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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我覺得編遣會議[1]是資產階級反攻的形勢產生出來的。在其中,封建階級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會中,裁兵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兩方都沒有讓步,矛盾更加利害。民族資產階級未得到勝利,或者要利用一時機來實現這一工作。因此,我們可以說,蔣系在編遣會議中是失敗。不過他也有兩點作用:(1)欺騙更加厲害;(2)更明顯的只有戰爭才能解決這些矛盾。武裝衝突還是加緊的。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有兩方面,一是對封建階級,一是對革命勢力。在浙江,改良主義宣傳特別厲害。封建階級的改良主義之發生,主要的是和資產階級爭群眾,而不在消滅革命,這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的。我主張通告可以不發,因為總的形勢與前無根本不同處,黨的任務也無變更,這個通告仍不很明顯。再一些材料在黨報上發表。漢口的水案[2]是重要的問題,我以為可以單獨發一通告。我們應抓住機會來擴大運動。桂系在漢口反日運動還是積極的幫助的,因為這于英是有利的。同時英國也有關係,僅知反日而非反整個帝國主義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知道這一罷工是給日本以大的打擊,同時我們也可以料到國民黨一定要出賣罷工。我們要使漢口工人明瞭這一前途,同時要告訴全中國工人來幫助,中央須為此事發通告。楊常事件在刊物上可以發表。

  (二)中國產業發展的問題,我們只可以說是局部的恢復,不能說是有發展。

  (三)在聯合富農中原包含著反富農的鬥爭,這是很重要的,專談聯合或打倒都是不對的。這點通告中是說到但還有一點毛病,這點是比較難使下級同志瞭解的。我們要解釋明白,並要特別連貫的說出來。通告中還要具體的說明才好。武裝領導非常重要,應如何將武裝領導轉到貧農手中。

  (四)我覺得對於他們的錯誤是指示得很詳細的,但以後如何做的指示比較少,且太原則,應具體指示才好。暴動之後的工作是特別困難的,如在浙江就看此問題。我以為這點也應具體指示出來,今天我仍提不出許多具體辦法出來。在浙江討論中,我即指出往往在鬥爭起來後忘記了發展黨的組織,忘記了吸收積極的分子,這點是非常之重要的。失敗後在群眾中可以發展小的組織,失敗後群眾當然是比較消極的,我們一定要在這些小組織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小的鬥爭之領導是非常的重要,因為要幹就大幹的觀念普遍存在著。和平發展的傾向要糾正,但亦不能誤解,如認為發展的過程中也是和平發展,這可以走到不發展。對暴動區的幹部一定要調動。

  (五)自己供給黨用,目前還不能做到,但要作這個宣傳。因為如一變化怎樣辦呢?這種是非常之必要的。關於機關方面原則是很好的,還有一點各機關物件要造冊子。

  [1]編遣會議,指1929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軍事縮編會議。這次會議,表面上是裁兵,實際上是蔣介石企圖擴充自己的武力,削弱其他軍閥的武力。

  [2]水案,即水杏林慘案。1928年12月17日,駐紮在漢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炮車,將黃包車工人水杏林撞傷,後因傷重死亡。當時,國民黨政府曾向日方提出抗議,要求賠償並嚴懲肇事人員,但日方置之不理。1929年1月9日,漢口的受日方雇用的華工三千七百多人舉行罷工。國民黨對這次罷工的「支持」,乃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的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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