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縣團匪慘殺農民的經過|彭湃

花縣團匪慘殺農民的經過(1)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一）

　　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幾天廣州的報紙，都載有花縣民團勾結土匪焚劫農村姦淫婦女慘殺農民的新聞。接著廣州市到了一批花縣的難民——農民協會的會友，紛紛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省黨部等各機關請願，尤其是在中央黨部請願時，難民報告慘狀經過不禁痛哭流涕。中央黨部即令國民政府出兵前往保護，國民政府譚主席[1]以軍隊未能派出以前，允許廣州市郊及南海、番禺農民自衛軍前往赴救。即由中央農民部秘書陳克文、省農會常務委員羅綺園兩同志到總司令部領取命令，總司令部參議伍觀琪出會，謂花縣民團與農團械鬥，雙方都有勾結土匪，內容異常複雜，中央農部及省農民協會的報告未免單靠一方，有失事實，農軍赴救，萬難許可，但政府現在又無兵可派，只好靜待設法解決。陳、羅兩同志以為政府派兵既不可能，農軍自救又不可得，只好讓農民給民團土匪殺個淨盡罷了，卒無結果。但中央農民部省農會仍努力為花縣農民請命，再三催促政府。總司令部乃決定派國民革命第一軍第二十師六十團第二營前往制止，並中央農民部發起一調查委員會，由中央農民部派鄧良生，省黨部農民部派王嶽峰，省農民協會派彭湃，團務委員會派關元藏，總司令部派伍觀琪組織之，並以鄧良生為主席。

　　九月一日上午八時，彭湃同王岳峰同志到廣西會館去找鄧良生關元藏伍觀琪等一齊到黃沙車站去搭車，這是根據昨日之約。可是廣西會館裡面的傳達看我不是官界中人，懶替我們傳進去，在門口等了半點鐘之久，武裝的護兵二人先從內面跑出來，關元藏同志、鄧良生同志出來，還有三位身穿長官軍服的不相識，後頭跟著手執駁殼槍的四個護兵也一齊出來。關同志看見我們就說：「到齊了，一齊去罷。」這三個長官，中央一個是高級長官，約五十多歲，身很長而瘦的老頭子。他的臉甚小，架著不甚新式的金絲眼鏡，鬍子約三四分長，他身上穿的軍服大概是滿清時代用過的，縫在衣領上的紅色布徽，因不合國民政府的時宜割去了，還留著些紅毛可以認得，上衣長差不多要過膝，裝著許多污穢的油膩，他的軍帽好像楊劉變叛時的敗兵掉下的。全身處處都表現一種衰形，絕不像個革命軍人。關元藏同志介紹我見他說：「這位是伍觀琪先生，總部的參議。這一位是彭湃先生。」伍觀琪說：「彭先生聞名久了，可未曾會過面。」再由伍觀琪的介紹，才知道一位是吳騰，總部的特務員；一位是魏堯勱，江村民團講習所的教練，現在總司令部任綏靖股員，這兩人都是老伍的隨員。我們一齊至長堤搭電船仔到黃沙車站，由黃沙車站搭車至西村，第二十師六十團第二營營長雷德率兵由西村上車，乃一直至新街車站。我們在車上和伍觀琪談話，伍對我說：「這次花縣民團與農團械鬥，兩方面都有土匪，原因甚為複雜，兩方面都應該繳械。」我說：「對的，民團裡面有土匪固然要懲戒，農民協會裡面有土匪更要加倍懲戒。何以呢？因為農民協會是國民黨所指導，國民政府所扶植的，是不應該有土匪的。可是農民協會方面總找不出有何土匪的證據出來，我這次是奉省農會的命令專來找土匪的證據。」伍說：「對咯！你親去看看就會知道。」他又接著說：「彭先生在東江辦農團是辦得很好哩，到底做些甚麼事？」我說：「在東江為海豐的農民協會辦得差不多許多年了，他最重要的工作為改良土地和穀物，次為發展農村教育，再次為種植小松，現在通通都收了效果。」伍說：「那麼才對！農團是應該這樣做，我本想在我的鄉村這樣做的，不過自己做不來，請彭先生將來到我的鄉村去指教一下吧！」我說：「將來是應該去的。」

　　汽笛響了數聲，車已到了新街站，各人都下車，第二營的軍隊駐在新街第三區黨部，伍觀琪與其隨員及團務委員會關元藏同志等，住在某茶居樓上，即遣人送信與花縣縣長。是晚在茶居晚膳，在未開膳以前，我們與伍關雷王鄧等曾磋商明日怎樣進行。伍觀琪謂：「明日軍隊全部先赴平山駐紮，然後由雙方派出代表來調停。」彭湃謂：「民團的大本營在平山，我們軍隊一直開去，未知有無誤會，恐怕打起來怎麼辦呢？」伍搶著說：「不要緊，我早通知了他，我可負責包無其事！」吳、魏兩隨員當然表示贊同。雷營長手執著一張地圖說：「現平山與九湖村雙方是對敵，我們軍到平山恐怕農團（即農民協會）誤以為是幫民團，到九湖村恐怕民團誤以為是幫農團，倒不如擇一個中間的地點田螺湖村暫把兵駐紮，然後開一連到平山，開一連到九湖村，雙方一齊彈壓，派出代表解決，較為妥當。」中央農民部代表鄧良生團務委員會關元藏省黨部農民部代表王岳峰諸同志都贊同雷的主張。伍又說：「不要緊，我們帶了總司令部佈告來，我們先送到平山九湖村去，斷不會雙方誤會的，喂！把佈告取出來」。隨員魏堯勱君將總司令佈告取出，大家圍著一看：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佈告　第　號

　　為佈告事，疊據報告，花縣民農兩團發生衝突，頗有蔓延各鄉之勢。現值北伐期間，後方治安最關重要，經政府明令武裝團體，不得擅啟糾紛，今該民團農團等竟敢抗令，互相殘殺，為禍地方，殊堪痛恨。除派軍隊即往制止外，並由本部特派專員前赴肇事地區，認真查辦，毋稍偏縱，以儆澆風而杜效尤。仰該民團農團等，一體凜遵，毋違切切此布。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　總司令蔣中正

　　大家都說好的，早些送去。伍觀琪不敢再主張全部先開到平山去。可是我的心裡覺著一點懷疑：就是這次確實劣紳土豪匪党地主利用民團，乘北伐後方空虛的時候，進攻農村的革命勢力，即破壞農民協會的組織，為甚麼總司令部佈告說是民農兩團發生衝突？明明是農民協會的會員被民團槍殺，為何說是互相衝突？並且農團這個名稱，完全是民團送給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的，因為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衛軍是孫總理所扶植的，與大元帥宣言命令所保障的，故一般劣紳土豪貪官污吏不願用農民協會及農民自衛軍的名稱，概呼為農團，如日本不呼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呼為支那，呼中國人為南京蟲，一種藐視之表示，差不多成了慣例。所以我思疑這佈告或者是根據民團的報告吧！我並自慰自己說事實總是事實，事實先生總會為無靠的農民一一洗雪的！

　　少頃飯菜好了，大家都飽了一頓而散。

　　雷營長回至營部，即下令明日六時開膳，以便早點出發。雷營長是晚和鄧良生與我宿在區黨部的一間二樓的房子，我和他談了三小時的話。我說：「雷營長這次到花縣去解決民團與農民衝突的事件，我有幾句話貢獻。我是農民協會的代表，我說的話你可不必盡信，你一調查便知道。並且請雷營長不可站在民團或農會的那一邊說話，是要站在本党國民革命的前途，即革命的觀點說話。倘民團的舉動是合於革命的，有益於國民革命的，我們就擁護他。倘農民協會的舉動不合於革命，有破壞革命的進行，我們是應該嚴辦農民協會，我雖是農民協會的人，我是這樣主張。不過我敢用頭顱來擔保花縣農民協會是革命的，現在是被反革命的劣紳土豪利用民團壓迫得可憐不過的。明明是鄉村間反革命派向革命派進攻的事實，說做民團與農團械鬥——衝突！伍先生兼說民團也有土匪，農團也有土匪，這是一件多麼冤枉的事呵！想必雷營長都已知道，不必我來多說的。」

　　雷營長：「我未來時，廣州報紙關於花縣的新聞我已經看過，但事實怎樣，仍是這次去調查才知道。至說到民團的組織，是劣紳土豪所利用包辦的東西，當然是壓迫農民的工具，農民協會是根據總理在日所頒佈的章程，經黨的指導而組織的，當然是革命的機關。我們從第一次的東征，以至於楊劉之變，二次東征以直至於北伐，都是農民來幫助才得到勝利。我們要想革命成功，是要全國的農民都起來才有保障的，我不但對於花縣這問題是不偏不倚的站在革命的觀點上去處理，就是我們在香山剿匪時候，香山的民團不是本身是匪，就是包庇和勾結土匪的，我絕不客氣把這些民團長槍決了很多。可是過後很多人告我們六十團如何慘殺無辜，我們總是不理，連報紙上也不去聲白一句，因為我們是革命的，只有站革命的觀點去做事，顧不了人家的反對和咒駡的。否則革命的觀點站不穩，一點事都做不通，說甚麼革命呢？我當然是有把握的。」

　　我說：「總理和廖黨代表[2]他一生的經驗，就是能夠用革命的眼光觀察和評判一種事實，他就是把革命派團結在自己一邊去反對反革命派。可是我們黨裡現在仍有一部分人暗地裡去擴大民團的組織，去扶植民團來與總理的遺產農民協會對抗和破壞，這真可痛心！如果這樣可以做，總理在日，已經老早定出商團鄉團的政策了，還主張甚麼工農政策呢？當日商團何等的勢大，差不多陳廉伯可以做廣東皇帝，加以商鄉聯團，勢力甲於政府的軍隊，為甚麼總理不去採用這些勢力，而倒不要他，反來打倒他呢？就是我們總理與廖黨代表認清他們是反革命的，只有反革命派才要這勢力。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團是反革命的，革命是例外；農民協會是革命的，反革命是例外！」

　　雷營長：「彭同志，你說錯了！民團是反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革命是沒有的，農民協會是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反革命是絕對沒有的！」我說：「雷營長的觀察更深切了，的確是不錯。」

　　雷營長：「伍先生是何等樣人，你同他很相熟的嗎？我看他的樣子有點懷疑。」我說：「伍先生他是總司令部的參議，他在總司令部很有權柄的，他從前是民團長，是民團的先輩，現在仍做江村民團養成所的所長，平山的民團，他有許多學生在內。這個人如何，我不敢說，請你看看他的行動，便會知道詳細！」

　　「呵！怪不得他要主張軍隊一直到平山，並敢包無事哩！」雷營長這樣說。

　　「……」

　　彼此仍談了一些無甚相干的話，「夜已深了，我們明日要早起，睡吧！」我叫營長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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