶錄不約而同地談到這些社團、壁報、刊物,在4
0年代末被稱為「第二戰線」的學生運動中,都發揮了極大作用。其中的文藝社團
更是以「文藝輕騎兵」的姿態活躍在每一次學潮的第一線。就我們所收集的材料,
僅上海、南京、北平三地,1946——1948年間,各種類型、規模的演出就
有60次之多。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這一時期學生文藝活動主要採取四種文藝
形式,即群眾歌曲、漫畫、活報劇及朗誦詩。而同時期的專業作家、藝術家的創作,
除小說外,影響最大的作家(藝術家)、作品,也大體採用(或接近於)這四種文
藝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1948年(及其前後的年代)的中國文藝是
群眾歌曲、漫畫、活報劇與朗誦詩的時代(或者還應該加上長篇小說)。

    這其問的「緣由」是值得深思與研究的。

    群眾歌曲似乎是天生地與「革命」聯在一起。人們只要提起法國大革命,就會
想起《馬賽曲》。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列寧早就指出,全世界的無產者都可以憑
借《國際歌》在地球的任何角落找到自己的「同志」。歌聲更時時伴隨著中國共產
党所領導的革命。詩人何其芳在40年代就寫有文章,談到「革命聖地」延安給他
的第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八路軍戰士之間的「拉歌」。他的同學散文家吳伯蕭直到6
0年代還在著文深情懷念還安的「歌聲」。而中共地下党在領導國是党統治區的學
生運動時,一開始就自覺地把唱歌作為聯絡、發動以至組織群眾的手段與武器。據
當事人回憶.早在1946年就經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領導
的安排,在中共領導的上海」學團聯「下鈕了」新音樂社「,作為組織與領導全市
群眾歌詠活動的核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上海的歌詠團(隊)就發展到300多個,
遍佈大、中、小學校和銀行、百貨、交通、水電、紡織等行業。」一些主要的學校
幾乎有會必唱,重點學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開闢的學校或力量不強的單位常
有以歌詠活動為著手點,從而打開局面的。可以說哪裡有歌聲,哪裡就有黨的工作
「,我們也可以說,哪裡有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哪裡就有歌聲。國民黨當局大概
也早已敏感到學生中的流行歌曲與中共領導的這種不尋常關係,曾由中央執行委員
會向教育部發出密令,要求取締《你是個壞東西》等4首歌曲,」以遏亂萌「。一
些群眾歌詠活動中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也成為軍警追捕的重要對象。」唱歌「就這
樣成了」革命「的同義詞。

    正是在4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中,把群眾歌曲的「革命」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一位當年歌詠活動的參加者直到90年代「心中」仍「回蕩」著「一支歌」:《你
是燈塔》;他這樣回憶40多年前,在民主廣場上第一次學唱這支歌時內心的感受:
「革命的歌一下子把同學們的心抓住了,無數張口同聲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雖說
是新教的歌.可是那滾燙的革命歌詞立即溶進了饑渴的心田。一塊廣場,一支新歌,
一個聲音,一種精神,一股力量,凝聚成一個意志:團結,戰鬥!」「我仿佛覺得
歌聲昇華了,彌漫充塞於整個上海夜空,一扇扇窗戶在打開,一雙雙手在挽起,歌
聲雄壯高昂,似乎在全國各地傳來了深沉的回音。」儘管在事後的不斷回想中不免
強化(也即一定程度上的誇大)了某些東西,但仍然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廣場上的群
眾歌曲對人的精神的滲透與影響。這首先是一種思想、心理、情感的凝聚與認同:
當無數個個人的聲音融入(也即消失)到一個聲音裡時,同時也就將同一的信仰、
觀念以被充分簡化、因此而極其明確、強烈的形式(通常是一句簡明的歌詞,如
「團結就是力量」之類)注入每一個個體的心靈深處.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意志與
力量。處於這種群體的意志與力量中,個人就會「身不由己」地做單獨的個體所不
能(不願或不敢)做的事。這是一個「個體」向「群體」趨歸併反過來為群體控制
的過程。這也正是「革命」所要求的:面對強大的暴力,是英勇的群體的反抗。如
學生們對著軍警的圍捕高唱《坐牢算什麼》;面對個別的異己者,是群體的威壓與
審判(專政)——一就像全體同學怒斥特務齊唱《你是個壞東西》。同時,這也是
一種思想、心理與情感的昇華(轉移):被歌聲所喚起的激情,一旦從善的方面升
華,就產生了信仰的崇高感——當人們高歌《你是燈塔》,或憧憬理想的柔情——
當人們低唱《山那邊呀好地方》時。也正是在這樣的群體的浪漫激情氛圍中,個體
生命中難以抗拒的孤獨、感傷,以至恐懼,都會於不知不覺中消失,而轉化為處於
另一極端狀態下的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與豪情。這同樣是能夠直接導致革命行動的。
至於《茶館小調》那樣的歌曲,也能於「嘲笑」(既是對統治者,對小市民社會,
也是對自己內心的怯懦)中消解(戰勝)恐懼,轉化為激昂的反抗。這樣的群眾音
樂最後成為革命群眾運動中動員、團結群眾的有力武器,恐怕正是由其「本性」決
定的吧。

    戲劇在本源上也是一種一場藝術。後來又發展成為劇場藝術。而中國現代話劇
正是在廣場戲劇與劇場戲劇互相對立與滲透中得到發展的。曹禺曾在廣場話劇得到
充分發展的抗戰時期,對其創作特點作過一些概括,如應反映時代,主題要鮮明,
故事頭緒不能太多,人物宜典型化,即誇張人物的特點,加以重複,要有強烈的動
作,抓住觀眾的注意力,等等。我們所能見到的少量保留下。的當年的「活報劇」,
都大體具備這些特點,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廣場話劇。稱為活報「,是強調其時事
新聞性,即所謂」活的新聞揉進寫劇的技巧給觀眾一個忠實的報道「。4月6日北
平各校宣佈罷教罷課,清華劇藝社很快就編寫、排練出獨幕劇《控訴》,通過主人
公周桐教授一家不幸命運發出了搶救教育危機的呼聲。7月5日發生了軍警槍殺東
北流亡學生的事件,北平學生為表示聲援,由燕大燕劇社趕寫出《大江流日夜》一
劇,由北平學劇聯社演出,發出了」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站起來「的怒吼。
在1947年的」五·一五「運動中,當學生代表正在與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王雲
五談判,學生們就已在行政院外現編現演了《」社會賢達「》的活報劇,對王雲五
進行了有力的諷刺。這類的創作與演出具有強烈的現場鼓動性,往往使觀眾與演員
融為一體,有時(如前述北平學生在八面槽街頭的演出)更是讓演員混在觀眾中,
觀眾于不知不覺中參與到戲劇演出之中。這樣,整個廣場(街頭)就成了一個前場
.不僅演員占湖眾了間.回回眾與觀眾之間.都產生了心靈的感應5回回的交匯.
這種處於同一時空下的群體\回回共振」所產生的門學劇)效果}撩人的Z回百、
成千、成萬的人隨著劇情的發展,撤回聲一哭.或敞懷一笑.或同聲一吼.郝癲回。
c的憤漫、哀傷……都得到盡情的釋放.、0是就轉化為一種巨大的難以言狀的歡
樂.0劇本來就具有娛樂性.這時候廣場上的活回劇演出就成了真正的節日演出了
一而9回思縣就說過.「革擴『就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矚日。⑤國漫畫作為一種」誇
張「的藝術.也是d適合於這個廣場時代的。郭沫若曾把漫畫壤作為」新梁司九神
"(一戶人講。特曇.以賄一兩年的期問.  j#畫展的  jj3方的努力  # 
x浙驚人呵!他們的腦筋是精神上的原子彈「吻。前述上海法學院的漫畫展覽居然
驚動了上分市長.即足以證明郭氏的這一比喻並非毫無根據。除了這次學潮都有大
量漫畫產生.這一時期的報刊也經常刊登漫畫作品,有的還有專門的漫畫作者.夕。
((察》的方成.《論語》的豐子悄.以及銷單一些的《清明》的丁聰.等等。而
發表於《大公報》等報的張樂罩的《三毛流浪記》更是轟動一時,後來改編成電影
.影響十分深遠。

    當然.在本年度的學潮.以至40年代末的校園文化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
「朗誦詩」的發展。朱自清先生曾寫有《論朗誦詩》.對學生運動中的朗誦詩作了
專門的研究。其實,在中國新詩史和校園文化史上.一直有詩歌朗誦的傳統。級光
從文介紹,在20工代新月社詩人叩在聞一多先生的家中進行這個歌朗讀的試驗;
30年代北大、清華的部分師生又在朱光潛先生家中定期朗讀詩歌、散文;稍後還
有「中國風謠學會」諸公新詩民歌的朗讀、演奏試驗/tD。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
述…戰前已經有的詩歌朗誦,日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是屬￿詩歌藝
術本身的探討;面所朗讀的新持」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
不能夠詠眾耳『.就是只能訴g自己失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在朱先生看來,」
戰前詩歌朗育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根由就在這裡「。抗日戰爭初期,曾有這」朗湧
詩「的自覺提倡,並出現了田間、蒲風、高蘭、光未然等朗誦詩人,但始終未形成
群眾運動。真正成為新詩發展的一個潮流,是40年代這一次。朗誦運動隨著學生
運動的推進而日益發展,效果也越來越顯著,就」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朱
先生的文章就是這樣為其定性與定位的。朱先生指出,所謂」朗誦詩「其最鮮明的
特色就是」政治性「與一群眾性」。朗誦詩不僅以政治教育與宣傳為其基本任務與
內容,而且「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場鼓動性,它總是出
現在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如像在這次四月風暴裡所顯示的那樣,成為實際政治行動
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這樣回憶當年朗誦者的神態:他們在晚會上「手挽著手,沖
向台口、大聲狂呼,好像走向刑場一樣」,朗誦即是戰鬥,確乎是如此的。朗誦詩
同時「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首先,朗誦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
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這也是一種「我們」體的詩歌:即使有對
也用第一人稱「我」,但也是指「大我」(或專說「小我」己經融入「大我」,與
之合二為一)。一首題為《死和愛》的集體朗誦詩曾在學生運動中廣泛流傳,據說
「在各種會議上,在校園內、宿舍裡,它像革命歌曲一樣,一人啟口,就有很多人
跟上來」,它的鬼力就在於真切地傳達了一種「集體感」:「我們,饑餓的行列!
/我們,憤怒的行列!/我們,中國學生的行列!/我們,中國人的行列!/緊挽
著手,/高喊著口號,/我們爭生存、爭自由、爭和平、爭民主/在中國的首都----
南京的街頭!」「警察,你們來!/憲兵,你們來!/特務,你們來!/水龍,向
我們,噴射吧!/木棍,向我們毆打吧!/馬隊,向我們踐踏吧!/我們是饑餓而
且徒手,/我們是貧血而且消瘦,/我們除了我們的真理別無依靠./我們除了我
們的同學別無親人,/我們除了愛和死沒有別的路可走。」據說學生們在朗誦到最
後五句時,常常是臺上台下泣不成聲。這就說到了朗誦詩「群眾性」的另一面:它
不僅要「傳達出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而且「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
「它表達這些惰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脫離
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成其為詩」。這就是說,朗誦詩是在群體的「傾聽」中實現
自身的:「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近
群眾中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我們」體的朗誦詩中固有的「氣」
(野氣,火氣,教訓氣),當接受者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時,也許會感到一種「咄咄
逼人」的威壓,但一旦成為群體接受者中的一員,就只會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
體意志與力量」的鼓舞。這樣,朗誦詩的最終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眾歌曲與活報劇
一樣,成為廣場上的處於革命激情中的群體「力」的引發與表現。有趣的是,當朗
誦詩在廣場上獲得一種「群體性」與「行動性」的品格,並且與歌、舞、劇結合起
來時,它就重現了詩的原始(起源)形態的某些特徵。恰好在這一年5月朱光潛先
生寫了一篇題為《詩的格律》的文章,談到「原始群眾以實際生活行動去欣賞詩歌
的意味。

    所以詩不(巨和樂舞打成一片.也和團體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時代,一
般民眾同時是詩的創造者與欣賞者「。以此對照前述朗誦詩的實踐與理論,是頗耐
人尋味的。歷史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朗誦詩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同樣表明其時代
特徵也是十分鮮明的。

    而且這種群眾性的朗誦詩運動也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專業詩人的創作。一些
回憶文章談到了在學生的集會及文藝晚會上,也經常朗讀詩人的詩作;其中有艾青
的《火把》,以及綠原的詩(《復仇的哲學》、《你是誰?》、《咦,美國!》、
《終點,又是一個起點》等)、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等。而綠原與馬凡陀正是
1948年(及前後年代)國統區影響最大的詩人。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
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人們在總結綠原的藝術經驗時,明確提出了「政治抒情詩」
的概念。這首先是「詩與政治結合」,「像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不但要參加革命,
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參加』,綠原這個以反抗的筆投出的鋒利的標槍,便是參加
革命方式的第一槍」;這也是「詩與人民(群眾)的結合」,「詩人就是人民的一
分子」,同時又是「人民的代言者」,「這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新英雄主義」;這同
時是新的抒情方式與風格的探索:「正視了血肉淋漓的現實,開始了突進」,「突
破詩創作上迂緩,柔弱,纖巧的風氣,呈現出宏大的氣魄和莊嚴和鬥爭」。綠原在
自己的詩裡也確實是這樣呼喊著的:一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蠶繭裡做一顆軟弱的蛹,
/咬破你的皮膚似的牆壁,鑽出來——/出來飛翔!「」讓你們的/詩的木材給/
熱辣辣的/政治的斧頭/劈開吧,/剝開吧,/砍開吧。「」這一次,該有行動了,
/這一次,該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這樣的呼喚得到廣場上的群眾的共
鳴是不難想像的。評論家們把馬凡陀山歌稱做」政治諷刺詩「,也是強調其詩與政
治的結合;詩人借用民間歌謠的形式則被看作是」詩與人民結合「的自覺努力。盡
管這一時期對兩位詩人都有尖銳的批判,但這裡所初步確立的」詩與政治、人民
(群眾)結合「的原則,對建國後中國詩歌的影響則是深遠的;五、六、七十年代
在中國詩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抒情詩「與40年代綠原的」政治抒情詩「及」
朗誦詩「的內在聯繫也是明顯的。

    評論家亦門曾指出,綠原那樣的「火海一樣的其勢熊熊的政治詩」是「20世紀
最優秀的,最歡樂也極慘痛的詩」,這裡對包括朗誦詩在內的政治詩的「最歡樂也
極慘痛」的特徵的揭示,與前述群眾歌曲、活報劇的節日般的「歡樂」效果的分析,
是能夠顯示40年代末中國文學在某一側面的特點的:當文學藝術日益與趨向高潮的
「革命」(這場革命即將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緊密結合起來,它就成為一種廣場文
學(藝術),作為「革命盛大節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復論證的
那樣,這是一種政治的文學「(藝術),群眾的,行動的文學(藝術),同時也是
充滿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氣息的狂歡的文學(藝術)。----當然,從另一角度看,
它也未嘗不是生命掙扎的一種表現形式,亦門強調」歡樂「與」慘痛「並存就含有
這樣的意思。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卻越變越單純;純化為單一的、因而不免蒼白的」
歡樂「。待到」史無前例「的那場」革命「降臨時,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歡節「的
演出,但這一次歡樂的激情喚起的是人的惡性,信仰的崇高實現為施虐的瘋狂,這
正是」革命「的信從者們所料想不及的。——不過這都是後話。

    在1948年,人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風暴的洗禮。特別是我們正在回
顧的4、5、6月校園學潮,對長期孤守在書齋裡的教授(知識分子)無疑形成了
巨大的衝擊。大多數教授、講師(助教更不用說)此時自身也存在著生存的危機,
更深切感受著民族生存的危機。正是這雙重危機感,以及保護學生的職業道德,使
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站在學生這一邊。在「四月風暴」裡,教師們以罷教聲援罷
課,並與學生一起保衛校園。「反美扶日」運動中,教授們更是站在前列。6月4
日司徒雷登發表威脅學生的談話,8 月9 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就聯名發表
公開信予以駁斥。  6月  19日吳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發表聲明,盛讚
學生的行動是「保持中國學生的尊嚴的聲譽,中國的國格」,並嚴正宣佈,拒絕接
受美國救濟糧,一致退還配購證。最能顯示知識分子和學生大團結的,是6 月26日
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公斷會」。所謂「公斷會」是因為上海市長吳國楨公開指
責學生「假愛國之名,圖賣國之實」,並向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提出質詢;交大學
生自治會遂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公斷。前清翰林陳叔通在會上首先發方方,斷定:
「反美扶日是舉國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無一非。」著名教授、交
大老校長馬寅初和張同伯在痛斥吳國楨之後,高呼:「要坐牢,我們和交大的學生
一起去!」交大無老唐文治、張元濟因年事已高,未能親臨,也在報上發表公開信
指出:對學生只能「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未聞與青年學生進行神經戰而善治
天下者」。據說這些著名知識分子的表態使蔣介石都大為震驚。

    但愛國學生運動卻使堅守自由主義信念的教授(知識分子)陷入困境,並促成
了他們的內部分化。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
場,它必須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
而現在,學生運動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其正義性是無可懷疑的;但其對現存
秩序與社會穩定的破壞也是無可回避的事實。對與中國共產黨持相同態度,根本不
承認國民黨政權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進知識分子,學生運動的這兩個方面是統一
的,他們可以毫無猶豫地站在學生一邊。但在承認現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
進行不斷改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因此而面臨著兩難選擇。支持學生運動,就必
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維護秩序、理性、漸進」的自由主義原則;堅持維護現有秩
序,就必然站在學生運動的對立面。最後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選擇了前者,並
因此而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迫害;選擇後者的少數自由主義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數青
年學生(與知識分子)所拋棄。胡適與朱光潛即是其中的代表。作為北京大學的校
長,在學生與政府發生衝突的一開始,胡適即對學生代表申明:「一,學生不是有
特殊身份的;二,學校不是有治外法權的地方;三,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學應自行負
責」,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說法囫。在「四月風暴」中,胡適為代表的校
方,一面竭力勸阻軍警進入學校,一面又要求軍警所追捕的學生領袖自行投案,以
自負其責。他顯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維護者」的角色,他也同時失去了多數學生
與教師。朱光潛在學潮初始時也寫了一篇文章,大談群眾的「掩護怯懦而滋養怯懦」,
「在群眾庇護之下,個別分子極容易暴露人類野蠻根性中的狠毒兇殘」,「如今群
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裡發洩怨恨而禮贊怨恨。這怨恨終於要燒毀
社會,也終於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禱祝卷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
這顯然更有用自由主義的觀點來引導學生的意圖,自然要遭到反駁。於是,《大眾
文藝叢刊》第二輯發表了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文章首先揭露了國民黨
政府動用大批武裝軍警血腥鎮壓徒手工人、學生,「這正是反動派在沒落的恐懼中
所表現出最大的怯懦與兇殘」;而朱光潛「不僅企圖以墨蹟來掩蓋這些血的罪行,
而且反過來想把『怯懦』與『兇殘』這類字樣,加在群眾的頭上」。文章也為群眾
運動作了辯護,指出:「現在的群眾運動,是有組織的人民鬥爭」,「革命不是斯
文的揖讓,而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鬥爭」,從「偉大群眾運動所培養出來的,
正是法蘭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國民族的新文化」。兩種對立的革命觀、群眾觀在鬥爭
激烈的1948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朱光潛終於為革命者與正在投身於學潮中的
大多數學生所拒絕。

    「反美扶日」運動的興起,使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著更為嚴峻的過擇。

    1948年初.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曾進行這一場論爭。首先是胡適在  1月 
21日寫給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周經生先生的一封信裡,提出了「國際形勢裡的兩
個問題」;一是針對周氏在此之前所寫的一篇文章(們萬史要重;員嗎?》)所表
示的憂慮,強調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因而並不構成對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威脅;二是明確提出戰後的蘇聯「已變成
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為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
胡適的意見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郭沫若等都寫了反駁文章。爭論的焦點與實質是:
美、蘇兩大國究竟誰構成對中國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威肋?這首先是一人牽動民族
感情的敏感問題.同時又糾纏著意識開)態選擇與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在知識分
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適及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提出「反蘇」的主要
理由是.蘇聯通過雅爾達秘密協定與後來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取得
了中東南滿兩路的共管權,大連、旅順的租借權,並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的獨
立,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這件事在1946年就引發過全國範圍的反蘇大遊行,傅
斯年、儲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發表聲明表示抗儀。此時胡適重提這件
事,也仍然能激發人們的民族感情,就連郭沫若在反駁胡適時,也並不否認「很多
比較開明的朋友都為此事不平,心裡實在鯁下了一件難過的東西」。後來在60年
代毛澤東反對蘇聯干涉中國內政、並因為意識形態的分岐而提出反對蘇聯修正主義,
比較容易地就得到了分子的支持,這應該是一個「遠因」。但在1948,大多數中國
老百姓及知識分子更為強烈地感受到的卻是美國的威協。據重慶《民主報》統計,
從1945年8月到1916年7 月一年間,中國人民被美軍吉普車軋死的就有一千多
人,婦女被強姦的竟達三百多人。1946年12月兩個美國士兵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一
案更是激起了全國學生的公憤。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日本輕工
業品向中國的傾銷,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憂慮和警惕:他們對二次大戰被侵
略的歷史仍然記憶猶新。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支持蔣介石的政府打內戰」的對華政
策,這也就在實際上把自己置於和大多數中國人民相對立的地位。1948年6 月,美
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大北平之行之後,給國務卿的一個報告中,承認中國大學生與
知識分子中的反美情緒「比我原先所想像的強烈得多」,中國共產黨人「無法製造
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緒」,它根植於人們「對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不滿」。報告還
承認蘇聯的思想「影響之深出我  們料想之外」,不滿現實的青年「不怕共產主義」。
在得出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黨擴展的有效
工具了」的結論以後,司徒雷登把希望轉向「中國人民的本性」,據說「中國人是
個人主義者」,「他們對美國有一種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對俄國則有一種本能的
恐懼和憎惡」。說整個「中國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種一相情願的誇大;但如何
僅限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司徒雷登說的確是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面
對日益高漲的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熱潮,本來就已經十分被動,現在美國當局把希
望轉向他們,其處境就更加尷尬。許多自由主義教授因此而轉向反美,堅持親美立
場的也都陷入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義教授仍想作最後的掙扎,他們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突會」,
並於1948年5月創辦了《新路》週刊,宣稱要在「一個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
墨的社會裡」,表明「一個公民」對國家、社會重要問遠的看法。他們提出了31
條「初步主張」,其中心仍是強調「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主張通過民主選
舉解決國內政局危機,「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結果而定」。在《發刊詞》中,他
們強調:「我們自己不敢說是看到了真正的全面.因而並不擺出包辦真理的面孔」,
希望進行高水平的討論,「以理論在對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盲
從偏見」。他們顯然是在自覺地提倡一種理性的,寬容、多元的自由主義的話語方
式,以與時尚的二元對立模式相對抗。為此特地開闢了一個「辯論」專欄:「把一
個問題的正反兩面,一齊都排列出來,讓讀者可以根據兩方面的意見,下他自己的
結論。這是與宣傳處於對工的工作,因為宣傳是只替一方面說話的。」刊物先後
「辯論」的題目有:「蘇  聯是否民主?」( 1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
社會主義?」(1 卷6期)、「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計劃?」(1 卷16期)等,
題目本身與辯論的無結論都反映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到來之前的種種矛盾與猶豫。但在那個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決斷的時代.這樣
的遲疑不決也是不容許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與《新路》一問世,就受到了
左、右兩方面的夾擊。據有關報道,在中共領導下的香港《華聲報》於  3月15、
16連續兩日開闢「『社會經濟研究會』批判」專欄,又於4月3日召開座談會,
予以「正面打擊」,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追擊中間路線」的運動。其中最為激烈的
仍是郭沫若,他斷言:「今天所謂『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反蘇反共『,既要』
反蘇反共『就一定』親美擁國『。「而國民黨政府則因為《新路》發表文章同情學
生運動,批評」幣制改革「,對其橫加」言論反動,低毀政府,同情匪軍,袒護匪
諜「等罪名,予以」警告「,以至最後勒令停刊。當局的態度也十分鮮明:」今日
之事.必須敵我分明。凡是屬共匪或傾向共匪之人,無論他有什麼官職何身份,應
當站在共匪的陣營那邊去。「在黑白分明的極端話語占絕對優勢的1948年  ,
自由主義者的懷疑、模糊、相對的灰色話語似乎己無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時,再一次涉及蕭乾,他被指為《新路》的主編,自應負主要
責任。蕭乾1946年3月懷著投身於戰後中國的文化建設的熱忱,從倫敦趕回中
國,做著20後(1966年)的中風將成為「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上」
的「盛世」的「玫瑰好夢」,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不瞭解中國的「國
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寬容的理想,卻陷入了中國複雜的政治、思想、文化,
以至人事的網絡之中。在一陣惶惑之後,他想起了還在歐洲採訪時聽到的關於蘇聯
肅反的事,以及戰後匈牙利紅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長瑪薩裡克
自殺事件,隱隱感到自己的命運與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外;他於是決定以《擬
丁·瑪薩裡克遺書》的形式對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對自己的攻擊作出回答。他借著
已成為亡靈的瑪薩裡克之口.談到自己關於「從美國新政以後.人類生活的社會主
義化已成為定局」的信念.中國以及世界「可以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的「癡想」,
談到在無情的現實面前「一個政治哲學的碰壁,一個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
認「和衷共濟走不通」的事實。但他依然要堅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時宜的理想,而
「委託時間來仲裁」。他這樣寫道:「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
願同時進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洩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即便成功了,
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作用是讓人存了戒心。為了對自
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了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
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
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存。
「——儘管如此.蕭乾前述」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上「的」盛世「理想,
仍然決定了他在一定的條件下,與左翼合作的另一種可能性。

    可以說經過4、5、6三個月較量,學生運動在校園內外,都得到了絕大多數
人的同情與支持。學生與教授(包括相當部分的自由主義教授)達到了一種共識:
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全體人民變本加厲的經濟剝奪與政治壓迫,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國
家對民族獨立自由的威脅,必須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重建一個人民民主的
新政權新國家,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首先「要爭取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自由,
然後個人的自由才有保障」。當國民黨政府於1948年8月在北平、南京、上海
等地各校進行大搜捕時,幾乎整個學校——不只是進步的或中間派的教授,甚至連
馮友蘭這樣的曾經與國民黨有過種種關係的教授,以至學校當局,都以各種方式來
掩護學生。  8月18、19日兩日,國民黨「特刑庭」連續給清華大學發來兩份
「拘提名單」,要求學校把所列學生交給他們審判。梅貽琦校長讓人把學校回復
「特刑庭」的公函製成大字佈告向全校公佈。——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
錄如下:「昨接貴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發庭審第二十六號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簽發、
拘提本校學生XXX等六人,檢附名單一份,囑將該生等交案以憑訊辦等由,附名
單一紙,准此。經查,XXX一名,本校並無此人,XXX一名,已於上學期退學
離校,XXX……三名,均於上月畢業離校,至XXX一名,因暑假期內末在校中,
相應函複查照。複查昨日(十九日)由貴庭送交本校傳票十三張,計被傳學生XX
X等二十六名,囑為送達等由,查其中XXX……等六人已畢業留校,XXX一名
業已休學,XXX……三名本校並無此人,至其餘XXX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
行止不定。茲准貴庭接名傳訊,當經依次派員前往該XXX等十六人宿舍內代送貴
庭傳票,惟均不在.未能送達,除已佈告各該生返校後即行領票到案外,相應函複,
並希查照為荷。」據說,同學們看了,都啞然失笑。

    (此文原載於《文藝爭鳴》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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