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煌·我們的犯罪(2)

我們的犯罪(2)

　　依然等候在馬桶旁邊，我很悵惘，原先找有許多話要說，象平常教課時對學生演說一樣，我是一向對穿西服戴眼鏡的學生老著面皮的，但我那時竟沒有一點的勇氣，我是個犯人，我只想怎樣開脫我的罪，能夠馬上被赦免就謝天謝地，所以也不敢這樣反問著，「為什麼拘留我的呢？」也不敢這樣自供著，「象這種看書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這樣含默著，巴給著是最聰明不過的。

　　被拘押進來的人，並不減於走近圖書館的，漸漸的一個一個由傳達室升到馬桶間了，我們又只得退回傳達室聽候發落，等了許久，命令下來：

　　「審問過的，要取保。」

　　雖然為著這命令傳達室起了小小的紛亂，卻不曾將命令擠動過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頂開恩的，可是星期日誰預先等在府上以備人們來請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著看書的罪的，誰有膽量和資格來作保呢？路遠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將怎樣呢？犯人是得關著啊，保人誰給去找呢，這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吧？於是，我馬上有了主意，我要來碰碰釘子看。我看見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區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樣瞧他不起，意識慫恿我謙卑的走近他，說：

　　「巡官怕不認識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號，您住在三十號，我們是貼鄰，我在商務印書館作事，為著到圖書館去看書，不曾進圖書館的門就給拘押起來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緊，星期日可就為難了。巡官可以給我證明一下嗎？我們出去之後，有什麼事可隨傳隨到的。」

　　「這件事我們不管的，全是黨部裡的人主辦，我們區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過的，看書也並沒有錯，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說完，走進巡官室，看樣子他沒有把我們當下流的囚犯，況且既經攀上了一門「貼鄰」的親戚，我同老鄒就老著臉皮，大膽跟進房，巡官並沒拒絕，不過對跟著我們進來的那位犯人卻沒有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過了，巡官敬了茶煙，將那天在街上的電杆上撕下的「打倒××總司令，」的標語攤在桌上，隨即又搓了，然後開始暢談著。他說貼標語沒有用，到處捉人也沒用，他說他幹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塊錢一月，不夠花的，有家小，區長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長原薪八十塊，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官老是四十塊。他沒有在社會上多事過，全是聽命令辦事，誰也不得罪，這次抄查圖書館他也沒有去。辦公沒有日夜的，有時不留神就會把性命送掉，誰高興幹這苦差，人要吃飯，沒法兒的。在軍閥底下作事，在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飯吃，不過於今總算好一點，要是徐國梁當警察廳長時代，他想補一個兵也補不上，難道憑本事當不上一個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說話還槍斃。於是他搖頭表示對時事的灰心，隨即談到作證的事，他又說事情全歸黨部裡辦，假使他是一個別的人，隨便怎樣都可以盡力。最後等跟我們進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聲說等其餘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說說，隨後他去了，許久之後又轉來說黨部裡的人不答應，以為我們既是好人，為什麼不能找人保呢，沒有辦法啦，他又赧然的搖頭。

　　老鄒是找不著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個不愛出門的同事，巡官給了紙筆，我寫好了，他吩咐一個屬員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來啦，好象初幹這事兒的，面色不自然，我將他介紹給巡官，給老鄒，然後把詳情說了，他一口承擔下來。巡官就帶我們回傳達室，叫那寫字的小官兒在保人的名片上寫了取保所應說的話，保人又回去取了圖章，蓋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見過黨部的人，於是許可了，巡官用手一揮，通知了站崗的，於是我們和巡官握手，走出守衛線，那時候，太陽快和上海作別了。

　　「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保人詢問著。

　　「誰知道？我們只去看看書，老鄒還是第一次去，而且只敲了兩下圖書館的門。」我說。

　　除了唏噓之聲而外，大家只是垂頭踱著回家的路，順便到保人家謝過恩，我和老鄒各自歸家了。

　　沒有回答妻的「在什麼地方逛了這末久」的質問。我頭腦昏沉的把自己往床上一擲。丟開由那圖書館借來的一本討厭的《窄門》：只靜聽在心門敲著的警鐘的音浪：

　　還看書！？還捐書！？蠢才。索興把頭顱也捐了吧！

　　一九二九，五，九。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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