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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
葉聖陶1948年8月日記（摘抄）
8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蘇聯遊記》。是書為馮仲足所譯。書中吉蘇
聯建國將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產生一種新人。此觀點殊為扼要。書凡三百餘
頁，將徐徐看之。
11日（星期三）晨早起，與墨步行至車站，……七時開行，九時到蘇。……
出站即登預雇之大木船，艙極寬敞。……十二時開宴，菜多而精。所謂船菜名手，
本不多，今以生計艱困，堪此享受者越沒落，若輩早已歇手。默庵設法覓得三人，
使臨時復員一天，及成此局。據謂此調恐將成《廣陵散》矣。餘飲黃酒約半斤。小
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蓮蓬。各買之。
13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曬臺上相呼，言頃見報載，佩弦於昨日上午十一
時後逝世矣。嗚呼，三日來唯懼傳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無言。
16日（星期一）叔湘書來，雲「倒下去的一個個倒下去了，沒有倒下的只有
勉力多作一些事」。並主張佩弦所編《高級國文讀本》一二兩冊出版逾萬冊以後，
酌提授價百分之二，贈佩弦家屬。友情皆可感。
20日（星期五）報載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幣制，此是大事。其法為發行金圓券，
收回法幣。金回一元抵法幣三百萬元，其總發行額為二十億元。最大之金圓券為一
百元．合法幣三億元。餘不明其究竟，直覺的想，此是極度之通貨膨脹耳。……以
殺絕對外行觀之，此殆百無一是，竭澤而漁，益苦人民，謀國者豈宜若是耶！
25日（星期三）下午，觀新出版黃裳之《舊戲新談》。我店系購其現成紙版，
頗有錯字，兼為校對。此書於舊劇甚為內行，而議論編劇與劇中人物，時有妙緒，
餘深賞之。
31日（星期二）夜間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勞時軌覺後腦作
脹，或可稱本強之感，雖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勞甚則此感沿背脊而下，至於尾閭。
於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醫家釋之，此是何因也。
1948年8月，東北軍事戰場處於大決戰前的相對沉寂狀態，文壇上卻出人
意料地掀起場大論戰：《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個人主編的《文化報》與中共東
北局宣傳部領導的《生活報》之間，為8月15日《文化報》一篇社論，展開激烈
論爭。在唇槍舌箭、交鋒正激之時，《生活報》的報頭畫上出現了一隻「鐵拳」—
—從此，這只「鐵拳」就不斷地出現在新中國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成為
一種象徵物。但在當時，它的猛然出現，卻使人驚然。蕭軍當即問道：你們是不是
「欲使蕭軍及《文化報》」「身為齏粉」？……
即使是40年後的今天，讀者與研究者也會為這場「論爭」（無論如何這只是
場文字、口舌之爭）從一開始就充滿如此濃厚的火藥味，而感到驚奇；這究竟是怎
麼一回事？
「事情」得從延安時期說起。——或者就從收在《蕭軍紀念集》裡的這張照片
說起吧。這是1938年3月21日蕭軍第一次來到延安時拍的；不知為什麼，每
回看到這張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時期作家蘆焚筆下的那條「漢子」，他「拄著行仗，
走下山來」，「那裝束一看便知道是涉過千山萬水的老行腳。但所帶行李卻萬般輕
簡，肩際僅斜掛了尺把長的一個小包，其中不過是些薄衣單襪，另有一雙半舊的鞋」，
「那鎖在眉宇間的，也許不妨說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許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雙眼
睛，那純黑的眼睛，定住時能自己發光，若是一霎，簡直是在打閃」。這是那從曆
史的深處一路走來，懷著物質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永遠跋涉著
的「流浪漢」，蕭軍正是其中的一員。他來延安，是為尋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
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與陳雲、李富
春、成仿吾等中共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裡的
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回蕩胸間，
使蕭軍終身難忘。蕭軍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
「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也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
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
意義上，他們也都是「精神流浪漢」，那種不息的追求與豪放不拘的氣質，和蕭軍
確有相通之處。蕭軍來到延安，自然有一種親切感。但和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他找
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
「聖地」永遠只在「遠方」（「彼岸」、「別處」）．如同魯迅《過客》裡那「聲
音」總在「前面」呼喚著人們一樣。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
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這樣．1938年蕭軍來
到了延安，不久就離開了延安；1940年又因為不堪忍受國民黨專制統治，再度
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蕭軍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來，開始時仍沉醉于延安自由
的空氣裡。於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聽到從蘭家坪山腳下傳來的歌聲．那是蕭
軍和另一位畫家張汀，一個男中音，一個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們向太陽向
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那舒展自如
的歌聲裡仿佛有只自由的精靈在飛翔。蕭軍甚至興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來，親自
設計、定做了一件俄國式的襯衣（「魯巴式克」），紫重色的，繡上白色的花邊，
胸前還紮上綠樹枝的圖案，真是漂亮極了。這一切都使得蕭軍在當時的延安顯得很
特別，這種特別其實是孕育著危險的，蕭軍卻毫無知覺，繼續無忌地使著他的野性
子。以後成為胡風分子的劉雪葦至今也還記著一件事：一天，他從張聞天那裡出來，
見警衛連的戰士和蕭軍吵架。近前一看，蕭軍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問起來，原
來是蕭軍認為當他路過時，有戰士在山上諷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這回他要找那
個戰士「決鬥」。劉雪葦認為這件事表明蕭軍沒有「不屑與大老粗鬥」的知識分子
的優越感，留戀於「血氣之勇」，這或許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強調與工農相結合的
延安，卻是夠「出格」的。但蕭軍卻要求入黨了，並且與當時的中央黨校副校長彭
真有過一次意義重大、意味深長的談話。彭真問他：「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
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做到具體
服從嗎？」蕭軍一口回絕：「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
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
服的弱點！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E省得給黨找麻煩！」這裡所展現的是集權的，
秩序的，規範的要求，與「流浪漢」個體獨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間的衝突，
它幾乎決定並預示了蕭軍今後的命運。蕭軍也逐漸發現了他與延安的某些不和諧之
處，並再次產生了「離去」的念頭，後在毛澤東的勸說下又留了下來。蕭軍還寫了
《論同志之「愛」與「耐」》，作為「意見」交給毛澤東，其中心意思是呼籲同志
間的「說服，教育與理解」，並強調要「隨時隨地和醜惡與不義」，包括革命隊伍
內、外及自己心裡的「撒旦」作戰。此文經毛澤東審閱刪改後發表於1942年4
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上；但12年後卻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
其人其文前後態度的不同，其實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內在矛盾的。作為一個
反叛者，一個精神探索者，毛澤東顯然是欣賞蕭軍；但當毛澤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
序，並要求維護這種秩序時，就很難再容忍蕭軍這樣的永遠的反叛者。蕭軍在延安
時期發生的種種衝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這裡。最初的衝突，是由於王實味
事件引起的。王實味事件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的，被認為是由誰（「党」還是王實味
這樣的「知識分子」）「掛帥」的原則問題，自有一種特殊嚴重性。蕭軍本與此事
無關，是偶然跟著別人去參加批判工實味大會，看到會場上多數人圍攻王實味一個
人，就當場喊了起來，在會後路上仍無顧忌地批評對王實味的批判是「往腦袋上扣
屎盆子」。這番話被彙報上去，就成了蕭軍「破壞批判大會」的罪名。蕭軍立刻寫
了說明真相、表明態度的《備忘錄》，上交毛澤東，還拿到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魯
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這就犯了「眾怒」，據說有丁玲、周揚、陳學昭
等黨內外七名作家輪番上陣，與蕭軍展開了一場大舌戰。大會主席吳玉章站起來勸
解說：「蕭軍同志是我黨的好朋友，他今天發了這麼大的火，一定是我們有什麼方
式方法上不對頭，大家以團結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評吧！」蕭軍聽了大為感動，
當即表示：「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你們是不是也該考慮
一下你們的百分之……」，話未說完就被丁玲頂了回去：「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
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
牛一毛……」。蕭軍拍案大怒，說：「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
絕不依附你那個『牛』；你那『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後咱們就他媽的
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1943年，蕭軍因與所住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所長的一次衝突，真的丟掉「國家幹部」的身份，到延安鄉下當了農民，過起不受
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來。後來毛澤東派自己的秘書胡喬木去看望蕭軍，他才又回到
了延安。這樣，經過整風，延安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開
始（或完成）了「歸依」過程；而蕭軍則依然故我：還是個精神流浪漢，不馴的野
馬。
抗戰勝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蕭軍隨大軍回到東北老家，也算是「衣錦
榮歸」吧。他在哈爾濱一地連續作了五十天群眾性演講，一天一場、兩場以至三場，
受到了異乎尋常的歡迎．又在中共東北局宣傳部資助下，創辦了魯迅出版社及《文
化報》，自任主編，報紙報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發行量迅速達到每月七、八千
份。對這一切，蕭軍是滿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卻不想危險已經向他逼近。也有好
心的朋友曾提醒過他：在群眾中影響太大，並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雖然也是
延安來的，但你不是個共產黨員啊！」一語道破了實質：這是一個「党領導一切的
時代，任何獨立於黨之外的個人在群眾中的威信，都會被看作是向党」奪權「：領
導群眾之權。前述毛澤東所說的」誰掛帥「，講的就是這個原則問題：蕭軍與王實
味所犯的是同一個大忌。何況蕭軍無論在演講與報紙發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傳他
自己那一套：」不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至作為一個『人』，全應有它的自尊
心，不能夠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思想、觀點、
認識以至主張強加於人「等等，這都是典型的」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話語，在這
個需要樹立」革命話語「的權威的時代，輕則是」不合時宜「，說嚴重點就是在爭
奪話語領導權。天真的，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者的蕭軍自然不會懂得（想到）這一
切，但他卻要為這」不懂「付出代價。1947年夏，哈爾濱又有一份報紙創刊了，
名叫《生活報》。和《文化報》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報頭是紅色的，而且是
用純白報紙印刷的，與《文化報》灰不灰、黃不黃的紙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當時
蕭軍的感覺中，竟然有」孔雀與烏鴉相比之勢「。同時得知這家報紙是由中共東北
局宣傳部主辦，以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為領導，主編則是30年代」國防文學「派
的劇作家宋之的。《生活報》創刊號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邊框推出題為
《今古王通》的短文，借著說隋末的一個」妄人「，來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幫襯自
己，以嚇唬讀者「，」迷惑「」群眾「的」今之王通「：其矛頭所指是再清楚不過
的，這是一次出示」黃牌「，也是蕭軍朋友所說的」反奪權「的信號。但對政治一
竅不通的蕭軍卻仍然讀」不懂「向他傳來的明白無誤的信息，還是以他所熟悉的」
五四「個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維去理解與處理他與《生活報》的衝突，僅僅看作
是宋之的等個別人對他個人的攻擊，並立即進行反駁，希望通過正常的爭論來明辨
是非；而根本意識不到宋之的們所代表的是中共一級黨組織的意志，要求他的是無
條件的服從與自我改造，而不是爭辯，和同時期的胡風犯了同一性質的」歷史性錯
誤「。蕭軍既不聽招呼（儘管是由於不懂），接著來的便是無情的公開揭露與打擊：
1948年8月26日，《生活報》發表社論，題目是《斥（文化報）謬論》，抓
住《文化報》紀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論中的一句話（」各色帝國主義，
一一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同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來而不往非理也》，文
章涉及俄國僑民與當地中國居民的衝突），以及蕭軍寫於1945年抗戰勝利時的
舊體詩中」萁豆之煎「一語，給《文化報》及其主編蕭軍戴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
「、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
「」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由此開始，《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
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有組織、有領導、
有計劃的大規模聲討。但蕭軍仍不覺悟，還是堅持」這不是黨的意旨，我與某某人
不能完，將來到中央見了毛主席，誰是誰非一定能弄清楚「，進而以他無所顧忌的
慣常態度，痛加反擊，什麼」『帽子滿天飛』主義，隨便鍛煉人罪的主義，這全是
封建社會、過去偽滿、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鉗舌
閉口、俯首吞聲，企圖造成一『無聲的哈爾濱或解放區』「等等。在他的批判者們
看來，這自然都是在與整個黨對抗。於是有了最後的」攤牌「：1949年5月，
先由東北文藝協會作出《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最後是中共
中央東北局發佈《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給蕭軍作出了」用言論來誹謗人民政府，
誣衊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的組織結論，並警告說：」如
果蕭軍堅持他的錯誤，那麼他的荒謬言論，就將成為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被
中國人民推翻以後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從而」完全自絕于人民的文化
行列「，這裡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根據中共東北局的決定，從1949年
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長達三
個月的」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蕭軍一
人，成了建國後無間斷的全民性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
這次大規模批判的具體組織者、時為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劉芝明寫有《關於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的長篇大論，算是理論上的「總結」；後來
與前述兩個「決定」、《生活報》的批判文章，並以「蕭軍在《文化報》放出的毒
草」作為「附錄」，合編成《蕭軍思想批判》一書（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今人重讀爭論雙方的文章，可以明顯地看到兩種不同的「話語」的對峙，蕭軍所堅
持的「五四」啟蒙主義的話語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例如，蕭軍曾這樣告誡年輕人：
遇到人生的曲折，「一點不要呻吟，更不要訴苦，至於希望別人的同情，這乃是弱
者的行為，我們，應該做一個強者」，這本是典型的「五四」個性主義話語；批判
者們卻認為這是在宣揚「極端個人主義」（或謂「個人英雄主義」），與一切依靠
「集體（階級，人民，共產黨）」、「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人民的利益」的「集
體主義」相對抗。蕭軍在《文化報》上發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損人利
己的人心」，這顯然是在發揮「五四」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批判者則說他「專心搜
索太陽中的黑點，加以擴大、醜化」，是「對解放區人民的誣衊和攻擊」。蕭軍對
「五四」人道主義精神的堅持，在批判者的筆下，成了「（宣揚）小資產階級的超
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至於蕭軍對「五四」愛國救亡主題的繼承
與發揮，更是被批判者視為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
「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如此等等。這裡展開的
正是一場「話語權力」的爭奪戰，批判者嚴厲指責蕭軍「向革命陣營中散佈反動思
想，企圖渙散與破壞我們的統一意志，混亂我們的思想戰線，削弱我們精神上理論
上的統一與集中」，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其結果是爭論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
經濟權力，根本剝奪了對方的話語權，以維護「精神理論」上的絕對「統一與集中」，
樹立「革命話語」的不容置疑的權威：這樣的結局與解決方式，影響是深遠的。
人們在回顧這場爭論時，還會注意到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中的一段話：
「當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所壓迫的時候，蕭軍曾經反對這種統治；但當真正建立了
新的統治，這種統治服從於人民的利益，而並不服從于蕭軍之流的個人利益的時候，
蕭軍就轉而反對人民的統治了」。判決蕭軍「反對人民的統治」，顯然不符合事實
；但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實質性的，即知識分子與「新的統治（政權）」的關係。這
在1948年是一個迫待回答的現實政治問題，無論是知識分子自身，還是新政權
這一方，都是如此。這也是這場爭論的要害所在。我們由此而注意到了蕭軍與批判
者的一場論戰：先是《生活報》在批判蕭軍對蘇聯的態度時提出：「我們必須無條
件的擁護蘇聯，信仰蘇聯，尊重蘇聯」；蕭軍則反駁說：「我們——中國人——擁
護蘇聯是『有條件』的」：「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二，蘇聯是世界上首
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誼……對待被壓迫民族——首先是中華民族——的國家」；
「只有在這兩大前提條件下，中國人民，世界人民，中國共產黨，世界共產黨，才
能『無條件』擁護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這裡所說，
自然不只是對蘇聯而已。它表明了蕭軍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立場與原則：他
們對一切——國家，政黨，政權，學說……——的擁護、信仰、尊重都是「有條件」
而非「無條件」的。具體的說，蕭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政權，無疑是擁
護、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視為「反黨、反人民、反新中國」的政治上的
反對派，會引起他如此強烈的反感。但他的擁護、信仰、尊重又是有條件的：第一，
這是因為他認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所信仰的主義」是「正確」的，
「那些真正的好的共產黨員」的行為、作風、精神使他沒有任何「懷疑」：這是他
獨立觀察、思考，自覺選擇的結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後，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對
中國共產黨繼續持支持的態度。第二，他在「擁護、信仰、尊重」的同時，仍然
「不滿」於「黨內個別的惡劣現象和個別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獨立批評（以至批
判）的權利，他在無端遭到批判以後，更要堅持的，也正是這樣的權利。在他看來，
「擁護」與「批評（批判）」並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第三，如果擁
護對象本身發生了質變，從而失去了擁護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時反對的權
利。蕭軍的這一立場與態度是一貫的；而延安時期的中共及其領導是容忍了蕭軍的
這一「既擁護又保持獨立批判權利」的選擇的，因而儘管時時發生衝突，仍然與其
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但現在面臨新政權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論與精神、意志，
政治與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和統一，蕭軍這類知識分子依然要保持「獨立性」（儘管
對蕭軍而言是擁護前提下的獨立性），就難以再接受與容忍了。因此，批判蕭軍所
發出的「警告」不僅是針對蕭軍個人而己，這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開了「先例」的。
比如，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權下的言論自由問題。對此，前述東北文藝協
會《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中，有一個結論：「我們認為，所
謂言論自由與批評自由，是有一定的歷史內容和階級立場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
新中國，凡發表對人民有益無害的言論和批評，都應當有自由，如果某種言論和所
謂『批評』直接反對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蕭軍所發表的反動言論，則不應有自由」。
這又是一個「我們」體的權威判決，以後就成了無需討論的前提。其實這一前提恰
恰頗為可疑甚至是危險的。因為它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言論自
由」的尺度，這是一個非法律的，帶有濃重意識形態性質的標準，對它的解釋具有
極大的彈性與主觀性，任何掌權者都可以根據這一標準所蘊含的「我說你有罪（違
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邏輯，剝奪任何異己者的言論自由。蕭軍的批判
者劉芝明自己在2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這同一邏輯推向了審判台：
這樣的批判者難逃被批判者的命運的悲劇，在共和國的歷史中恐怕也不是個別的。
東北局《決定》中最後一條是：「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
對於蕭軍，這一條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蕭軍夫人王德芬後來的《蕭軍簡歷年
表》裡所描述的那樣，「紙張來源停止了，銀行貸款取消了，《文化報》各個分銷
處不准代辦了，各學校單位不許訂閱了」，在「各種行政手段」的干預下，不僅
《文化報》被迫停刊，連蕭軍自己也只得老老實實地按組織「安排」到撫順煤礦去
「改造思想」。這正是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國家管制
一切的體制下，離開了執政者的物質支持，知識分子是什麼事也不能做的，面對強
大的，無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幾乎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選擇。在這意義上，蕭軍個
人主持的《文化報》的停刊，是一個象徵：從此作為「自由職業者」的知識分子已
不復存在，所有的知識者都成了國家的雇員，他們的精神勞動也被完全納入了國家
計劃的軌道——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的8、90年代才有了新的變化。
對蕭軍的批判，開創了一種「大批判」思維與「大批判」文體，劉芝明的長篇
「總結」即是一個代表作。所謂「大批判」思維是指這樣一個思維路線：先判定被
批判者有罪（或者僅根據有限的材料，上綱上線，定下某個罪名），然後再四處搜
集罪證，就象那懷疑鄰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樣，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裡，
都是「別有用心」，從字裡行間去搜尋罪惡性動機。於是，或「張冠李戴」（把蕭
軍小說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當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
「掐頭去尾」（如蕭軍在《新年獻辭》一文中列舉了許多錯誤傾向，表示「無論黨、
政、軍、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對之列」，批判者將「有犯之者」這一限制詞刪去，
就變成對整個「黨、政、軍、民」的全盤否定與誣衊了），或「移花接木」，甚至
「偷樑換柱」（如《文化報》曾發表過一篇《丑角雜談》，文中有一句：「在丑角
當權時，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隨便淩辱的『屍醜』」，這本是泛指一種社會現
象，批判者卻把「在丑角當權時」一語改裝成「共產黨盡讓那些『丑角當權」』，
然後作為作者的觀點大加討伐），如此等等。這類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滿「革命
義憤」，其實是羅織罪名而無所不用其極，影響是惡劣的。
東北文藝協會的《結論》中的一段話也頗引人注目：「既然中國的進步文藝界
還是以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居多數」，「中國的反革命勢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種
程度上反映于進步文藝界中的某些不穩定的分子」，據說這是「階級鬥爭中的一種
現象」，大概也就是後來經常說的「新動向」吧。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的特別警惕，及對「進步文藝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這都是不祥的預告。在一定
的意義上，南方（香港）對胡風的批判與此時北方發動的對蕭軍的批判，是互相配
合的。蕭軍的命運正在等待著胡風。
蕭軍本人對這場毫無思想準備的大批判的反應，自然是人們所關注的。東北局
的《決定》曾談到蕭軍「開始作了某種承認錯誤的表示」，但又說「這種表示還只
是口頭上的避重就輕的」。據說蕭軍曾拒絕在東北局的組織結論上簽名蓋章。在8、
90年代，對蕭軍當年的種種表現，有許多具體而生動的回憶或追述。據說劉芝明
在準備寫那篇批判長文時，需要蕭軍過去的作品當靶子，蕭軍便主動提供。劉寫好
了文章給蕭看。問：「覺得怎麼樣？」蕭軍搖頭笑了：「不怎麼樣！」「為什麼？」
「若是我批判蕭軍，就不這麼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還有什麼老鷹、
獅子等凶獸，但凶獸畢竟不是吧兒狗！你還記得吧，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願喂
鷹喂虎，也不給吧兒狗吃，養肥了癩皮狗亂鑽亂叫，可有多麼討厭！」以後批判聲
勢越來越大，蕭軍又對劉芝明說：「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飯，少睡一個鐘頭覺，
我都佩眼你！」劉說：「你跟共產黨耍什麼硬骨頭！」蕭軍反問道：「那麼共產黨
淨需要缺鈣質的軟骨頭嗎？」蕭軍離開瀋陽去北京時還對劉芝明說：「咱倆的帳沒
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後咱倆再算。你的報紙白紙黑字，油墨印的，擦
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樣，二十年後再看！」還有人回憶說，蕭軍的老友曾預言，
蕭軍受批判後只有三條路，一是自殺，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寫不出東西來。蕭
軍偏不服氣，在受了處分，去瀋陽的火車上他照樣呼呼大睡，鼾聲如雷，後來他硬
是寫出了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這些，或許都是事實，或許帶有若干「野
史」的成分，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但即使是後者也是反映了人們的一種情緒與願
望：歷史上大多數知識分子實在是太軟弱了。
最後，還有一點余文。這是蕭乾（他與蕭軍同是1948年文壇上最引人注目
的人物）回憶的：大批判的熱潮中，香港地下黨也組織了一個批判蕭軍的展覽，邀
請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參觀。蕭乾說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專欄』」：「罪證」
是用紅筆圈起來的一張《文化報》，周圍是一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嚇人的
標語，以及怒斥蕭軍「狡辯」、「抵賴」的批判文章。他一邊看，一邊心裡在發抖：
儘管他此時已經「投向人民」，但仍心有餘悸。這時他聽見有人在小聲議論：究竟
是有新聞檢查制度好，還是沒有好。一個人說：「沒個檢查制度，你只要寫錯一個
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禍！」而蕭乾卻暗暗決定：從此再也不要寫社論。
（此文原載於《文藝爭鳴》1997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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